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空：黄亚生《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主义》书评（三）

如果随便拉住一位曾在本世纪初造访过中国的西方政客，跨国公司高管，或者是像《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那样名满天下的西方意见领袖，问他们对中国经济奇迹的直观印象是什么，十有八九，他们会把你引向同一个地方：上海。在这些西方观察家的眼里，陆家嘴直插云霄的摩天大楼，风驰电掣的磁悬浮列车，宽阔笔直的城市快速路，以及夜晚霓虹闪烁的繁华商圈，就是中国拥抱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最完美明证。弗里德曼曾在一篇专栏里激动地宣称，上海和硅谷的竞争场地已经拉平，在上海“你想去哪儿工作就去哪儿，想住哪儿就住哪儿……想开公司就能开公司”。甚至连世界银行这样一个本该用数据和专业逻辑说话的国际机构，也在 2004 年把一场关于“全球减贫”的盛大国际会议放在了遍地奢华酒店的上海浦东召开，试图以此向全世界宣讲中国是如何通过快速的城市化和吸引外资来消除贫困的。在那种光怪陆离的视觉冲击下，“眼见为实”成了一剂最强效的迷幻药，让人心甘情愿地相信：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强势政府，凭借其不容置疑的行政执行力和高瞻远瞩的规划，真的能搞出一个比西方还要繁荣的现代资本主义天堂。

但是，常识告诉我们，看一个经济体到底健康不健康，老百姓的日子到底过得舒展不舒展，从来不能只看钢筋水泥的森林有多密，更不能只听主政官员在招商引资大会上的高谈阔论。黄亚生在结束了对 1980 年代的分析之后，就转向了所谓“上海模式”（The Shanghai Model）。正如这篇文章之前提到的，1990 年代以来全面接管中国经济盘子的就是上海走出来的技术官僚（Shanghai Technocrats）。他们把在上海操练纯熟的那一套——“政府强力干预，重度依赖外资，剥夺底层土地，疯狂投资基建”——直接放大成了统治全国的“中国模式”。

首先我们要看一看，GDP 数字如此之高的上海，创造出来的滔天财富到底流进了谁的口袋？上海的老百姓，真的如表面上看起来那般富裕吗？不妨先看一组黄亚生在书中引用的宏观财富分配数据。2004 年，上海的人均 GDP 高达 55037 元人民币，是当时全国平均水平的 5.2 倍，看起来似乎的确富得流油。可是，GDP 只是一个产出概念，它并不等于老百姓拿到手的真实收入，GDP 这个大蛋糕做出来之后，是要在政府（税收），企业资本（利润）和普通劳动者（劳动报酬）这三家之间进行切分的，这怎么切，大有讲究。根据官方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在 2002 年，上海的“劳动者报酬”（即普通人拿到手的工资，福利加上个体户的经营收入）占当地 GDP 的比重，居然仅仅只有 41%，这是一个很低的比例。作为对比，我们可以看看当时民营经济极度活跃，被视为 1980 年代草根资本主义延续的浙江省，同一年，浙江的劳动者报酬占 GDP 比重高达 53%，足足比上海高出 12 个百分点。这两地的企业利润占比差不多（都在 30% 左右），那么上海那消失的十几个百分点的财富去哪儿了呢？答案就是政府的口袋。2002 年，上海政府拿走的税收占比高达 28.9%，而浙江政府只拿走了 17.4%。这笔账算下来，结论再清晰不过：每创造一块钱的财富，浙江的普通老百姓能比上海老百姓多拿走一毛钱，而上海的政府则比浙江的政府多搜刮走了一毛多。这就是“上海模式”最核心的经济密码——肥了政府，瘦了百姓。

