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革命之路》（连载五）
单独文化决定论
第四十四问：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专制统治，至今未能建立民主制度。究其原因， 各说各话。有人一再强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请问，你的看法如何？
答：单独的文化决定论，本人不敢苟同。持此论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民 主、自由、平等、法治、人权、分权制衡这些观念，故不可能结出民主政治之果。这种看法，失之偏颇，是对中华固有文明和传统文化研究不透而做出的片面结论。
关于政治上人人平等的平权思想，早在古书《尚书》中，即有记载。墨子继承了先秦思想中的平等观念，指出“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孟子提倡“人皆可以为尧舜”，乃指人格上的平等。韩非子的“法者所以平不平，矫不之也”，是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
关于政府乃为人民所创建的观念，古书《周易？序卦传》中早有提示。《周易？序卦传》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君臣上下，可看做是君权时代政权、政府概念的通俗表达。从上面的论述，可清晰地看出政府产生的顺序：天创造万物，再创造人；男女创造夫妇，夫妇创造父子；父子百姓创造政权和政府；政府创造秩序 (礼) 并维护正义 (义) 。
主权在民的思想，我国文明中也早已提倡。《大誓》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君轻民贵”的主张和“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的论述，是民本和主权在民思想的精彩格言。
再谈自由。谁说中华文化没有自由的基因？连自由女神所在地的美国总统，也垂涎于中华的自由精神。里根总统上任后，在他的国情咨文 (施政报告) 中，首先引用《老子》的名言：治大国如烹小鲜。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治理国家，尤其是大国，应实行小政府主义，还老百姓以最大的自由，政府管的越少越好。犹如烹饪小鱼，不要多管它，不能总是翻来翻去。如果折腾来，折腾去，小鱼就烂了。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把老百姓管得太死，天天折腾老百姓，政治一定是搞不好的。这就是老子无为而治的哲学，就是中华文化中，让百姓享受最大自由的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里根总统在任内，放松了
政府对不少经济事物的管制，以使百姓有更多的自由从事经济活动。施政八年，里根交出了一张不错的成绩单。
至于分权制衡，也不是外国人发明的专利。早在远古时期，我们中国就有了分权制衡的实践。那时，部落酋长会议相当于最高立法机构，推举出的最高首长，相当于总统和行政权力，统领军队。在钱财方面，中国人早就将会计 (管账) 与出纳 (管钱) 分开，实行制衡管理。中国早期的皇权制度，也有过制衡机制。皇权受到大臣会议的制约，大臣会议可否决皇帝的圣旨，使之收回成命。只是到了后来，尤其是秦始皇之后，皇权越集越大，搞起了一人专制。毛泽东又将一人专政发挥到了极致。即使是在皇权的专制之下，中国明末清初也曾出现了一位伟大的民主思想家黄梨洲 (黄宗曦)。他在《明夷待访录》等著作中，提出了限制政府权力和分权制衡的政治理论。同时代的英国民主理论家洛克也提出了分权制衡的学说。黄梨洲生于一六一零年，比洛克 (生于一六三二年) 早了二十一年。怎么能说民主观念只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呢？
再举唐尧传虞舜的例子，说明民主选举在中国几千年前就已萌生幼芽。尧有一子，名丹朱，尧很喜欢他，从小就用种种办法培养他。为了定其心，育其智，据说还发明了围棋，与之对弈。然而，丹朱太不成器了。尧毙，没有人去理会丹朱，部落酋长和民众都跑到舜那里，一致拥戴舜继承大统。选民们投了票，但不是现代的选票，而是“脚票”，用脚投了舜的票。史家美其名曰“禅位”，实际上，尧何尝不愿意儿子即位，只不过，大家没有选他，而选择了德才兼备的舜。
史料表明，早在春秋时期，我国就出现过雏形的选举制度，《王制》记载：“令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尔升之学，曰俊士。”这是具有公议主义性质的选举制度。
在这本小册子里，我不可能把中国古代的民主理念论述得淋漓致尽，但走笔至此，我们至少可以说，中华文化中缺乏民主思想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至于共产党所说，民主运动只是照搬西方民主理论于中国，完全是民族虚无主义之论调，目的在于维护其一党之专制，其说词不值一驳。
