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又普先生杂文两篇

海外华人刘同学

我在海外生活多年，认识了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海外华人，我周围的华人社会好像是一个缩小版的中国。这里想向大家介绍其中的一位刘同学，这里用的是化名，因为文章目的仅是在讨论社会现象，不希望有人联想太多，甚至对号入座。

1982 年我在大连外语学院参加出国培训期间，认识了这位刘同学，他与我同级，专业不一样，我后来去了筑波大学，他则前往日本寒冷北方的 B 大学。博士毕业后，我漂泊到加拿大、美国，他则留在了日本，举家加入日本国籍，在日本南部的一所大学任教。刘同学的父亲曾是国民党中统局的一位底层小职员，1949 年遭到镇压，但因其级别太低，够不上枪毙或关押，就被“送交人民群众监督管理”，全家人都由此成了中国社会的“贱民阶层”。刘同学的童年时代正逢文化大革命，故而他非常凄惨，受尽同学的欺辱和学校的白眼，所有同学都可以指着他的鼻子说他是国民党特务的狗崽子。刘父对他说，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选对主子，他人生最大的失败就是站错了队伍，因此，他要求刘同学要永远听党的话、跟党走，不论父亲受到怎样的迫害，都要永远感谢党的恩情。

刘同学自幼聪明伶俐，智慧过人，不仅学习成绩傲视全校，而且为人非常成熟、老到，不论遭到什么样的欺辱，他都能忍辱负重。1977 年恢复高考，他当然金榜题名。大学毕业后他又成功地考取了公费出国留学生，是他们学校那一年唯一一位考取了留学生的毕业生，与我同期在大连外语学院集训，然后又一同赴日留学。刘同学一贯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坚决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时，刘同学这样的“国民党特务狗崽子”想要入党，半点门都没有。然而，1980 年代中后期是大陆环境和思想最为活跃和自由的一段时间，入党条件比毛泽东时代宽松了许多，有很多原地主、资本家都在那个时期加入了共产党，这使得刘同学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当时中国驻日大使馆任命他担任 B 大学的学生会领导职务，帮助大使馆管理留学生，刘同学受宠若惊、喜形于色，工作热情高得令人啧啧称奇！据 B 大学的朋友说，刘同学每个星期都要给大使馆打电话，详尽汇报留学生们的各种动态，以至于留学生们生活中的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大使馆都了如指掌。而且他总是喋喋不休地向人炫耀自己，说大使馆如何如何地信任他、重用他，以至于引起 B 大学的留学生们的警觉和怀疑，不愿和他多来往。

功夫不费有心人，经长期的努力奋斗之后，1987 年，中国驻日大使馆终于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他成为了一名中共预备党员。然而一个人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事情，只有他自己才最清楚。1988 年 3 月，我们一起博士毕业，按规定必须立刻回国效力，这时大使馆才发现几乎所有的留学生都不愿意回国。众留学生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使用各种方法继续留在海外。大使馆向刘同学及所有党员留学生们发出警告，如果不按时回国，必定开除党籍。刘同学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精打细算之后，仍然选择了留在日本，忘记了他公开宣称信仰的共产主义理想，抛弃了他为之奋斗多年、刚刚到手的党籍。若干年后，刘同学举家加入日本国籍，全家人改名换姓，成了真正的日本人。

感恩戴德——每个人一生中都会得到许多其他人的帮助，有良心的人应该感谢每一位帮助过自己的人，感恩是做人的起码道德。

2012 年在英国伦敦召开了奥运会，一位十几岁的中国女运动员获得一枚金牌。赛后记者采访了这位稚气未脱的女孩子。记者问她，获得这样的成就后最感谢谁？真是童言无忌，她不假思索地答出了肺腑之言：感谢我的父母亲！据报载，事后这位小女孩受到了责难：你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不是你个人的事情，你小小年纪就被送进业余体校，又被招进国家队，国家给你提供最好的训练场所和教练员，还给你发工资、发奖金。你应该首先感谢政府，感谢领导，感谢教练员！

1985 年至 1988 年，我在日本筑波大学计算机系攻读博士学位三年，认识了一位来自东京大学的刘同学，他与我同级，与我私交很好。他博士毕业后，在日本北海道的一所大学任教，并加入了日本国籍。还有一位王同学，也和我们同级。王同学博士毕业后到处漂流，最后定居在芝加哥，后来我们成了邻居。2006 年，刘同学携全家访问美国，在我家小住两日，宝贝儿子转眼间就从吃奶的小婴儿变成了大帅哥，并从日本东北大学毕业了。我叫来王同学，三人闲聊往事，不禁想起了 1977 年的高考。刘同学的父亲是黑五类，他从小就是“贱民阶层”，虽然他聪明勤奋，学习成绩最好，然而推荐工农兵学员，他没门。1977 年高考，刘同学时来运转，他们学校就考上他一个人，从此改变了他人生的方向。他对我们说，幸亏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恢复高考，才使他有机会上大学，他衷心地感恩政府。

王同学问他，今天你的儿子也考上了日本的东北大学，并且顺利毕业了，你们是不是因此也感恩日本政府？他们父子立刻答曰：“这是哪里的话，不，不用去感谢他们！”。王同学再问他的儿子：那你最感谢谁？他的儿子不加思索地答出了童言无忌的肺腑之言：“感谢我的父母亲！”

