高瑜：十三大鄧小平要一個人給黨當婆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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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部按語：今年是胡耀邦先生去世 35 週年，是八九民運和六四大屠殺 35 週年，也是鄧小平打倒中共十三大選舉出的總書記趙紫陽 35 週年。高瑜女士抓住十三大到六四屠城這短短三年的歷史，寫出中共高層驚心動魄的鬥爭，這場鬥爭不存在個人恩怨，而是存在於黨和人民關係的定位上的根本分歧。
這短短三年的歷史，35 年後繼續影響著中國人的現實命運。
1987 年，是中共改革開放歷史上重要的一年，也是十二大常委、中央軍委主席、中顧委主任鄧小平費盡心思，深思熟慮大操大辦的一年。這年秋天中共要換屆，要召開 13 大。
鄧小平處心積慮拿掉十二大總書記胡耀邦
1987 年 1 月 10 日中共高層以中顧委名義召開“生活會“，到會的有中顧委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國務委員、人大黨員副委員長、政協黨員副主席、以及中央軍委各大部門的首長和黨中央各部的部長。完全具備了文革大批鬥的架勢。鄧小平、陳雲沒有到會，李先念在上海。“生活會“由薄一波主持。連續開了六個上午，其中有一天是整天。鄧力群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系統地批判了胡耀邦不聽鄧小平招呼，長期放任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
生活會最後，胡耀邦作了一個檢查發言，承認自己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講到最後情緒非常激動，聲淚俱下。
1 月 16 日鄧小平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以舉手通過的方式批准了胡耀邦的辭職，並推選趙紫陽為代理總書記。趙表態“不適合做這個工作“，不過也沒有拒絕，因為這是鄧小平的安排。
拿掉胡耀邦，這是鄧小平拿掉華國鋒之後，蓄謀已久的第二次政變。
1 月 4 日上午 10 點，鄧小平在家裡召集趙紫陽、陳雲、萬里、楊尚昆、薄一波、王震、彭真開會。給大家傳閱一封胡耀邦要求辭職的信。胡在信中表示：幾年來主持工作不夠謹慎，內事外事都辦了許多糊塗事。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軟弱無力，旗幟不鮮明，助長了自由化思潮的氾濫，做了一些壞傢伙的保護傘。鑒於錯誤嚴重，請求讓他下來，清理思想，向黨作出交待。
傳閱之後，鄧就說應該同意胡的辭職，當時會上沒有人表示不同意見。，鄧又安排趙紫陽、薄一波、楊尚昆、萬里四人主持常委工作。趙紫陽建議應該有胡啟立，因為胡啟立當時是書記處常務書記，鄧也同意。這就是十三大之前由趙紫陽作組長的五人小組的成立經過，先於“生活會”。
再往前推，1986 年 12 月 30 日，鄧小平召集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李鵬、何東昌到他家裡，就 1986 年 12 月，一些城市鬧起學潮。上海鬧得很大，不僅上街遊行，而且衝擊了市政府，講了一篇話。他說，這次學潮不是偶然的，是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放任的結果。他點了方勵之、王若望的名，並且責問耀邦，他早就說過要開除王若望的黨籍，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辦？對處理學潮他主張採取堅決的措施平息，甚至可以採取專政的手段，沒有專政手段是不行的。把學潮的責任，完全歸到耀邦的身上。總書記在他眼裡不過是個呼來喚去臣子。鄧小平這天的講話，成為 1987 年中央 1 號文件，各級黨組織都準備“運動“了。
