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翼客：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还是有资本主义的“中国特色”？——评黄亚生《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他们指向左 他们指向右 他们一直有洋楼

他们指向左 他们指向右 总是有狗跟著跑

他们指向左 他们指向右 你我不能没脑子

——李志《他们》

21 世纪初中国加入世贸以来，持续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似乎让“中国模式”找到了自身的“道路自信”，学界也开始探讨“中国模式”是否存在，如果存在的话中国模式又何以成功的相关问题。2008 年黄亚生出版了名为《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一书，试图对此问题给出自己的回答【1】。不同于以往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黄亚生拒绝了“中国改革是渐进改革”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改革的策略在天安门事件后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或者说倒退。如果说 80 年代立足于农村的经济改革是一种有着经济与政治双重自由化倾向的改革，那么 90 年代立足于城市的改革则是对 80 年代自由化倾向的彻底逆转，党国开始注重于对国有企业的发展和大规模引进外资，挤压了本土私营经济的发展。在仔细讨论黄亚生的著作之前，笔者首先会先对一些左派学者对中国改革的论述做出概括与总结，并在后文中，在此基础上再对黄亚生的著作做进一步分析与比较研究。

红色理论家的崛起与左翼的全球想象：大卫·哈维与安舟对中国改革的“历史想象”

对中国改革有着强烈兴趣的不仅是经济学者，一些左派学者也试图对此问题提供一种解释体系，2005 年大卫·哈维出版了《新自由主义简史》 一书，在第五章中，他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一词，将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相联系，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化”有关【2】。大卫·哈维在论述中强调了党国对改革的“顶层设计”以及全球新自由主义化的影响，至于“中国人改革中的主体性”，也就是中国人“自下而上”自己选择了改革，则被这位“左派大师”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他似乎无法想象人民竟然会“自发的选择资本主义”。同时，对黄亚生《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一书的“有力”反驳同样也来自左派学者，2010 年，安舟（Joel Andreas）在第 65 期《新左派评论》发表了名为《一种上海模式》的反驳文章，试图颠倒黄亚生的解释体系【3】。如果说在黄亚生的解释体系中，党国在 90 年代逆转聚焦于农村的自由化改革政策，并得以重新主导经济的发展，导致了 90 年代以后居民人均收入并没有随着经济总体水平的提高而成比例增长，那么在安舟的解释中则是一副相反的图景。在安舟的解释中，资本主义才是造成中国老百姓在改革中如此困苦的根本原因，而非中国政府。安舟认为，中国政府在 80 年代的“政治保护”才是中国乡镇企业增长的原因，当 90 年代中国政府进一步“深化改革”——在安舟眼里这是一个不断放松政府保护、不断引入资本主义的过程，资本主义本身的趋势导致了改革的政策关注于城市，并且让人民在改革的深化中被资本主义剥削并陷入困顿。对于安舟的这种“历史解释”与“历史想象”，正如黄亚生在同期《新左翼评论》的回应文章中评论的那样，“如果大资本主义导致了政策向城市的偏向，同样的观点也可以从逻辑假设的角度提出，那么我们会期望 ‘大社会主义’成为农村部门的自然盟友。但实际的历史是相当糟糕的，苏联有斯大林和乌克兰的饥荒，中国有大跃进，其中估计有 3000 万中国农村人口丧生。【4】”甚至如果从史实的角度来考虑，相比起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似乎真的做到了“以城市为中心”，无论是工农产品中的价格剪刀差，还是工人与农民间“九天九地”的差别，都在证明着这一点。

