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晓斌：质疑革命
二十世纪，最时髦的词汇就是革命了。这似乎成了一种永远不会人老珠黄的潇洒，成了一种永远不会陈腐落伍的时尚，领导潮流的人，言必称革命，仿佛是只要擎起了这面大旗，狼虫虎豹都会望风披靡。
幼小的时候，纯真的心灵里把革命尊崇到了无以复加的神圣位置，“誓做革命接班人”的浩歌，从幼儿园一直唱到了中学毕业。那时候，为了解放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受苦受难人们，我是怀着抛头颅、洒碧血的精诚，随时都准备着奉献出自己一切的。长大以后，革命也在心灵里成长茁壮，“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富于感召力的红卫兵战歌伴着我把心中虔诚的理想付诸于革命实践。我把从导师的小手册子里读来的箴言一遍遍地朗诵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尽管那个时代，我对革命的确凿蕴意并不甚解，也早就慷慨陈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不信鬼，不崇仙，不信邪。高昂的国际歌歌词里唱出了我们气壮山河的誓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信神仙皇帝。”然而，我们还是热血沸腾地一遍遍背颂着“最高指示”。在革命的名义下，我们从来没有思考过，这“最高指示”和过去的“奉天承运，皇帝昭曰”有什么区别。
我第一次对革命产生了质疑，那是缘由文革中我亲眼所见的一件事。1967 年秋天，我以“可以教育好子女”的身份被招募到一个造反团组织，这大约是因为我在学校读书时就晓有“才子”名气的缘故。我被指派担任为红卫兵战报刻钢板的任务。那是一天夜晚十点钟左右，我正在为赶制一期战报而忙碌着，隔壁房间里传过来一阵令人揪心的哀号声。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便停住铁笔，收拾好钢板，到隔壁房间去看看动静。我推了推隔壁房间的门，门在里边反锁着，我只好搬来了个凳子，眼睛贴在玻璃窗上向屋内窥视。我看到的是我们造反团的几位战友正在这间屋子里批斗一位黑帮老师。这位教师名叫赵德通，曾经当过我的科任老师。他原来是北师大的一位讲师，57 年被划成右派，下放到东北小兴安岭林区，最初在学校的木工房劳动，后来因为师资缺乏，才当了我们学校的科任老师。赵德通那年已经 50 多岁了，脑袋光秃秃的，没有几根头发了。他正被勒令大弯腰蹶在一条长椅子上，他的头上汗如雨滴，两只手呈羊角状向后举着。我们学校有一位绰号叫“王造反”的红卫兵悍将，手里提着一根用三股电线拧成的鞭子。王造反走到赵德通老师身边，用鞭头拨拉一下赵老师的脸，狞笑着说：“你放下手来，先来摸一摸我这根革命的鞭子。”
赵德通老师抬起脸来，已分不清他脸上滚落下来的是汗水，还是泪水了。面对淫威，他只好顺从地用颤微微的手去摸那根鞭子。“老东西，叫你尝尝革命鞭子的滋味！”王造反并没有因为赵老师的顺从而发慈悲，他的鞭子仍如雨点般地劈头抡下。我闭上眼睛，不敢再看下去了。
几天之后，便传来了赵德通老师自杀身亡的消息。这件事给予我的震颤太大了。以致于夜间做梦，常梦见赵老师那张惨不忍睹的脸和那根用三股电线拧成的鞭子。我开始考究自己善诚的信念里是不是有愚昧和麻木的变异？我思考着身边所发生的每一件事，又钻到各种教科书里去寻找革命这个概念的确凿含义。
在新华字典里，我读到：“革命，是被压迫阶级用暴力夺取政权，摧毁旧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进步的社会制度。”在古汉语的辞海、辞源和说文解字的书里，我又读到了革命有割脑壳的含义。我在想：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革命当然是开天辟地的壮举，这无异是功昭日月的伟绩。然而，已经取得了政权，变成了统治阶级的劳动人民还需要革命吗？那么，用革命的号召是不是昭示人民还生存在水深火热之中呢？我在想：革命即是割脑壳，脑壳又不是韭菜，割掉了还能长出来，人们是不是都疯了？我的这些胡思乱想，拢乱了我平静的思绪，也顽固地挑战着我心灵殿堂里那些早为我奉为圣明的神祗……
年轻的我时常就在心里涌冒出来些莫名其妙的怪异想法。我在思索：为什么人吃饭、牛吃草、狼吃肉、狗吃屎？为什么鞋刷子就不能生出乳腺来这些荒诞不经的问题。为了求索，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书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贝克莱、黑格尔、叔本华、尼采都成了我的老师。终于我为自己质疑革命找到了一条来自革命导师著述中的论据。马克思说：“人类所奋斗的一切，都与自己的利益有关。”这句话说得多么透彻，可这又有悖于“狠斗私字一闪念。”
我读懂了，人类为自己的利益奋斗，这是天经地义的权利，为己、为私，并不可耻。马克思这样肯定过了，那么，共产主义又是什么呢？我想，共产主义就是用无数个自我、自私筑建起来的一个远在天际的托拉斯吧？因为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就是绝对真理！我的胡思乱想增加了我的困惑，终于有悖于时尚使我落伍了。虽然祭献了昂贵的青春，却换来了沉甸甸的思索。后来的社会发展，为我的质疑提供了证据。历史还没有跨出二十世纪的门坎，革命便被盖棺论定成了“浩劫”。这多年，总割舍不掉文学情结，改不掉的还是老觉着手中的这枝笔，像条裹着铁刺的鞭子，拷问自己的灵魂，拷问作家的良知，质疑的怪癖又旧病复发了。曾有一句被亿万人们认知了的名言是“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仔细考究这句名言，觉得这个名言实在是不可理喻。我不猜析，人民这个广大博深的概念里将包蕴着多么深刻的寓意，但我知道，人民当必都是有思想，有主观意识的群体。共产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又教导过我们：客观是存在，客观并不是主观创造的。客观的历史如果由主观的意识来创造，这种历史究竟还有没有真实？
前几天，读了一本年轻朋友著述的书，书名是“每一个字都可疑”，开卷捧读，便爱不释手，对自己的胡思乱想，也有了释然的快意。我们中华民族聪颖的祖先给我们留传下来的方块字，确实奥妙无比，这种文字，余留下巨大的空间，任由人们去理解、去感悟、去发挥、去想像、去揣摩、去猜析，是非曲直，个中滋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黑格尔绝不是辩证法的始祖，中国才是辩证思维的发祥地。“白马非马”的典故早就昭示了这种玄妙的哲思。有了这种骄傲，我好胡思乱想的念头便像在头脑中生了根似地，思辩越来越走火入魔。世界确实很大，离我们很遥远。科学技术的进步，又把世界变小了，拉近了。信息化和网络化技术使现代人仅凭着一台电脑就清楚地知道世界上很多事。开拓了视野，真实地了解到外面的世界，恍然彻悟，我原来以为生存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同胞，活得竟比我们还滋润、还富庶。以往心中一切美好的理念都变得丑陋。以致于曾经有过的虔诚便成了我和我这一代人楚痛的疮疤，隐隐作痛的疮疤呀！揭开来就是一句话：“进入新世纪了，革命还能那样时髦吗？”……
庄晓斌于2000年创作于中国大陆，原文刊载在检察日报隶属的《方圆杂志》
2025 年 6 月 19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