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云：《失忆人民共和国：重访天安门》书评：当记忆成为禁区（下）
第六章：“爱国者”（Patriot）
本章深入探讨了 1989 年之后中国官方如何巧妙地利用和重塑“爱国主义”话语，将其作为巩固执政合法性、转移社会矛盾、消解历史记忆的重要策略。林慕莲通过一个名叫高勇的普通中国人的故事，以及对中国社会各种“爱国主义”现象的观察，展现了这种新型“爱国主义”的复杂特征。高勇是一个来自东北的二手车商人，他积极参与 2012 年因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争端而爆发的反日示威游行，认为这是爱国行为，并对日本表现出强烈的愤慨。然而，当被问及对 1989 年天安门事件的看法时，他却表示“没有想法”，认为那些都是过去的事情，“向前看”更重要。这种对内“失忆”与对外“激昂”并存的现象，正是林慕莲所要揭示的“新爱国主义”的核心特征之一。
林慕莲分析指出，在 1989 年之后，面对意识形态的真空和执政合法性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开始大力推行“爱国主义教育”。这种教育的核心内容是将中国近代史简化为一部“百年国耻”史，强调西方列强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与欺凌，并将中国共产党塑造为带领中华民族摆脱屈辱、实现伟大复兴的唯一领导核心。通过这种叙事，党、国家、民族三位一体被紧密捆绑，任何对党的批评都可能被轻易地上纲上线，视为“不爱国”甚至“卖国”。这种“爱国主义”往往表现为一种对外的强硬姿态（尤其是在领土主权等问题上）和对内部异议声音的压制。书中提及了官方媒体对反日示威的默许甚至暗中鼓励，以及“中国梦”等官方意识形态话语的构建，分析了它们如何在民众中，特别是在没有经历过 1989 年事件的年轻一代中，产生广泛影响。
这一章深刻地揭示了“失忆”与“新爱国主义”之间相辅相成的内在联系：通过刻意遗忘或歪曲内部的历史创伤和矛盾（如六四事件、大饥荒、文革等），转而塑造外部的“敌人”（如日本、西方反华势力）和共同的“民族复兴目标”，从而达到凝聚民心、维护统治稳定、消解历史追责的目的。林慕莲还观察到，这种“爱国主义”有时会演变成非理性的民族主义狂热，甚至出现打砸日系车辆、抵制日货等暴力行为，而官方对此往往采取暧昧和纵容的态度。
第七章：“官员”（Official）
这一章提供了一个极为罕见且珍贵的体制内高层视角，主角是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曾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的鲍彤。鲍彤在 1989 年因同情学生运动、反对武力镇压，并在赵紫阳失势后不久即被秘密逮捕，成为因六四事件被判刑的最高级别中共官员。林慕莲通过对鲍彤及其儿子鲍朴（《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的编辑出版者）的深入采访，回顾了 1989 年春夏之交中共高层内部激烈的政治博弈和令人窒息的决策过程。鲍彤的叙述揭示了以邓小平为首的党内元老在整个事件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以及他们对学生运动的强硬立场和最终拍板武力清场的决心。与之相对，赵紫阳等党内改革派主张对话、缓和矛盾，试图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解决问题，但他们的声音在高层权力斗争中逐渐被边缘化，最终无奈失势。
鲍彤认为，1989 年的镇压不仅是一场人道悲剧，更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发展轨迹，使得邓小平在八十年代初启动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戛然而止，为后来的权力过度集中、官员腐败和社会矛盾激化埋下了深远的祸根。书中提及了鲍彤被捕的细节——在一次名义上是邀请他参加中央会议的召唤后，他被直接送往秦城监狱，开始了长达七年的牢狱生涯，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单独囚禁。出狱后，鲍彤尽管身处公安部门的严密监控之下（他幽默地称之为“麦当劳是我的办公室”，因为只有在那里他才能相对自由地与记者见面），仍坚持通过各种渠道发声，反思历史，批判时弊。
他的经历和观点，为理解 1989 年事件的深层政治逻辑、高层权力运作的诡谲以及事件对中国政治体制的长远影响，提供了宝贵的、来自权力核心内部的参照。林慕莲还通过鲍朴的叙述，展现了鲍家两代人与这段历史的纠葛，以及鲍朴在香港出版一系列关于中共高层内幕书籍（包括赵紫阳回忆录、李鹏日记等）所面临的压力与挑战，这本身也是对“失忆共和国”的一种反抗。
第八章：“成都”（Chengdu）
这是全书最具突破性和震撼力的章节之一，堪称林慕莲独立调查报道的典范。作者通过艰苦细致的调查和对多位关键亲历者（包括当时在成都的外国留学生、教师、外交官以及本地居民）的采访，结合对美国国务院解密外交电报、西方媒体的零星报道以及一份由当地党员秘密撰写的《成都“六四”惨案调查》手稿等珍贵文献的梳理，首次向英文世界系统、深入地揭示了 1989 年 6 月在四川省会成都发生的、此前鲜为人知但同样血腥惨烈的镇压事件。