这种把改革当成一种“中国政府强加在人民头上”的“改革历史论述”，往往和这些左派理论家对“毛时代中国的历史想象”分不开。在这些左派大师眼里，毛时代简直是个“福利社会”，城市里的工人享有铁饭碗，福利从摇篮到坟墓，在农村虽然农民没有城里工人那么好的福利水平，但也有基本的医疗和教育福利，而这些“福利”统统在改革中丧失了【5】。这种吹捧在大卫·哈维那里还保持了基本的克制与冷静，至少他提到了农村人在人民公社里并不能得到太多的福利，并且被排除在城市的“社会主义福利系统”之外。而安舟则更不仅不惮于夸奖毛时代的福利，并且认为毛时代并没有腐败，中国改革中的腐败都是资本主义搞坏的，“在毛泽东时代，当国家和集体所有制预先得到保障时，腐败通过行政和政治手段（以及不允许任何人积累大量私人财富的事实）得到有效控制···只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大部分经济的私有化，腐败才达到了今天的程度。私有化取代了公民义务，变成了无节制的利润导向，这导致了更大规模的腐败。”安舟在这里已经进入了想象的领域，“共产党员怎么会腐败呢，那么一定是资本主义的引诱！绝对的资本主义带来绝对的腐败！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清廉！”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中国人看到这一点，估计都会觉得他绝对是疯了。同样的，这些左派学者似乎想象不到一个“和穷人对着干”的政府，私有化就是“国家退出”，于是改革中的一切错误都是资本主义的错，都是新自由主义的错。安舟在论述中提到“国有部门”往往用“public sector”来翻译，而不是传统的 state-owned enterprises，他的价值预设就是“国家是代表公共的”，既然都代表公共了，那肯定会对老百姓好，老百姓怎么舍得国家退出和私有化呢？既然这样的话，老百姓肯定不会“自下而上”的支持改革，甚至自发地搞资本主义，所有的错都是美帝搞什么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错。但是这些左派学者千算万算都没算到，“国有”和“公共”在中国是两个相关性不大的词汇，因为在中国根本不存在“人民的授权机制”或者“公共选择”，国家只代表国家，国有只代表这个东西是国家的。

那毛时代的“社会主义福利系统”到底如何？真的有诸位左派理论大师笔下那么美好吗？实际情况是很残酷的，先不论作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材料的农村，就连城市里工人的福利都很一般。正如李静君（Ching Kwan Lee）评论到的那样，认为毛时代的工人平等、团结和福利好不过是一种“共产主义的神话”，“著名的 ‘铁饭碗’——长期就业并保证从死到生的福利——只提供给五分之一的中国劳动力，他们几乎都是城市人。绝大多数劳动人口，包括集体工业的工人和更多的农民，都被明确排除在国家资助和保障的福利之外。相反，这些工人依靠他们自己的集体企业或公司的收入来获得工资和集体福利，而这些收入在不同的工作单位、村庄和地区之间差异很大。【6】”“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工人阶级是四分五裂的，在生产、社会再生产和社会地位方面存在不平等现象。在革命前的性别、技能和原籍的裂痕之上，共产党国家按照国家或集体所有制、核心和外围工业部门、农村和城市户口、党员和非党员、以及永久和临时身份的界限，赞助并巩固了劳工的划分。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统治的中心地位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现实之间的明显矛盾，加剧了工人阶级的不满和反抗。【7】”当然，如果深入考察毛时代成熟工人的日常生活的话，甚至可以发现由于“社会主义的短缺经济”就连工人基本的生活需要也很难满足，更别提什么社会福利了（这段历史可以参见魏昂德的《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8】）。

当城市的“社会主义福利”都如此惨淡，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经受“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农村情况又如何。以“合作医疗”与“农村教育”为代表的“公共物品”往往是各种“毛泽东爱好者”喜欢夸耀的东西，但是它们的实际运作情况真的有这些人说的那么好吗？虽然这些服务看上去往往和国家有关，但实际上却是由农民自行支付成本，而非由国家提供的福利。就像是“农村合作医疗完全是农民依靠自身力量，通过互助合作的方式所享受到的”，而不同于由国家免费供给的公费医疗。并且与同时期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以及厂矿企业职工所享受到的公费医疗与劳保医疗相比，农民通过合作医疗所获得的医疗服务是微不足道的。虽然公费医疗的财政拨款很多，但可以享受公费医疗的人群却只是一小部分。“1968 至 83 年， 富阳县卫生事业经费财政拨款包括县区医疗机构、乡镇医疗机构、卫生防疫、妇幼保健、药政、科研医教、村级卫生事业补助、贫病减免、公费医疗、计划生育等十一个项目，但是仅公费医疗一项就占卫生事业经费的 23.6%。然而在这十四年中，全县享受公费医疗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仅仅在 0.006% 至 0.01% 之间。【9】” 同时期的农村教育也是如此，人民公社时期农村中小学也主要是社队承办，国家投入较少，农村教育由农民支付成本，国家在此同样缺席。当时农村的教师主要由“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构成，“1978 年全国民办教师总数为 464.5 万人，占教师总数的 55.3%，并主要分布在农村中小学，民办教师是那一时期中国农村教育的主力军”，并且也是生产队而非国家支付其报酬，也就是说，农村的教育成本在很大程度上由农民自行负担的。从国家推卸责任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政府在农村提供公共物品的运作逻辑，在改革前与改革后并没有太差差别，都是政府缺位并由农民自行承担服务成本。“农民向国家纳税，国家理应承担为农民提供公共物品的责任。但是，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的公共物品主要由集体提供，这与集体经济解体后农民家庭为公共物品买单并没有实质性区别。【10】” 并且，在 80 年代公社解体之初，农民并没有感到自身在承担教育与医疗成本方面的压力变大，由此也可见毛时代基层农村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是何等差劲，同时，农民承担教育与医疗成本方面的压力变大也是 90 年代分税制改革之后的事情【11】。