早在 1985 年 5 月 10 日下午 胡耀邦在中南海與《百姓》半月刊社長陸鏗進行長達兩小時訪談。陸鏗將全文發表在《百姓》上，其中有：陸鏗：你為什麼不趁鄧老爺子還在的時候，把軍委拿過來，你當軍委主席。如果不是這樣，將來軍方頭頭反對你，你能控制這個局面嗎？耀邦回答：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這個訪談在中共高層引發極大反響，鄧小平認為很出格，還讓楊尚昆找原文看看。
1986 年夏天在北戴河，鄧小平就對楊尚昆等一批政治老人說：“我犯了一個大錯誤，就是看錯了耀邦這個人。”這是帶結論性的一句話，並向老人們透露他的決定：“十三大胡不能再連任總書記了。”
使得鄧等不到十三大就拿下了胡耀邦，在於 1986 年 9 月的十二屆六中全會之後，他找胡耀邦作的一次談話。
胡耀邦在六中全會上，搞出《精神文明決議》，經歷了胡耀邦、陸定一和鄧力群、胡喬木、王震、薄一波等一場加不加“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激烈爭論。最後鄧小平講話：“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也最堅持，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不管它什麼時候用過，誰用過，無關重要。”等於一錘定音，胡耀邦不得不退讓，決議加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是受到黨內外的歡迎。
六中全會後不久，鄧小平找胡耀邦談話，他對胡說：到十三大時，他要辭去政治局常委和顧問委員會主任（沒提軍委主席），由耀邦來接任顧問委員會主任，總書記由年輕一些的人來擔任，這可帶動一大批老同志退下來。這個談話，被社會流傳為“鄧小平十三大退休，胡耀邦舉雙手贊成。”
看來，胡耀邦沒有領會鄧小平談話的用意，與次年 3 月鄧對趙紫陽同樣談話的結果大相徑庭。也可以說，胡沒有通過老鄧對他的考驗。致使 12 月的學潮，就成為生活會的導火線。
趙紫陽在反自由化聲浪中防止擴大化
1987 年元月胡耀邦倒臺，趙紫陽在“反資產階級自由化聲浪中“接任代總書記職務，第一個任務，就是開展全國範圍的反自由化鬥爭，當時形勢下不反是不可能的。而鄧力群、胡喬木、王震、薄一波這股強大的勢力，包括主張計劃經濟的陳雲、李先念，要乘反自由化來大肆批判三中全會的路線，要否定改革開放政策。趙紫陽首先要頂住這股勢力，他必須把主要精力，主要心思，用在如何防止這場反自由化的鬥爭像”反精神污染“一樣擴大化。控制、限制左的勢力借反自由化來反對改革開放，以左反所謂的右。
趙紫陽首先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關於當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若干問題的通知》（1987 年 4 號文件），明確提出“這場鬥爭著重解決根本的政治原則和政治方向問題；嚴格地只限制在黨內進行；而且只限制在政治思想領域進行。不聯繫經濟改革的政策，不聯繫農村政策，不聯繫科技政策，不聯繫文學藝術風格等問題。這場鬥爭在農村不搞，企業和機關只進行正面教育。反自由化必須以三中全會的路線為準繩，不得採用過去搞運動那套左的做法。“
1987 年的春節是 1 月 29 日，春節也是串門拜年，傳遞資訊的時節。而以中共中央名義下發“4 號文件”，還待 1 月 28 日下午政治局會議通過。為了讓中央精神春節前下達到各級黨組織，1 月 28 日上午趙紫陽在懷仁堂召開在京的中央黨政軍群各部門負責人會議，並作一篇講話，對這次反自由化的範圍、政策、重點、方法再一次申明，特別強調“三中全會以來規定，今後不搞運動。現在我們反自由化，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在一開始，就要把可能發生的一些偏差，主要是左的偏差先提出，加以防止。“
