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卑斯之鹰：六四与今日中国（上）
三十六年前的那个夜晚，天安门广场上响起了阵阵枪声。从那一刻起，中共政权与人民之间最后一丝和平协商的可能不复存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也由此走上了一条无法回头的路径——不是通往宪政与法治的国家，而是回归到了以暴力与恐惧维系统治的现实。从此，镇压不再是应对危机的非常手段，而成为国家机器日常运作中的潜在常数；而人民，也从名义上国家的主人，沦为维稳体系的对象。
六四事件并非在那一天终结，六四的影响持续至今。它不仅杀死了当年广场上的青年，也摧毁了中国本可走向制度文明的历史可能性。更严重的是，它开启了一场至今仍在深化的国家性遗忘工程——一种以系统性噤声、教育灌输与高科技信息封锁为武器的“记忆灭绝”机制。这种机制的目的，不只是让人们遗忘六四，更是让一代又一代人学会如何不再提问、不再怀疑、不再相信历史中曾存在另一种更有尊严的可能。
到了 2025 年，中国早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个同时拥有超级权贵、超级富豪和超级维稳体系的区域强国。三十六年前那个夜晚留下的血痕，却未曾被历史冲刷干净。它潜伏在每一部被审查的教材中，每一个被删除的帖子里，每一位被禁声的讲述者身上，更深刻地刻印在中国社会对政治冷感、对权力顺从、对自由恐惧的集体心理结构中。
这篇文章不是为了纪念一个“旧事件”，而是一次历史的清算，一次道义的追问。六四在中国现代史上的意义，从来不只是“政治镇压”，它是政权彻底暴露自身本质的临界点（如果在那之前暴露的还不够的话），是政治改革公开废止的转折，更是一个大国的制度人格永久受损的时刻。在这个距离 1989 年已有三十六年的时间节点上，我们必须重新发问：那个夜晚之后，到底是谁赢了？谁败了？又是谁，在沉默中失去了继续做人的资格？
六四终结了中国和平转型的最后可能
在整个 20 世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1989 年的天安门事件本可能成为一个全新的起点——一个通往宪政改革、制度理性与国家重建的历史契机。然而，这一转机未能到来，反被中国共产党以血腥镇压的方式亲手掐灭。在那个春夏之交，历史曾短暂地为中国敞开一扇通往和平演进的门，但中共选择以枪炮作答，使这扇门轰然关闭，留下的，是一个民族错失的转型路径，以及整个社会政治空间的冻结。
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变革欲望。随着经济松绑，知识界、共青团系统及部分党内改革派曾一度寄望通过有限而渐进的政治改革，实现对毛泽东式极权主义的制度性修正。胡耀邦与赵紫阳的政治遗产，正是建立在对民主法治、新闻自由、党政分离等理念有所接纳的基础上。特别是在 1980 年代中后期，伴随反腐呼声高涨、官僚体制僵化加剧、城乡矛盾凸显，中国社会对深层制度改革的期待日益强烈。在这样的背景下，1989 年春天爆发的学生运动并非偶发事件，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聚合点。它集中体现了社会精英与底层群众对公共参与权利的追求，也暴露出体制内部已无法自我调和的巨大张力。
然而，中共高层最终未选择改革，而是选择了清场。当面对那一代最优秀的青年——那些以理性、克制、和平方式表达诉求、呼吁对话的广场人群时，政权展现出的并非是理性和智慧，而是一种根植于极权政治文化的深层恐惧：对一切脱离控制的组织、言说与自我意识的恐惧。这种恐惧促使中共断然动用武力，把原本仍可通过协商、制度妥协乃至领导更替化解的局势，强行导向流血与屠杀。坦克碾过的不只是人群，更是中国走向制度理性的一切可能。
更根本地说，六四之所以构成中国现代政治史上的关键断点，在于它清晰宣告了一个基本立场：中共政权宁可发动国家暴力，也不愿接受任何形式的权力分立、问责机制或民间自发表达空间。这一立场不仅体现在 1989 年当晚的清场命令中，也贯穿此后三十余年，以更隐蔽、更系统的方式持续展开。六四之后，中共全面收紧党内思想空间，瓦解原有“改革派”阵营，确立了“稳定压倒一切”的控制逻辑。在整个 1990 年代至 2000 年代，尽管经济腾飞，政治改革却陷入停摆甚至倒退——一整套以发展主义和国家主义为外衣的权力逻辑，取代了改革派曾短暂提出的法治愿景。
这场镇压的政治后果，并非只属于那一代人，而是对此后三十多年中国政治结构产生了深远而系统性的塑形作用。六四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被有意隔绝于公共事务的认知与参与之外；民间组织在萌芽阶段即被连根拔除；新闻从业者与学术界普遍陷入自我审查；“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政治文化逐步渗透进教育、媒体、司法与商业，成为维系日常秩序的基础。中国由此进入一个表面开放、实则封闭的“后六四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一切政治想象都被设限，一切不同声音都被预设为敌，一切制度演进的空间都被“维护国家稳定”这一权力话语所消解。
必须强调的是。中共之所以果断使用屠杀手段，并非出于仓促或恐慌，而是出于对权力垄断逻辑的深度认同。换言之，六四不是“改革中的意外”，而是对改革本身的有意识否定，是将一个“可能走向合作治理的中国”重新拉回“必须服从统治的中国”的关键转折点。它不是误入歧途，而是体制本能对民主苗头所作出的本能反应。