用纯粹的文化决定论，来解释中国未能建立起民主政体，也已被当今的政治现实所击破。台湾民主政治之实现，深受中华文化熏陶的南韩，亦已确立起民主制度，都是摆在我们家门口的活生生的范例。
文化决定论发展到极端，就成了民族虚无主义，它势必导致完全否定传统的倾向。五四运动的口号“打倒孔家店”，正是这种反传统主义的体现。极端的反传统主义，使马列主义乘虚而入，祸害中华数十年。纵观世界，各国民主政体的建立，都不是一味反传统的结果。因此，民主运动绝不是反传统的运动，而是发掘、承袭和发扬中华文化中民主基因的。
民族性決定論
四十五问：有人提出民族性的问题，认为，中国的民族性只适于专制统治，不适合民主政治。你怎么看民族性的问题？
答：民族性决定论与文化决定论是有关联的。因为，民族性是文化熏陶的结果。我们反驳了文化决定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反驳了民族性决定论。但，民族性毕竟有其不同之处，有必要多做些说明。民族性决定论者认为，中国人自私、好斗、有奴性、不守法、依赖性强、保守......总之，一切坏的人性都可罗列上去。结论是，对这样的“刁民”，只有专制一法。或者说，中国人根本不配享受民主。袁世凯的美国政治顾问，就是根据“文化决定论”和“民族性决定论”，力主袁世凯恢复帝制。
民族性决定论是站不住脚的。一百多年前，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其名著《文明论概略》一书中，曾对日本民族的某些不良习性进行过鞭挞。后人在一百年之后写成的《丑陋的日本人》，更是列举出一系列日本民族的恶劣本性。其中，不少与中国人的劣性雷同。但是，日本民族的劣根性并未妨碍日本步入现代化和民主化。属于中华民族、带有全部中华民族劣根性的台湾老百姓，也已享受到民主的滋味。看一看民族性决定论者举出的那些不良习性，在西方民族、尤其是历史的西方民族中，照样存在，只不过某种劣性的表现程度和表现形式不同罢了，有的，甚至比我们中华民族更为恶劣。如某些犹太人的自私、某些俄国人的好斗、某些非裔人的奴性、某些拉美人的不守法等等，都不比我们逊色，但他们都有属于自己 的民主乐园。
有两种现象值得注意：其一，我们中国人到了民主国家，不但适应民主制度，而且热爱
民主制度。其二，我们看到，大陆人向香港跑，北韩人向南韩跑，过去，东德人向西德跑，专制国家的人向美国和西欧跑，而且，这种跑，是单向性的，不发生倒流的。个别人的回流，只是为临时赚钱而已，绝非谋取永久居留。这说明了，人性的基本追求，不管是什么民族，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向往自由与人权。
还有一点，须加说明，民主制度正是在承认人性有性恶一面的基础上设立的，目的在于抑制人性之恶。为什么设立三权分立制度和法官的终身制度？一是承认人有私心，二是为了抑制人的私心。私心，是人性中性恶之源，其它的劣性多半由它衍生。说来也巧，自由经济制度的实行，其基础也是承认人的自私本性。集体的自私，互相牵制，导致了公益的结果。人，的确有善恶两性。我们之所以倡导民主制度，为的是扬善抑恶，使善性发挥到极至，使恶性压抑到最小。美国开国元勋麦迪森曾指出，如果我们都是天使，
(民主) 政府无须建立，因为那是不必要的；如果我们都是魔鬼，(民主) 政府也无须建立，因为，她根本建不起来，或者，建起来也会被砸烂。
下面，我特别要讲一下制度对人性的影响问题。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人性。公有制的大锅饭制度，干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结果，人的懒惰性充分表现了出来。经济改革之后，进入私有制企业，懒惰性吃不开了，别说懒，慢一点都会被抄尤鱼。同样的人，在不同的制度下，表现出不同的本性。大陆人刚到美国，开车不怎么守规矩。但是，吃上几次罚单，就规矩多了。听说，有一年，纽约某天晚上发生了意外停电。不久，有条街上出现了哄抢事件。个别平时满守法的人，也加入了打砸抢的行列，因为，他们的商店被人砸了，生活没了着落，逼上了绝路。突然，电灯亮了，人们四处逃窜，大街恢复了平静。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在黑暗的制度下，人的黑暗面发挥出来，成了强盗；在光明的制度下，人性的黑暗面受到抑制，光明面发扬出来，成了正人君子。
谁都知道，当前，中国大陆人心险恶，道德败坏，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人们在叹息：怎么中国人都变成了这个样子？怎么这么自私？这么无情？国民党时代也没有沦落到如此地步。答案人人皆知，共产党的黑暗制度，把中国人的心灵彻底摧毁了。怎么办？途径之一，就是尽快地建立起民主、自由、法治的光明制度，以使我们中国人的善良本性恢复起来，发扬光大。
民主與宗教
四十六问：宗教是一种原因吗？有人说，中国缺乏基督教的传统，这是民主未能实现的一个原因？有道理吗？