改革作为两种资本主义的斗争：“草根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

接下来我们转向黄亚生的改革论述，他的论述不同于主流经济学家所认为的“中国改革是渐进式转轨”，在黄亚生那里，改革的方向在天安门事件后发生了逆转，由 80 年代聚焦于农村的、更加自由化的改革，转向 90 年代由聚焦于城市的、由“国家队”，大型国有企业与外资主导的经济发展，并以限制本地私营部门的发展为代价。这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就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福利效应，“在国家主导的 1990 年代，快速的 GDP 增长与家庭收入增长相背离。特别是农村收入——衡量大多数中国人口福利的最佳标准——与 1980 年代相比，其增长率急剧下降。其他指标，如农村地区的教育和卫生，在 1990 年代也出现了一些重大问题（原文 P27，下同）。”80 年代的改革，在这里主要是农村改革，是一种自由化的改革，例如“几乎所有的金融自由化都发生在中国的农村地区。在 1980 年代，中国城市几乎没有受到金融改革的影响（P32）。”而 1990 年代的改革取向则发生了逆转，主要集中于城市，例如上海模式，“上海模式拥有以下核心要素：聚焦并偏向于城市，国家的严厉干预，投资密集型的增长战略，以及使外国直接投资优于本地企业，特别是小规模私人企业的、有偏见的经济自由化（P42）。”

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将乡镇企业视为集体所有而非私有，并从这点出发，将乡镇企业的崛起视为“中国在缺乏私有产权的情况下仍可带来经济增长”的标志，并且同时强调地方政府在经济起飞中的作用。但黄亚生则对此表示了质疑，他发现在 1980 年代的政府文件中，对乡镇企业的定义更多的基于“地理位置”，也就是“这种企业分布于非城市地区”，而并不是“企业的所有权”，同时，大部分的乡镇企业并不是集体所有的，而是纯粹的私人企业。所以黄亚生说他自己回归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范式，也就是中国 1980 年代的经济腾飞是“私有产权与农村地区财政自由化”的结果，而与政府并没有太大关系。“这种方法产生的观点认为，中国增长经验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私有制、产权的安全、金融自由化和放松管制（P25）。”这一点就将黄亚生的研究与一众对“中国模式”的研究区分开来，尤其是不同于一系列试图从制度角度导向经济增长的解释范式，这些范式认为中国的制度虽然看上去无效，但实际上是有效率的，就像是戴慕珍（Jean Oi）的“地方法团主义”、钱颖一等人提出的“财政联邦制”和周黎安的“政治锦标赛”等模型。

对乡镇企业的论述是黄亚生研究中的关键一环，安舟也试图从这个角度颠倒黄亚生的研究【12】。如果说黄亚生将 80 年代的乡镇企业崛起视为富有企业家精神的“草根资本主义”对国家控制的胜利，那么安舟则是将 80 年代乡镇企业崛起的原因归为“政府的保护”，国家限制外资的进入、限制大企业的出现因此提供了一个可以让乡镇企业崛起的环境。虽然这种解释看上去很有道理，但实际上乡镇企业在 80 年代的崛起正是“冲破政府束缚”的过程，既然国家为本土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这么好的环境”，为什么崛起的只有乡镇企业？而本就占优势的国有企业却依然并没有太大起色，甚至国家给予国有企业的保护比对乡镇企业的保护更多。实际上，在这里安舟就弄混了“政府的束缚”与“政府的保护”，似乎以为政府管的越死就相当于政府保护的好，完全没想象到一个政府可以完全把人束缚起来但并不提供保护，而这就是被当作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材料的毛时代农村的情景。因此 80 年代的乡镇企业的崛起，还是黄亚生的解释更为贴切，是农村企业家突破政府的限制，是“草根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胜利。但同时，80 年代的政治经济情境的确具有某种“自由化的倾向”，虽然在 80 年代政府未能建成对“私有财产权”的正式保护，但是至少保护了“财产所有者的人身安全”，这就比文革时期的政策更使人们对从事私营经济有有信心，并因此改革具有某种可置信性。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政治与经济的双重自由化倾向，而非单单的被安舟强调的“经济自由化”或者“资本主义化”。