如果说宏观的分配比例还略显抽象，那么当我们深入到微观的家庭调查数据时，这种“富政府，穷百姓”的感觉就更具象了。常理推断，在一个房地产市场火爆，房价地价节节攀升的国际大都市，老百姓哪怕仅仅靠着手里的一套房产，一间商铺，无论是出租还是转手，其“财产性收入”（Asset Income）也应该是相当可观的。然而，这本书披露的官方城市住户调查数据却显示：在 2002 年，也就是上海大搞城市更新，房地产开始狂飙的年代，上海城市居民的人均财产性收入，居然只有区区 94.4 元人民币（约合 11 美元）。这不仅远远不及广东，浙江这些沿海省份的零头，甚至还排在甘肃（42 元），陕西（53.8 元）和宁夏（40.4 元）这些中国最贫困的大西北省份之后，在全国三十一个省份中位列倒数第六。直到 2004 年，这个数字才勉强爬升到 215 元。在一个 GDP 是全国平均水平 5 倍多，遍地是天价楼盘的城市里，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竟然在全国垫底，这难道不违背最基本的经济学常识吗？

其实一点也不违背，因为这不是自然市场演化的结果，而是极端的行政垄断与产权剥夺导致的必然产物。为什么上海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如此微薄？因为土地是百分之百国有的，政府不仅是土地的唯一供给者，也是城市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制定者，普通老百姓如果想把临街的住宅改成商铺收点租金，或者想在自家院子里搭个棚子做点小买卖，面临的是规划，工商，城管等无数个部门的重重审批和寻租。政府把所有能产生高额商业溢价的黄金地段和商业空间，统统垄断在自己手里，然后通过招拍挂高价卖给大开发商和跨国企业。老百姓手里那点可怜的房产，被严格限制了用途，根本没有机会在市场上“钱生钱”。

这就引出了黄亚生书里揭示的另一个现象：“消失的上海企业家”。在 1980 年代的中国，草根创业（个体户）是千千万万底层民众面前可以改变命运的机遇，而到了 1991 年的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中，在上海的样本里，竟然找不出一个从事个体经营的受访者。哪怕到了 2004 年，上海每百户家庭中的个体经营者数量依然在全国垫底。而那些好不容易在夹缝中生存下来的上海个体户，他们赚的钱有多少呢？2004 年的数据显示，上海城市个体户的人均经营收入大约是 500 元人民币。令人咋舌的是，这个收入水平竟然和地处西南边陲，当时全中国最穷的农业省份之一云南的个体户收入一模一样。要知道，云南的人均 GDP 只有上海的十分之一。在人类经济史上，你敢想象美国纽约的个体户收入，会和土耳其某个偏远山村的个体户收入处于同一水平线吗？这种匪夷所思的现象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上海的技术官僚们，用极其繁琐的注册门槛，严酷的排他性区划管制（Zoning）以及对“路边摊经济”的暴力清剿，把普通人合法创业，利用私有资产致富的道路给彻底堵死了。

当本土的草根创业者被扫地出门时，上海的官僚们却把红地毯铺到了跨国公司和大资本家的脚下，可以说是一种新时代的“洋务运动”。在 1990 年代，上海为了打造所谓的“国际化大都市”形象，对外资给予了无以复加的超国民待遇——免税，廉价土地，甚至量身定制的政策保护。黄亚生在书中举了一个例子：1991 年，上海市政府下达了一份著名的“287 号文件”，明令禁止上海南京路，淮海路等核心商圈的“大型知名百货商店”上架销售本地民营企业生产的商品。为了给外国品牌腾地方，政府甚至专门派人去商场里查比例，要求国际品牌必须占到 70% 以上。一个国家的政府，居然用行政强权禁止本国的商业机构销售本国民营企业制造的合格商品，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抵如此。在这样的恶劣生态下，哪怕是像阿里巴巴的马云这样拥有顶级商业嗅觉的创业者，最初在上海也根本待不下去，只能被迫“润”回政策相对宽松，对民企更包容的杭州去谋求生路。

而支撑这种极其铺张的经济跃进的，正是后来贻害全国的“浦东模式”的土地榨取机制。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们对着浦东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惊叹不已，却根本不去深究这华丽的布景背后掩藏着多少底层民众的血泪。浦东开发的本质是什么？是政府利用国家机器的合法暴力，以极低的补偿价格强行征收原本属于农民的数万亩土地，然后垄断土地的二级市场，以翻了十倍甚至百倍的市场价格拍卖给外商或房地产开发商。在这场被称为“城市更新”的浩大工程中，仅仅在 1992 年到 1997 年间，上海就拆除了两千多万平方米的建筑，超过 54 万户居民被强制动迁。在这场巨大的土地财富转移盛宴中，处于卖方的底层居民和农民被强行剥夺了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权利，他们只拿到了微不足道的安置费就被赶到了城市的边缘，而巨大的“土地剪刀差”所产生的滔天利润，则源源不断地涌入了地方政府的财政金库。