次日春節，趙紫陽在春節團拜會上發表講話，指出要堅持三中全會路線的兩個基本點。他再次強調，反“自由化”不搞政治運動，嚴格限於中國共產黨內，而且主要在政治思想領域中進行。城鄉內外各項政策不變。全面改革不變，對外開放不變，對內搞活經濟不變，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政策也不變，不僅不變，而且要努力做得更好。
2 月 6 日，鄧小平找中央五人小組到他家，充分肯定了趙紫陽在春節團拜會上的講話；“這個講話講得很好，你們要支援紫陽的工作；你們這個小組要工作到十三大；當前的改革開放，不是搞急了，而是搞穩了。”
但是趙紫陽的幾篇講話和中共中央 4 號文件，一直被鄧力群、胡喬木、王忍之（胡耀邦下臺之後，鄧力群推薦他代替了胡耀邦親選的中宣部長朱厚澤）等，視之為束縛。他們認為這是反自由化中束縛手腳的框框，是保護搞自由化的人，很快就把趙紫陽作為代替胡耀邦的主要對手。”
趙紫陽對“反自由化”處理人，也做了嚴格規定
鄧小平一再主張對黨內一些搞自由化的人作出嚴肅處理。王震等其他幾位老人也是如此。反自由化一開始，鄧小平提出要開個名單，鄧力群、胡喬木幾個人就提出一個開除出黨的 10 人名單，想乘機把這些人置於死地而後快。趙紫陽在制定中央四號文件時，為了少傷害一些人，對如何處理在反自由化中犯錯誤的人作出了嚴格的規定。文件提出：“需要在報刊上點名批判和組織處理的，只是個別公開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屢教不改而影響很大的黨員，並且應經中央批准。還指出，對有些持系統錯誤觀點的人，可以在黨的生活會上進行同志式的批評，允許保留意見，採取和緩的方式。”
趙紫陽對 10 人名單採取書記處開會逐一審查，盡量拖延開會間隔時間，一次只討論幾個人的策略，依照 4 號文件 10 個人中保下 4 個：于光遠、張光年、蘇紹智、孫長江。前三個人都是趙紫陽反對開除黨籍，直接保下的。孫長江書記處討論要開除黨籍，聶榮臻知道了給中紀委書記陳雲寫了個條子：“孫過去在科技日報工作表現不錯，建議不要作這樣處理。”陳雲同意。趙紫陽借機在文件上寫了一段話：“其他有些人的處理，也應當按聶帥、陳雲批示的精神來考慮。”
必須處理的六個人分兩期公佈，其中吳祖光開除改為勸退，王若水開除改為除名。
反自由化中，鄧力群的班子主要是書記處研究室，他們搜集材料，把誰在什麼時候講了什麼話摘錄出來，作為錯誤言論。他們開出名單，報中紀委提出處理意見，再上報書記處。他們當時準備一批批搞下去，一批批地開名單，一批批地上報。不難想像，這樣下去不知要處理多少人。很快鄧力群一夥又向中央提出點名批評思想界 12 個人名單。
在批評胡的生活會上，有些老人提出所謂“團派”問題，說耀邦重用“團派”的人。趙紫陽認為這個問題如提出問題就太大了，建議他們無論如何不要提這個“團派”問題，不要提耀邦搞宗派的問題。趙紫陽當時就說，青年團本來就是要向党輸送幹部、培養幹部的。但這個問題並沒有解決。鄧小平 1987 年 3 月也說，看來耀邦在幹部問題上確實有個圈子。鄧力群的 12 人名單裡文化部長王蒙是胡耀邦提拔的。鄧力群早就把他看成是自由化的代表人物，趙紫陽堅決不同意，他對鄧力群、王忍之說：“王蒙不能動。”還有《人民日報》社長錢李仁，也是青年團出身。在《人民日報》比較開明，鄧力群也要乘機把他換掉，趙紫陽也沒有同意。
鄧力群把矛頭直接對準“中央政改辦”
1987 年初，鮑彤領導的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辦公室駐地中辦廠橋招待所，又進駐了一個新成立的“寫作班子”，是鄧力群要求中宣部組織的“反擊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中央寫作組”。由中宣部理論局局長盧之超負責，連篇累牘在報刊上發表大批判文章。很快，該組就有了“廠橋大批判組”的別名。
中辦的廠橋招待所，“中央政改辦”包了三層，“中央大批判組”包了二層，儼然成為“兩個基本點”的對立和寫照。