与北京的情况类似，成都也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和市民抗议活动，学生们在市中心的天府广场（有巨大的毛泽东塑像）静坐示威。在北京的镇压消息传来后，成都的局势迅速恶化，愤怒的市民走上街头，与警察和武警发生了激烈冲突。林慕莲生动地描述了成都街头的混乱与暴力场景：示威者投掷石块、砖头，焚烧车辆；警察则动用催泪瓦斯、警棍甚至开枪镇压。书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对成都金江宾馆（当时美国领事馆也设于此）内外发生的暴力事件的还原。多位匿名的外国目击者（包括一位名叫金·尼加德的美国人，她拍摄了许多珍贵的现场照片，首次在本书中公开）向林慕莲证实，他们亲眼目睹了警察和便衣在宾馆院内对被抓捕的示威者进行残酷殴打，一些受害者被活活打死，尸体像“牲畜一样”被扔上卡车运走。这些证词令人不寒而栗，也解释了为何成都有“小天安门”之称。
这一章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有力地打破了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和公众舆论中关于 1989 年事件主要发生在北京的单一、固化叙事，雄辩地证明了那是一场波及全国多个城市的民主运动和随之而来的普遍性镇压。成都事件的“被遗忘”和“被掩盖”，更加凸显了官方“失忆共和国”工程运作的广度、深度和残酷性。林慕莲还采访了成都的遇难者母亲唐德英，她的儿子周国聪在 1989 年 6 月 6 日失踪，后被证实死于警察拘留期间的殴打。唐德英为儿子的死奔走呼号二十余年，其不屈不挠的抗争经历与北京的“天安门母亲”群体遥相呼应，展现了普通人在专制高压下维护亲情与正义的惊人勇气。
后记：“记忆的债务”（The Debt of Memory）
在全书的结尾，林慕莲再次回到天安门广场的场景，以首尾呼应的方式，重申了记忆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性。她引用了中国现代文学巨匠鲁迅在评论 1926 年段祺瑞政府制造的“三一八惨案”时所说的话：“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这句话如同一个沉重的预言，回荡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林慕莲认为，1989 年的幽灵从未真正远去，它依然以各种方式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官方试图用经济高速发展的成就来掩盖历史的创伤，并以“稳定压倒一切”为最高原则，严厉压制任何形式的纪念、反思和追责尝试。
然而，这种基于强制的遗忘和对历史真相的回避，并不能带来真正的社会和解与国家的长治久安，反而可能积累更深的矛盾，导致道德真空和人性的扭曲。作者认为，中国社会和执政者都共同背负着沉重的“记忆的债务”，只有勇敢地正视历史，承担责任，才能卸下包袱，走向一个更健康、更可持续的未来。她观察到，尽管官方竭力推行“失忆工程”，但记忆的火种并未完全熄灭，无论是“天安门母亲”的坚持，还是像陈光、鲍彤这样的个体反思，抑或是像成都事件这样被深埋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都显示了记忆本身所具有的顽强生命力。这本书的写作，本身也是作者对这份“记忆的债务”所尽的一份责任。她以一个外国记者的身份，试图为那些被消声的历史片段和个体命运留下记录，其最终目的，是希望唤起更多人对这段历史的关注和思考，因为正如书中所引述的一位天安门母亲所言：“如果我们放弃了，历史就会永远被掩盖。”
史料运用、客观性与创见
林慕莲在《失忆人民共和国》中运用了多样化的史料，其核心优势在于大量的口述访谈。她采访的人物身份多元，既有知名的政治人物、学生领袖，也有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士兵、市民和遇难者家属。这些一手的人物访谈，为本书提供了丰富生动的细节和强烈的临场感，使得历史不再是冰冷的数字和概念，而是充满了人性的温度与挣扎。特别是对陈光、张铭、吾尔开希、丁子霖、张先玲、鲍彤等核心人物的深入刻画，使得他们的个人命运与宏大历史背景紧密交织，增强了叙事的可读性和感染力。
在成都事件的调查中，林慕莲不仅依赖口述史，还参考了当时外国外交官发回本国的解密电报、西方媒体的零星报道以及一些罕见的中文资料（如一份手写的《成都“六四”惨案调查》报告）。她还发掘并使用了由金·尼加德（Kim Nygaard）等外国人在成都拍摄的、此前从未公开过的珍贵照片，这些影像资料为成都的血腥镇压提供了有力的视觉证据。这种多方求证、交叉印证的努力，体现了作者作为资深记者的专业素养。
然而，也需要指出，由于题材的极端敏感性以及中国官方对相关档案的严密封锁，作者无法接触到更深层次的官方文件和内部决策记录。书中对高层政治运作的分析，主要依赖鲍彤等人的回忆和一些公开出版的领导人日记（如李鹏日记，尽管其真实性和完整性存疑）。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事件决策机制的更全面探究。但考虑到现实条件，林慕莲已经尽其所能地挖掘和呈现了她所能获得的材料。