答：非基督教的国家，未必不能搞民主政治。印度是印度教为主的国家，巴基斯坦是
伊斯兰教国家，蒙古是喇嘛教国家，都建起了民主制度。不过，民主制度首先是在一批基督教国家创立起来的，到是不争的事实。这意味着，基督教义与民主政治或许有些内在的联系。比如，基督教认为，人是神按照神的本来面目创造出来的，因而，人是神圣的。由此导出天赋人权的观念。另外，圣经记载，人受了魔鬼的诱惑，偷吃禁果，犯下原罪导出人性性恶之观念。加以引申，由于人的不可靠性， 人治是行不通的。第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导出政治上人人平等的理念。第四，神立十戒，规范人的行为，导出法治的观念，等等。
仔细研究中国的固有文明，我得到了一个十分具有启发性的发现，那就是，在我们中华固有文明中，包含了上述几乎所有的基督教基本教义。说明，中华固有文明中，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民主基因。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请参考我的关于论述中国固有文明与基督教教义一致性的专述 (正在编篡中)。国内
近年一个十分重要的进展，是基督教的广泛传播。拒统计，基督徒已达六千多万，超过了共产党党员的人数。虽然，从印度、巴基斯坦和蒙古等国的经验看，基督教并非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但是，由于基督教教义中含有丰富的民主因素，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将有助于民主化的发展。
駁经济决定论
四十七问：那么，经济决定论站得住脚吗？是否农业经济不可能产生民主政治？是否文盲很多的社会无法建立民主制度？是否先要发展经济，等到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出现，才能实现民主政治？
答：经济决定论者认为，中国长期的农业经济，是滋生专制的温床，而不能蕴育出民主政体。此论不对。固然，十九世纪的西欧工业革命，伴随着一批民主国家的诞生，但是，工业革命与民主政体之间，或者说，工业发展与民主制度的建立之间，并无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希特勒的德国，工业在世界上是领先的，然而，希特勒的政府，确是一个异常专制的政府。反之，农业国家同样可以建立起令人向往的民主制度。丹麦、挪威、瑞士，还有瑞典等国，都是在以农业为主体经济的基础上，建立了民主政体。以丹麦为例。在民主运动的奋争下，一八四九年，丹麦王被迫承认了民主宪法，以及由宪法产生的议会，民主政体的架构基本确立。那时的丹麦，农业人口占多数，农民生活贫困，文盲占人口的比例远远高于目前的中国。著名社会改革家格伦特维格（Grundtvig）为了消灭文盲，开化民智，于一八四四年创办了“人民中学”。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人民中学”不断增加，才渐成气候，文盲开始逐步减少，但这是民主架构建立二十多年之后的事。美国也是一样，一七八三年美国独立并创建世界上第一个民主政体时，多数美国人没有受过较好的教育。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乃是为了驳斥中共及一些人的下述论调：中国仍是个农业国家，文盲多，民智未开，实行民主政治的时机尚未成熟，不可操之过急等等。
至于有了中产阶级才能搞民主的论调，我在举出丹麦和美国的例子后，已经不攻自破。实际的情况是，在多数国家，强大的中产阶级的形成，是民主政治下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强大的中产阶级又成了民主政体的稳定因素。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中产阶级的形成早于民主政体之建立，如南韩和台湾。因此，正确的逻辑关系应当是，在未建立起民主政体的国家，中产阶级的出现，有助于民主政治的实现；在已建立起民主制度的国家，强大的中产阶级的崛起，有助于民主政治的稳定。
駁社会结构論
四十八问：有人提出社会结构的理论，解释民主政治未在中国形成的原因。如：中国从未出现过独立的市民社会；中国没有形成过真正的封建社会 (共产党所说的封建社会，并非历史学家定义的封建社会，即分封领地、形成贵族或诸侯集团的社会)，故没有一个强大的贵族力量集团与皇权对抗，等等。你如何评价这些论点？