鄧力群的思想界 12 個人名單，將中央政改辦四位負責人之一的嚴家其（時任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所長）作為追查的重點對象。胡喬木和鄧力群都曾經親自向趙紫陽提出要求，讓嚴家其離開中央政改辦。政改辦成立的時候，趙紫先找了胡喬木，說：“小平要我成立一個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下面要設一個辦公室，請你推薦個人，推薦個學者。”胡喬木就推薦了嚴家其。嚴家其就這樣成了中央政改辦的負責人之一。”可現在，胡喬木又出爾反爾，趙紫陽沒有理他們。鮑彤還為此寫了一個報告給紫陽，說嚴家其同志是社科院政治學所所長，這段時間在我們這裡工作，工作很好，很起作用，有人說他是自由化，不存在這種情況。“報告送給趙紫陽以後，趙紫陽批給了胡喬木、鄧力群。後來，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繩又打電話給嚴家其，要他回社科院參加反自由化“學習”，也被鮑彤拒絕。
12 人黑名單中，還有“政改辦“政治體制改革理論與原則專題組負責人的廖蓋隆、和該組成員原中宣部理論局局長理夫，胡喬木、鄧力群幾次想讓他們“回原單位參加‘反自由化學習’”，都因鮑彤的反對而沒有得逞。
3 月 10 日上午，鄧小平召開陳雲、李先念、趙紫陽等參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會上鄧力群向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直接告狀鮑彤主持的中央政改辦班子裡擔任負責人之一的嚴家其搞資產階級自由化。趙紫陽當即反駁，“嚴家其沒有問題，他反自由化很積極。”鄧小平也沒有講話。
看到搞下面的人不能得逞，鄧力群直接向鮑彤發動攻擊。1987 年 5、6 月份，鄧力群批轉給趙紫陽一封信，信是鄧力群的部下梅行（時任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副主任）寫的，揭發趙紫陽的秘書鮑彤有政治問題，說中央政改辦主持日常工作的陳一諮接受了美國“索羅斯基金會”的資助。而索羅斯與美國中央情報局有聯繫。索羅斯到中國來，鮑彤會見了他。事實是陳任所長的國家體改委下屬中國經濟體制研究所，接受過索羅斯的科研經費資。
鮑彤為此給趙紫陽寫了個報告，詳細敘述會見索羅斯的經過：“索羅斯訪華時提出要見我。我為瞭解他的背景情況，特意發了個電報給我國駐美國大使館，詢問索羅斯的情況，以及他和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關係。大使館回電說沒有什麼關係，索羅斯對中國很友好，並建議我見一見他。在這個情況下我會見了索羅斯。“趙紫陽把鮑彤的這個報告又批轉給了胡喬木和鄧力群，並批給中央五人小組其他領導、中央書記處成員“閱知”。
鄧力群、胡喬木對“中央政改辦“的攻擊，是想從他們身上打開一個缺口，以證明趙紫陽重用“自由化”分子，進而證明趙紫陽主持的政治體制改革研討是在搞“資產階級自由化”，離間和削弱鄧小平對趙紫陽的信任，徹底搬掉趙紫陽這個他們反“自由化”的最大障礙，再搬倒了趙紫陽，政治體制改革就可能無疾而終。
1987 年 4 月 28 日，趙紫陽與鄧小平作了一次長談。向他彙報了幾個月反自由化鬥爭之後，大氣候已經起了變化，自由化言論佔領輿論陣地的情況也基本改變過來了。而在一些人中間，以左反對改革開放、借反自由化來否定改革開放的論調仍然甚囂塵上。這種氣氛與把十三大開成改革開放大會的要求極不協調，必須從現在起著重宣傳改革開放這一面，為十三大的勝利召開作好輿論準備。趙紫陽的意見得到鄧的贊同。他要趙好好準備，最近就這個問題講一次話。實際同意了“反自由化“告一段落。
注：本文採用的事實，來自趙紫陽《改革歷程》、鮑彤系列文章、杜導正《趙紫陽還說了什麼》、吳偉《80 年代政治體制改革的台前幕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