王同学问道，你们父子两人都考上了大学，都是知恩报恩的人，为什么感谢的人不同？刘一时语塞，答曰：“不知道，没想过。”。随后，王同学为刘同学讲述了如下的理由：

你的儿子是在日本长大的，你们作为日本公民，努力工作创造财富，按时纳税，是合法的纳税人。是你们的税金支持了国家，养活了政府官员，你们尽了你们作为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因此你们是国家的主人翁，你们当然有权利享受公民的基本人权，包括受教育的权利。政府官员仅仅是你们雇佣的员工，是你们安排他们为你们服务，维持社会的正常运作，所以你们没有必要去对受雇的员工谢恩。

在中国也是一样，是你们的劳动养活着政府，你们理所当然应该获得你们应有的基本人权。不是你们感谢政府，而是政府天经地义地应该为你们提供服务。文化大革命关闭全国的大学长达 12 年之久，这是对中华民族的犯罪，是对中国人民的犯罪，是对中国历史的犯罪。改革开放终止了这种犯罪，恢复了大学招生，把本来属于公民的权利归还了公民，这是进步的举动，应该表扬，但那是政府的本职工作，是起码的服务性工作，而不是一种恩赐，因为受教育乃是中国人本来就应该享有的基本人权。你和你儿子的差异就在于你们对人权的认识不同，一个人认为是自己本应有的，一个人认为是别人给予的。

刘同学当时听得面有惊色，后来他回忆道，那是他平生中第一次听到中国人民也应该有人权的说法，刘同学不无惭愧地承认，自己以前从来没有思考过自己的人权问题。

网友反馈：一个男人，只可以给自己的父母和妻子下跪，只可以对自己的老师鞠躬，绝对不应当对权贵与金钱低头。但如今，大多数人正好反了。什么时候中国人不再感谢皇帝了，才能算是一个人。只有平淡的时代，不需要英雄的时代，才是人民安居的时代。

海外华人王同学

我在海外生活多年，认识了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海外华人，我周围的华人社会好像是一个缩小版的中国。这里再向大家介绍其中的一位王同学，这里用的是化名，因为文章目的仅是在讨论社会现象，不希望有人联想得太多、甚至对号入座。

王同学曾经是我在芝加哥时的邻居，他在芝加哥北郊的一家公司就职，过着普普通通的中产阶级的生活。王的父亲曾是中共领导干部，级别相当高。王从小生活在北京的高干圈里，是一位“根红苗正”的接班人。工农兵学员毕业后，王曾经在中央党校教授过马克思主义课程，是一位很有水平的教官。恢复高考后，王同学又转学理工，八十年代末期前往美国中部的 D 城上学。

1989 年春天，北京发生大规模的学生运动，王同学在 D 城连连组织华人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学生，并且从海外华人手中募集了大批捐款。1989 年 5 月，王同学携带大批捐款，只身返回北京，他鼓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众多饭馆老板，让他们大量地把食品送进广场，免费送给学生，所有费用都由他一人支付。按照他的要求，众饭馆老板们送食品时都声称自己是自愿免费支援学生的，并且这些支援行动当时都上了报纸和电视。当然，像他这种“幕后黑手策划者”，当时就被秘密警察发现并跟踪监视。6 月 4 日镇压后，王同学当然很快就被逮捕入狱。那时他父亲已经过世，但母亲还健在。其母惊闻儿子入狱，勃然大怒，来到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家中大发雷霆，指着邓小平的鼻子大骂一通，邓连连道歉，以至于第二天王同学就被释放，改为家中软禁。两星期后，王同学悄然无声地离开北京返回美国 D 城，从此以后偃鼓息旗，不再参与政治活动。

王同学返回 D 城后，继续他的学业。毕业后在芝加哥北郊找到一份很体面的工作，移民、结婚、生子、安家、立业，成了我的邻居。他见多识广，经常来我家高谈阔论，给我讲述了很多我们老百姓不可能知道的高层领导们的生活故事，还讲述了很多共产主义理论的原本意义，使我眼界大开。他虽然是高干子弟，然而其观点却与国内正统大相径庭。还记得我在上一篇文章介绍过的刘同学吧？王、刘两位同学同时在我家作客聊天时，二人时常感到相互间有话不投机半句多的感觉。

刘王二位同学都是我的朋友，他们两人相反的表现很值得心理学家去研究。你把一个人当贵人来对待，从小给他优厚的待遇，他也有可能最终站在你的对立面。你把一个人当贱民来凌辱欺压，他也很可能对你忠心耿耿，侍奉终身。撇开政治不谈，列位看官中若有对心理学感兴趣的人，敬请分析一下这两种不同的心态。

后记：根据王同学夫人的口述，我从网上查到了王同学全家与邓小平全家的合影，世上万物，一物降一物，王同学的母亲的确是一位能够随意出入邓小平家的人物。

资料链接：

邓小平：https://baike.baidu.com/item/邓小平/116181?fr=aladdin

马克思：https://baike.baidu.com/item/卡尔·马克思/158728?fromtitle=马克思&fromid=161976&fr=aladd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