关于客观性，林慕莲作为一名长期关注中国人权和政治的西方记者，其立场和视角无疑是带有批判性的。她对中国政府在 1989 年事件中的处理方式及其后的“失忆工程”持明确的否定态度。这种立场贯穿全书，使得本书在情感上更倾向于同情受害者和抗争者。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本书缺乏客观性。林慕莲在叙述中努力呈现不同人物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例如她也写到了学运内部的矛盾和一些流亡人士的困境，并未将他们全然英雄化。她对“失忆”现象的分析，也指出了民众在某种程度上的“合谋”或出于现实考量的“主动遗忘”。因此，可以说本书是在特定价值立场下的客观呈现，其目标是揭示被遮蔽的真相，而非提供一种纯粹中立的学术分析。对于中国读者而言，这种来自外部的批判性视角，或许更能激发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
本书的创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系统性地提出并论证了“失忆共和国”的概念：虽然此前也有学者和作家关注到中国社会对六四的遗忘现象，但林慕莲将其提升到了一个国家工程的高度，并详细描绘了这一工程的运作方式及其在不同人群中的具体体现。
揭示了成都等“其他天安门”的存在：这是本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通过对成都事件的深入调查，林慕莲打破了以往研究和报道中过度集中于北京的局限，证明了 1989 年的民主运动和随后的镇压是全国性的，从而深化了对该事件规模和影响的认识。
多维度的个体叙事：通过士兵、学生、母亲、官员、流亡者等不同身份个体的故事，构建了一个关于 1989 年事件及其余波的立体图景，使得读者能够从不同角度理解历史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多样性。
对“爱国主义”话语的深刻剖析：书中揭示了官方如何在后八九时代利用和改造“爱国主义”，将其作为消解历史记忆、凝聚政治认同的重要工具，这一分析对于理解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具有重要意义。
在新发现和研究突破方面，除了对成都事件的挖掘之外，本书通过对具体人物命运的追踪，也揭示了一些此前不为公众所熟知的细节。例如，陈光作为戒严部队士兵的心理历程和艺术表达，张铭等留守者在国内的持续困境，鲍彤对高层政治的内幕回忆等，都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新的素材和视角。林慕莲将“失忆”本身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其机制、表现和后果，这在以往的六四研究中尚不多见，可以说在这一特定领域取得了研究上的突破。
为何推荐此书？
《失忆人民共和国：重访天安门》无疑是一部值得向广大读者郑重推荐的作品。首先，对于那些希望了解 1989 年天安门事件真相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提供了丰富而生动的历史细节和多角度的亲历者叙述。它不仅仅是对事件本身的重述，更是对事件如何被记忆、被遗忘、被扭曲的深刻探究。
其次，这本书对于理解当代中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林慕莲所揭示的“失忆工程”及其伴生的“新爱国主义”，是理解当下中国社会思潮、政治生态和官方叙事逻辑的关键。书中描绘的社会控制、信息审查以及个体在强大国家机器面前的无力感，依然是观察和理解中国现实的重要维度。
再次，本书的叙事方式引人入胜。林慕莲以其娴熟的记者笔法，将严肃的历史题材处理得极具可读性。她善于捕捉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命运的戏剧性转折，使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这使得本书不仅适合专业研究者，也同样适合对中国历史和现实感兴趣的普通读者。
更重要的是，这本书关乎人类普遍的价值追求：对真相的坚守、对记忆的尊重、对个体尊严的捍卫。在一个信息爆炸但也充斥着虚假与操纵的时代，林慕莲的这本书提醒我们，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何其珍贵。它让我们看到，即使在最压抑的环境下，依然有人在努力守护历史的真实，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希望。
当然，由于题材的敏感性，这本书在中国大陆地区自然是禁书。但这恰恰反衬出其价值所在。对于身处信息相对自由环境的读者而言，阅读这样一本书，不仅是对一段重要历史的回顾，也是对自身所处环境的一种反思。它促使我们思考：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历史的创伤？我们应该如何警惕权力对记忆的操纵？我们又应该如何在一个日益复杂的世界中保持清醒的认知？
总而言之，《失忆人民共和国：重访天安门》是一部充满勇气、智慧和人文关怀的杰出作品。它不仅是对一段特定历史的重访，更是对人类记忆与遗忘这一永恒主题的深刻叩问。它值得每一个关心中国、关心历史、关心人类命运的人去阅读和思考。在“失忆”成为一种常态的时代，林慕莲的这本书犹如一盏烛火，试图照亮那些被刻意掩盖的角落，唤醒人们对真相和正义的渴望。
2025 年 6 月 1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