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枫：评周杰荣《六四：1989年天安门抗议与北京屠杀》（上）
1989 年的春夏之交，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抗议活动以及随后的“六四”屠杀，无疑是中国当代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这一事件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政治轨迹，也在国际社会引发了持续的关注与讨论。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关于这一事件的全面、客观的学术研究，尤其是在中国大陆，长期以来面临诸多限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加拿大 Simon Fraser 大学中国近代史副教授周杰荣（Jeremy Brown）撰写的《六四：1989 年天安门抗议与北京屠杀》（June Fourth: The Tiananmen Protests and Beijing Massacre of 1989）一书，以其独特的视角、丰富的史料和严谨的分析，为我们重新审视这段复杂的历史提供了一面重要的棱镜。
一、作者简介
周杰荣是西方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社会史领域较为活跃的学者。他在本书的前言中坦陈，1989 年事件发生时，他尚年少，最初的印象主要来源于西方媒体的报道。然而，随着他深入学习中文、在中国生活并投身于中国历史研究，他开始接触到更多元的叙事框架，并对既有的认知进行反思。这种学术历程赋予了他一种既非亲历者（从而保持一定距离感）又具备专业历史学者素养的独特位置。周杰荣教授强调，他写作本书的初衷之一，是回应他的学生们（其中不乏来自中国的学生）对这一被官方刻意模糊的历史事件的浓厚兴趣和探究欲望。他力图摆脱以往一些叙事的局限，以更广阔的社会史视野，讲述参与者和受害者的故事，并探讨事件发生的多种可能性。
二、本书的主要论点
周杰荣教授在书中系统地阐述了若干核心且具有挑战性的论点。首先，也是贯穿全书的核心观点是，“六四”屠杀并非不可避免。为此，作者在每一部分的关键节点后都设有“另类路径”（Alternative Paths）一章，通过细致分析当时参与者和决策者面临的复杂选择以及他们所设想的各种不同可能性，有力地论证了流血冲突并非历史的必然宿命，而是特定选择和一系列偶然因素相互叠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次，本书致力于超越以学生为中心和以北京为中心的传统叙事。周杰荣教授认为，以往对 1989 年事件的叙述，往往过度聚焦于北京的精英学生领袖和天安门广场这一特定地点，而相对忽略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参与，例如工人群体的积极行动、普通市民的自发支持，以及全国其他地区此起彼伏的联动和反响。他试图通过更广阔的视野，呈现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民主运动及其被残酷镇压的全景画面。
再者，书中明确指出邓小平是镇压的最终决策者。这与一些将邓小平描绘成被党内“强硬派”操纵，或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做出决策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周杰荣教授依据现有史料分析，认为是邓小平基于其在中国政治格局中的核心地位、革命元老的权威以及对“动乱”性质的判断，最终下令军队清场并授权使用武力，对事件的走向负有关键责任。
此外，本书强调受害者的经历与历史责任的追问。作者采取了以受害者为中心的叙事策略，努力搜集并记录遇难者的姓名、身份和具体遭遇，以此展现屠杀的残酷性和非正义性，并以此反驳官方长期以来将事件定性为“平息反革命暴乱”的说法，进而追问事件的历史责任。
最后，本书还深入探讨了事件的长期影响与历史记忆的构建问题。周杰荣教授的分析并未局限于 1989 年春夏之交的事件本身，而是将其延伸至随后的“清查”运动以及官方如何通过宣传、审查等手段塑造和压制关于这一事件的集体记忆，深刻揭示了“六四”事件对中国社会政治生态、民众心态以及历史认知所产生的持续至今的深远影响。
三、各章节主要内容概述
本书的叙事脉络清晰，将那段风雷激荡的历史划分为五个有机联系的部分，共三十个章节，引领读者层层深入，系统地回溯 1989 年那场席卷中国的民主运动从酝酿、爆发、高涨到悲剧性结局，及其在全国范围内引发的广泛反响和深远余波。