时间来到 90 年代。学界总是试图把这个时期的中国改革描述成某种“渐进式转轨”，虽然 1989 年的政治镇压导致了改革的倒退与保守派的回潮，但这种倒退是暂时的，在邓小平 1992 年南方谈话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又开始深化。同时，左派理论家们也在某种角度借用了这种解释体系，试图将“改革的深化”视为“政府与国家的后退”和“新自由主义的进一步占领中国”。黄亚生拒绝这种解释逻辑，认为这种解释逻辑大大低估了 1989 年政治镇压的政治后果与经济后果。而 90 年代典型的发展模式就是“上海模式”，在这种模式中，“虽然上海的 GDP 表现确实很好，但这种表现似乎只是适度地提高了普通上海人的生活水平···高昂的 GDP 数字在上海只转化为一般的家庭收入水平。相对于整个国家来说，上海的家庭并不像该城市的 GDP 水平所显示的那样富有（P177）。”甚至自从 90 年代之后，上海的经济增长并不对穷人有利。同时，上海的科技创新能力也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出色，远落后于广东与浙江。黄亚生总结了“上海模式”的三个特点。“上海模式的特点有三个关键因素。首先是国家对经济的大多数微观事务进行严厉的干预。第二，这个城市的政策有全国最明显的反农村倾向。(而且，根据本书的推理，反农村的政策取向是强烈的反市场的）。第三是有偏见的自由化，使外国资本家享有特权——即 FDI——并限制和歧视本土资本主义（P178）。”“上海模式”的这些特点，同样也是被称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或者“国家资本主义”的特点，而这一模式则是对“草根资本主义”的逆转。在后文，黄亚生将“上海模式”/“江苏模式”与“浙江模式”对立起来，也可以说是“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与“草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对立，如果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考察，我们同样可以发现，这也是改革年代初期“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对立。浙江模式对外资的依赖更少，并且企业家精神也更高，而江苏模式与上海模式却更依赖外资，地方经济也更受地方政府的主导（P274-275）。

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还是有资本主义的“中国特色”？

虽然黄亚生的书写得足够精彩，但是毕竟成书于 15 年前，未能捕捉“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动态。随着学者逐渐将“国家资本主义”定义为“党国资本主义”，习时代的党国体制比起胡温时代在经济运转中占据了更多的位置，这不得不让我们疑惑，“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或者所谓的“党国资本主义”是否能够更敏锐地捕捉这体制的特点。这到底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还是有资本主义的“中国特色”？或者说，有资本主义的“党国体制”？我想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注释：

【1】Huang, Yasheng.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2】Harvey, David.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2007.

【3】Andreas, Joel. "A Shanghai model? On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ew Left Review 65 (2010)

【4】Huang, Yasheng. "The Politics of China’s Path: A Reply to Joel Andreas." New Left Review 65 (2010): 87-91.

【5】Harvey, David.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2007, P125；Andreas, Joel. "A Shanghai model? On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ew Left Review 65 (2010)

【6】Lee, Ching Kwan. "The Social Question as the Struggle over Precarity."//Breman, Jan, et al. The social ques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 global view.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9,P59.

【7】同上，P62

【8】Walder, Andrew G.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汉译本参见魏昂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6.

【9】方小平。赤腳醫生與合作醫療制度 ——浙江省富陽縣個案研究。2003 年 10 月號。總第七十九期。二十一世纪双月刊.https://www.cuhk.edu.hk/ics/21c/media/articles/c079-200306048.pdf

【10】刘庆乐。 人民公社的公共物品供給：集體主義的脆弱性。2007 年 2 月號。 總第九十九期。二十一世纪双月刊。 https://www.cuhk.edu.hk/ics/21c/media/articles/c099-200606052.pdf.

【11】秦晖。医疗改革与公共服务。 变革之道。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7. P170-174.

【12】Andreas, Joel. "A Shanghai model? On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ew Left Review 65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