当行政权力可以在没有法治约束，没有民意监督的情况下随意划拨，买卖天量土地资源时，这种体制必然沦为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最肥沃的温床。在 2000 年代初，上海能够做大的所谓“民营企业”，往往不是靠在市场上拼杀出来的，而是靠与权力勾兑获取垄断资源催生出来的。比如创立于 2002 年的“福禧投资”的老板张荣坤，他为什么能在短短几年内豪掷几十亿拿下上海多条核心高速公路的收费权，一跃成为《福布斯》富豪榜上的巨头？真相大白后大家才知道，他用来投资的本钱，是勾结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秘书和社保局局长，从上海社保基金里挪用出来的。再比如房地产大亨周正毅，他依靠政府的权力强行驱赶上海市中心的居民，低价囤积土地。当被强拆的居民奋起维权时，上海当局不仅动用警力镇压，周正毅后来虽然因为操纵证券市场被轻判三年，但那个替被拆迁户打官司维权的正直律师郑恩宠，竟然也被上海的法院以莫须有的罪名判了整整三年徒刑。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荒谬判决，撕下了“上海法治环境优良”的遮羞布。这个体制所保护的，从来不是什么公平的财产权和法治，而是由官僚与红顶商人深度绑定的权贵分赃体系。

此外，我们还要算一算这套“上海模式”所付出的另一套制度成本，也就是对社会真实创新能力的无情扼杀。这些中共官员一直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迷信，认为“现代化”就等于“高科技”，而“高科技”是可以通过政府集中力量，集中资金，招商引资“计划”出来的。这种把经济发展等同于工程建设的机械思维，导致了极其严重的资源错配。黄亚生在书中用了一组专利数据来打脸这种“伪创新”，在 1980 年代中后期，上海的年度专利授权量还高居全国第二，可是到了“上海模式”全面铺开的 1990 年代，上海的专利排名却一路狂跌到了全国第九，不仅远远落后于北京，甚至被当时还是传统农业大省的四川和湖南反超。如果把它和同一时期坚定走民营化路线的浙江，广东相比，那差距更是惨不忍睹，到了 1991 年，上海的专利数量已经不到浙江和广东的一半。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上海拥有着全中国最密集的科研院所，在校大学生数量是浙江或广东的两倍，研发经费支出更是浙江的 2.4 倍，并且还吸收了全国绝大多数的跨国公司外资。为什么投入了如此海量的顶级资源，产出的真正创新（尤其是高含金量的发明专利）却连人家“草根”省份都不如？其实经济学的逻辑再简单不过：真正的创新，从来不是政府发文“规划”出来的，更不是国企拿着国家补贴“闭门造车”搞出来的，它是千千万万个产权明晰，自负盈亏的民营企业家，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为了求生存，为了打败对手而逼出来的。由于上海彻底扼杀了本土的草根民营经济，把所有的资源都倾注给了缺乏创新动力的国有垄断企业和只把中国当加工厂的跨国资本，它实际上也就连根拔起了孕育创新的市场土壤。上海引以为傲的所谓“高科技企业”（比如当时大肆宣传的复星医药及其抗疟疾神药青蒿琥酯），其核心技术根本不是在上海研发的，而是通过资本运作从落后的贵州桂林制药厂收购来的。

“上海模式”的幻象，正是这几十年中国经济的一个缩影。当政府的手伸得无限长，当土地和金融资源被行政权力高度垄断，当华丽的基础设施和耀眼的 GDP 数字建立在对广大底层民众权利的无情剥夺和对本土企业家精神的压制之上时，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强大无比的经济体，其内部早已被彻底掏空。它买得来外国的高铁技术，建得起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楼，却永远也无法内生出像 1980 年代那样普惠大众，藏富于民的健康活力。

2026 年 3 月 31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