第一部分：“中国的八十年代”，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时代画卷，为我们理解 1989 年那场历史剧变的发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社会文化背景。作者并未简单地将八十年代描绘成歌舞升平的“黄金时代”，而是以细腻的笔触，同时捕捉了那个年代中国社会所特有的“快乐”与“愤怒”的交织。一方面，经历了“文革”的创伤，整个社会弥漫着对思想解放、个人自由和经济发展的热切渴望。从精英知识分子到普通学生（如书中提及的柴玲），从城市工人（如鲁德成）到乡村农民，都在不同程度上感受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新机遇和可能性，政治氛围一度相对宽松，思想的闸门似乎正在开启。
然而，另一方面，这种“快乐”的表象之下，潜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和普遍的不满情绪。政治高压的阴影（例如“严打”运动的残酷）、计划生育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对个体家庭造成的创伤、官员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通货膨胀对民生的冲击，以及“老人政治”下政治体制改革的步履蹒跚，都如同不断积聚的干柴，使得社会内部的“愤怒”情绪日益高涨。周杰荣教授敏锐地指出，正是这种希望与失望并存、机遇与危机交织的复杂社会生态，为 1989 年那场大规模抗议的爆发埋下了深刻的伏笔。在这一部分的结尾，作者通过“另类路径”的探讨，引导读者思考：如果邓小平等元老能够真正放权，如果胡耀邦的政治生命得以延续，如果赵紫阳的政治体制改革能够获得更广泛的支持并顺利推进，中国的八十年代，乃至 1989 年的历史，是否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这种对历史可能性的追问，无疑深化了我们对那个时代的理解。
第二部分：“天安门抗议”，则将镜头聚焦于 1989 年 4 月胡耀邦逝世这一关键性的导火索，详细追溯了抗议活动从最初的自发悼念，如何一步步升级为席卷首都的政治风暴。周杰荣教授首先阐明，他力图将这场抗议视为一段需要严肃对待和深入研究的“历史”，而非简单的新闻事件或个人回忆的堆砌。他细致梳理了学生们从最初的悲痛和惋悼，到逐渐清晰化其政治诉求的过程——他们提出了包括正确评价胡耀邦功过、反对腐败、争取新闻自由、增加教育经费等在内的“七条要求”。官方的回应则经历了一个微妙而关键的转变过程：从最初对悼念活动的某种程度的默许，到尝试与学生代表进行有限的对话，再到《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将学潮定性为“动乱”，这一强硬的表态无疑成为了火上浇油的催化剂，极大地刺激了广大学生和北京市民的情绪，导致了更大规模的“四二七大游行”。
在这一过程中，作者着重分析了官方与学生之间互动机制的失灵，以及双方在不断升级的对峙中如何一步步“被逼入墙角”，失去了对话和妥协的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周杰荣教授并未将叙事的焦点仅仅局限于学生群体，而是用了相当的篇幅来展现“工人与市民”的积极参与。北京的工人们成立了独立的“工自联”，普通市民也以各种方式表达对学生的支持和同情，他们的加入不仅壮大了抗议的声势，也使得运动的诉求更加多元和复杂，直接指向了官僚特权和腐败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最初学生领袖的设想和掌控能力。在对抗议活动关键转折点的分析中，作者再次运用“另类路径”的视角，追问：如果官方能够更早地、更真诚地与学生展开对话？如果学生领袖内部能够形成更统一、更灵活的策略？如果赵紫阳没有在“四二六社论”出台前的关键时刻出访朝鲜？历史的轨迹是否会因此而改变？这些发人深省的追问，凸显了历史进程中的偶然性和能动性。
第三部分：“屠杀”，无疑是全书最为沉重和核心的部分，作者以冷静而不失悲悯的笔触，详细描述了北京屠杀的决策过程、军事部署、暴力清场的具体细节以及无辜受害者的悲惨遭遇。周杰荣教授首先强调，要以严肃的历史态度来审视这场屠杀，超越简单的情绪宣泄和政治标签化的解读，关注事件本身的具体细节，并对官方长期以来掩盖真相、歪曲事实的做法予以批判。他依据李鹏日记等相对有限但关键的资料，追溯了中共高层在 5 月中下旬，特别是邓小平在 5 月 17 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如何逐步下定决心，将戒严升级为武力清场的决策过程，以及军队的调动和部署如何在 5 月底至 6 月初秘密而迅速地进行。
书中详细探讨了“开枪许可”是如何在 6 月 3 日晚，随着军队向天安门广场推进过程中遭遇市民和学生的顽强阻拦后，最终由中共高层下达并传达到执行部队的。作者认为，正是这一命令，直接导致了原本和平的抗议运动演变为一场血腥的屠杀。通过精心绘制的地图和详尽的文字描述，周杰荣教授清晰地标示出 6 月 3 日晚至 4 日凌晨，北京城内发生激烈枪战和屠杀的主要地点和路线，特别是从城市西郊的复兴门、木樨地一线，以及南苑机场方向进城的军队，在向天安门广场推进的过程中，对沿途阻拦的市民和学生进行了无差别的血腥镇压。