答：这些论点，看上去似乎都有些道理，但经不起仔细推敲和事实的考验。首先，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周朝瓦解前后，中国出现过分封领地的诸侯社会。但是，为什么没有走向民主社会呢？为什么诸侯社会后来消失了呢？一提到这个问题，有的历 史学家就会反驳说，那不同于英国民主政体建立之前的贵族社会。话说回来，就算我们中国从未出现过严格定义下的封建贵族社会，那么，就是在这个非贵族社会、非市民社会的基础上，孙中山先生于一九一一年创建了中华民国民主政府，这又做 如何解释呢？大家公认，孙中山的中华民国是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虽然时间不长，但我们总不能因为时间短促就否定她的民主性质吧。历史学的争论是没完没了的，因此，我想避开理论问题，看一看近年来世界发生的民主变革的现实。现实是，苏联瓦解了，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东德、南斯拉夫、蒙古、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的共产党专制政体瓦解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个民主政体的建立。这些国家，尤其是苏联，在共产党统治时期，哪来的市民社会和贵族社会？有的政治学者甚至曾经立论：共产极权制度一旦建立，就是不可逆转的，其论证不可谓不周密。时间和事实说明，这些悲观的立论经不起历史的考验。
駁超穩定結構理論
四十九问：还有人提出综合性的理论，将意识形态、经济形态、政治体制关联起来，指出：儒家思想 (意识形态) 农业经济皇权专制制度相互维系，形成一种超稳定的结构，阻止了中国通向民主政治和现代化的道路。你的看法如何？
答：在一切类同的理论中，超稳定结构理论，好象是最能自圆其说的，因为它综合了各方面的因素，并将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但是，它也解释不了，为什么做为超稳定社会一部分的台湾，能够建成一个比较象样的民主政体。再者，它也解释不了 ，为什么孙中山能够击破这个超稳定的社会架构，成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政权。这个理论，对历史进程中一些关键性事件，也无法圆满解释。譬如，一八九八年的戊戌维新，在关键时刻，袁世凯一念之差，出卖了革命党人，向慈禧太后告了密。百日维新，毁于一旦。假如，袁世凯信守承诺，逮捕荣禄，兵谏慈禧，中国的君主立宪很可以成功，中国的历史将完全改写。袁世凯的行为，无疑是历史航道的分界点。他兵权在握，站在哪边哪边就赢。怎么解释他的出卖行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如果他恪守儒家忠君的意识形态，他应当站在光绪皇帝这一边，支持维新变法。所以，如果说，忠君的意识形态能够解释曾国藩未能造反，忠君的意识形态却解释不了袁世凯的行为。农业经济更是扯不上边的东西。我们只能从袁氏的人品上去解释。
从微观看问题，超稳定结构理论就不行了。历史的悲剧接着上演：孙文建立中华民国之后，袁世凯篡权称帝，军阀混战，俄国趁中国之危输出共产革命，支持中共武装割据，加上日本侵华，中共最终夺取了政权。中共自已都承认，中共取得政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侵华。日本侵华战争，消耗了当时中华民国政府的力量，做共趁机做大。故此，毛泽东说，中共要感谢日本侵略，否則共产党夺不了江山。中共还因此放弃了向日本索偿。
滿清占领中国之后，摄政王多尓袞讲：大清江山并非取自明，而是取自闯王李自成，是李自成把大明王朝打烂了。这与毛泽东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毛的本意很清楚，共产党的江山不是取自中华民国，而是得自日本侵略者。若非日本的对华战争，中华民国可能很快会在全国实行民主宪政，并且不会败走台湾。若此，超稳定結构的理论也就不会产生了。这里，从袁世凱的篡政称帝，导致全国战乱，还引出了另一个重要問題----政治人物的素质及个人作用問題。
民主建設中的個人因素
五十问：在民主政治建立的过程中，个人的作用，也就是说，人的因素、而不是客观的因素重要吗？
答：相当重要。在历史发展中，个人、尤其是当权者的一念之差，会影响整个历史的进程。两百多年前，美国独立之初，有人力主华盛顿黄袍加身，当上国王。华盛顿坚决不干，并在两任总统之后，拒绝连任，告老还乡。他的表率作用，对美国的民主政治形响甚巨，至今为人们所乐道。
英国一九零九年宪章危机时，国王在化解危机上起了重要作用。当时，下院 (平民院) 通过对富人加税的法律。根据规定，此法律须经上院 (贵族院) 批准，才能生效。但是，上院拒绝通过。于是，下院干脆一干到底，决定修改宪章，通过了著名的《国会法案》，规定：凡下院通过的法案，不管上院通过与否，终究都会自动成为法律。这个等于剥夺上院一切权力的法案怎么可能叫上院通过呢？不经上院批准，它又成为不了法律，下院等于自打耳光。解开这个死结的，是国王乔治五世。国王许诺，如果上院拒不批准《国会法案》，他将加封大批新贵族进入上院，迫使法案通过。贵族院 (上院) 面对如此尴尬局面，被迫举手投降。法案通过了，人民终于从贵族手中夺得了一切权力。
大家都知道，西班牙在佛朗哥时代实行的是法西斯统治。佛朗哥去世后，西班牙一夜之间，迈入了民主政治：开放党禁，举行大选。这一戏剧性变化，还要归结于佛朗哥的巧妙安排。他临终时，请回被他废除的王室继承人卡洛斯，并把权力交到新国王卡洛斯手中。卡洛斯立即实施民主改革，西班牙进入了历史的新纪元。