放在现代政治史的尺度上回望，六四与 1956 年匈牙利镇压、1968 年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和 1970 年代末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一道，标志着一个国家在关键时刻被导向独裁强化而非民主突破的悲剧分岔口。而六四镇压与其后的遗忘工程相结合，更制造出一种更深的后果：不仅人民失去了改变的机会，连反思失败的能力也被剥夺。在这个历史断点之后，中国真正失去的，是通向制度现代性与政治成熟的最后道路。
因此，六四的意义，从来不止于它的暴力本身，而在于它终结了中国和平转型为宪政国家的全部现实可能性。从那一刻起，所有体制内推动自由与改革的努力被宣判为徒劳；所有信仰程序与公民理性的倡议者被视为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而掌权者则以屠杀换取了政权续命，为往后几十年的政治黑箱、权力神圣化与记忆审判奠定了基础。
六四暴露了中共政权的反人民本质
1989 年春夏之际爆发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从根本上是一场青年学生对国家统治结构的和平质询。他们要求的不是暴力革命，不是推翻政权，而是以理性、合法、克制的方式，呼吁政府兑现自己曾宣称的政治承诺：反腐败、推进体制改革、保障新闻自由与言论权利。然而，正是这样一场“无可指责”的运动，触发了中共政权最深层的统治焦虑，彻底暴露出其从未真正将“人民”视为国家主权的主体。六四之所以以血腥镇压告终，并非因为局势失控，也非如官方所称受“敌对势力”煽动，而是因为运动本身触及了中共赖以维系统治的核心逻辑——权力不可质疑、组织必须控制、表达不得脱轨。这不是某种偶发的政治反应，而是建政以来就已深植于体制之中的制度性定律的自我延续。六四不是体制的崩坏，而是体制意志的极致展现。
我们必须清晰地指出，六四镇压是一场中国政治制度的本能反应。它以极端暴力清楚地传达一个基本信号：在中共的政治设计中，人民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主权拥有者，而只是可动员、可管理、可利用的“群众”，或者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人矿“而已。“人民”这一概念，从一开始就在中国政治语言中被工具化，它不是一个具备自主意识的政治主体，而是一个由党界定意志、选择声音、替其发言的被动客体。在毛泽东时代，这一机制依靠群众运动维持表面合法性；改革开放初期，则以经济增长转移政治焦点；而当面对六四这种要求制度性改革的行动时，它终于显出原形。
事实上，正是由于中共长期否认人民权利、强化对国家机器的垄断，任何未经授权的自发组织在体制认知中都被视为“敌对行为”。在这一逻辑下，自组织即不可控，不可控即构成威胁。因此，即使抗议是理性、和平的，没有引发实质性混乱，也依然必须被压制。镇压的决定，并非源于局势失序，而是根源于一种制度信念：未经批准的集体意志表达，本身就是对统治结构的挑战。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六四不仅揭示了政权在危机时刻的选择，还暴露出其统治体系的结构性反民主本质。自 1949 年建政以来，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一种以党代国家、以组织代人民、以意志代法治的高度集中体制。在这一体制下，权力不接受制衡，司法从属于行政，舆论服从于意识形态，军队归属政党而非国家。这意味着，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人民主权”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一个打着“人民”旗号实施统治的政权集团。
六四让这一结构中的所有虚饰顷刻破裂。官方长期宣扬的“人民当家作主”与“民主集中制”在枪声中破产，宪法所承诺的“集会、言论、示威自由”被坦克与子弹彻底践踏。中国政府一再自称代表人民利益，但在面对人民最基本的政治诉求时，却不惜动用机械化部队和机枪坦克，对首都实施军事镇压。这一行为，不能也不应被归咎于“政治误判”或“决策失当”，它必须被正确定义为：一次有预谋的国家暴力犯罪，一次通过制度化手段对合法表达实施消灭式打压的暴政。
这种对人民本质敌对的政治心态，并未随着时间淡化，反而在此后三十六年的治理中持续显现。中国政府从未就六四承担哪怕最基本的政治责任，从未向死难者家属提供真相与赔偿，从未对镇压的合法性进行任何公开反省。相反，政权在全国范围发动一场庞大的遗忘工程，以封锁、恐吓、刑拘与流放的手段，持续压制任何记忆与讲述的可能。这整套“国家暴力 + 国家遗忘”机制，构成了对“人民主权”原则的系统性背叛。
而今我们所看到的对香港公民抗争的镇压、新疆集中营的扩建、对异议人士与维权律师的跨境追捕，以及对公民社会、NGO 与独立媒体的系统性剿灭，都是六四政治逻辑的延续。中共非但没有从那一晚的血腥中汲取反思，反而从中提炼出一整套更加高效的维稳技术，更加成熟的群众控制体系，以及一个将恐惧、操控与遗忘有机整合的执政模型。
因此，如果说六四是一场政权对人民的战争，它同时也是一种制度本质的全面暴露。在那一刻，所有关于改革、合作、善政、宪治的幻想都被击碎；显露出的，是一个以延续自身权力为唯一目标、视人民为潜在威胁、并在关键时刻毫不犹豫诉诸国家暴力的体制。这一体制的合法性，并非建立于人民的授权之上，而是建立在对人民压制之后所制造出的“秩序幻觉”之中。
这，才是六四最重要的历史真相。
2025 年 5 月 23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