对于天安门广场内部在清场过程中是否发生屠杀这一长期存在争议的焦点问题，作者综合了包括侯德健、刘晓波等亲历者的回忆，以及吴仁华等学者的专门研究成果，审慎地指出：虽然最大规模的射杀主要发生在广场的外围街道，但广场内部也绝非官方所宣称的“和平清场”，而是同样发生了暴力殴打、坦克碾压帐篷（其中极有可能仍有未能及时撤离的学生）等野蛮行径，并且有确凿的名有姓的学生在广场内或其附近区域中弹身亡。在“受害者”一章中，作者以“天安门母亲”群体多年来艰难搜集整理的资料为基础，列举了部分遇难者的姓名、年龄、职业身份以及他们不幸遇难的经过。通过这些具体而悲怆的个案，展现了屠杀的极端残酷性和滥杀无辜的本质。许多受害者并非激进的抗议领袖，而仅仅是在回家途中、上班路上，或者仅仅是出于好奇出门查看情况时，便不幸遭遇了飞来的横祸。屠杀并未在 6 月 4 日凌晨军队完全控制天安门广场后立即停止，在北京城内，零星的枪杀事件在接下来的数日内依然持续发生，这充分说明屠杀是一个延续的过程，而非一次性的“果断处置”。
屠杀之后，官方一方面大张旗鼓地宣传“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所谓“伟大胜利”，并隆重嘉奖参与镇压的戒严部队；另一方面，却又对一些被官方定性为“误伤”的平民和部分遇难者家属，进行了秘密的、往往是象征性的“补偿”。这种自相矛盾的处理方式，以及军队内部（尽管这种反思极为有限且从未公开）对自身行动的某种“平静的清算”，都折射出事件的复杂性和官方心态的微妙。在这一部分的结尾，作者再次运用“另类路径”的分析方法，深刻追问：如果军队在执行清场任务的过程中，能够严格遵守不向平民开枪的底线，坚持使用非致命性武器（如果他们真的配备了的话）？如果更多的高级军官能够像徐勤先将军那样，基于良知和职业操守而选择抗命？如果中共高层能够展现出更大的政治智慧和耐心，选择等待抗议活动在各种因素作用下自行消散，而非采取如此惨烈的强行清场？那场震惊世界的屠杀是否完全可以避免？这些沉重的追问，再次强调了即使在暴力已经开始的危急时刻，减少伤亡、避免更大规模屠杀的可能性依然是存在的。
第四部分：“全国范围”，将历史的聚光灯从北京这一政治中心扩展到更为广阔的中国大地，细致考察了 1989 年民主运动在其他省市所引发的广泛反响，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关系。周杰荣教授首先关注了中国复杂的民族问题在 1989 年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呈现。他特别分析了当年 3 月发生在西藏拉萨的藏人抗议活动及其遭到的血腥镇压，认为这一事件不仅暴露了中共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强硬姿态，也在某种程度上为北京后来的戒严和镇压提供了某种“成功经验”的参照。
同时，书中也提及了因《性风俗》一书的出版发行，所引发的全国多地穆斯林群体的强烈抗议，并探讨了这些具有民族和宗教色彩的事件与当时风起云涌的学运之间的复杂关联。作者尖锐地指出，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汉族中心主义视角，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少数民族在争取自身权利和表达政治诉求时所遭遇的特殊困境和更为严酷的打压。在运动初期，“由外向内”的动态十分明显，外地的某些事件和人物对北京的运动走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发生在西安和长沙的，针对胡耀邦逝世的悼念活动在 4 月 22 日演变为暴力冲突，这些事件被北京的中共高层迅速解读为“动乱”的证据，从而促使其在处理北京学运时采取了更为强硬的立场。此外，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许多在北京学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学生领袖，例如柴玲、封从德、吾尔开希、李录等人，其籍贯并非北京，他们的参与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运动的全国性影响。
然而，当北京的抗议活动，特别是学生绝食和随后的戒严令发出后，“由内向外”的效应则更为显著。北京的局势迅速波及全国，各大省会城市以及一些重要的中小城市，纷纷爆发了声援北京学生、要求民主改革的游行示威、静坐请愿乃至规模不等的绝食行动。周杰荣教授对这些此起彼伏的地方性抗议活动的规模、参与者构成、提出的具体诉求以及与地方政府的互动情况，进行了系统的概述和比较分析。6 月 4 日北京屠杀的消息如同一颗投入湖中的巨石，迅速激起了全国各地的强烈“愤怒”和抗议浪潮。在成都、上海等大城市，市民们自发设置路障、拦截火车、冲击政府机关，以各种方式表达对屠杀的谴责和对逝者的哀悼。书中对这些地方性抗议活动的激烈程度，以及地方当局在应对过程中所采取的不同策略（从相对怀柔到强硬镇压，例如成都也发生了导致多人伤亡的流血事件），都进行了生动的描述。
2025 年 6 月 20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