南非的前白人总统克拉克，在面临革命和改良的关键时刻，决定顺乎历史潮流，释放了被他关押了二十多年的黑人领袖曼德拉，并赋予黑人选举权，施行大选。这等于将政权交给黑人。他把总统宝座拱手让给了曼德拉之后，又甘居副总统之位，协助曼德拉调和黑白矛盾，度过难关。
在共产党国家，也有类似的例子。波兰前共产党总统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在民主大潮之前，把政敌、团结工会的领袖瓦文萨放出监狱，开放大选。这个等于把权力直接交政敌的大手笔，成功地避免了一场流血革命，把波兰带上了民主的道路。
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用他的“新思维”，和平地使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摆脱了共产党的极权统治，实行了民主政治。苏联解体了，但戈尔巴乔夫的名字将永留史册。
反面的例子也有很多。象中国的袁世凯，一念之差，出卖了维新党人，断送了中国君主立宪的改良之路，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在政治改革与开枪镇压的一念之间，邓小平选择了后者，使他本来可以光照史册的晚年，蒙上了永远抹不掉的黑影。
我们不是说，专制者会自动地放弃权力，事实上，上述正面的例子，也是人民长期奋争的结果。我们也不是说，没有上述几个人物的放权行为，那些国家的民主政治就实现不了。我们想要强调的是，在势不可挡的民主潮流面前，执政者的一念之差，会对历史进程起到重要作用。顺潮流者，可减少取得民主的代价，避免整个民族的悲剧，自己也会留下出路，甚至留下美名；逆潮流者，将导致民族的灾难，自己也会遗留千古骂名。这点，值得每一个专制者深思。
人數多寡與民運成功的關糸
五十一问：有人说，中国多数老百姓对民主莫不关心，多数老百姓关心的，只是赚钱的问题。另外，多数老百姓也不知道什么是民主。故而，目前在中国推行民主是不可能的，民运也不可能成功。你如何看待这一论调？
答：先说一个小故事。据说，有个东方商人想把鞋子卖到非洲的某一个地方，派了一个人去考察。那个人回来说，那个地方毫无商机，那里的人根本不穿鞋子。商人不相信，又派了一个人去。第二个人回来说，没错，那里的人根本没有穿过鞋子。但是，这正是我们大有可为之处。因为，如果我们告诉他们穿鞋子的好处，他们每人都会成为我们的顾客。商人大喜，他把鞋子运到那里，发了大财。你看，同样的事实，得出的是完全相反的结论。
毋庸质疑，由于中国老百姓长期在共产党的言论禁锢和文化封锁之下生活，多数人对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理念缺乏了解。但这正是我们大有可为之处，只要我们把民主的基本道理告诉他们，只要把民主、自由、法治是赚钱的保障的道理告诉他们，老百姓就会象久旱的土地吸允甘雨一样，欢迎她、热爱她。向老百姓传播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基本理念，也是我们民运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也正是我写这本小册子的目的。
另一方面，各国实行民主政治的实践也说明，并非多数老百姓了解了民主的理念，才能建立民主制度。美国独立革命时，华盛顿动员民众参军抗英，并不是空喊民主的口号，而是用“一壶酒、两磅肉”吸引他们，用“授田证”吸引民众。华盛顿许诺参军者：打败了英军，每人都可得到一大片土地！历史告诉我们，重要的是，领导者和民运骨干们要对民主有切实的信念和执着。
我也要指出，民主制度建立之后，大力普及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理念，是巩固民主制度不可或缺的。
中国未能实现民主的原因
五十二问：刚才，你对各种解释中国未能实现民主的论调都做了反驳。那么，究竟原因何在呢？
答：自一八九八年戊戌维新以来，近百年间，我们中国曾几次出现过建立民主政体的机会。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也创建过短暂的民主政权。之后，中国走了弯路。究其原因，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个人的因素，有外国势力介入的因素，有意识形态的因素等等。此外，还有民主运动本身素质不够、民运层次不高的因素。我之所以指出此点，目的是鞭策民运自身。在一九八九年的民运中，中共政权曾经出现过短期的瘫痪状态。当时，唯一海内外有组织的民运团体是中国民联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可惜的是，民联正在内斗，陷于瘫痪 (中共渗入破坏为其原因之一)。如果民联当时是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及时把“更换、推翻政府乃天赋人权”的理念传播于群众当中，及时引导学生与工农相结合，及时做策反军队的工作，及时占领电台、电视台、北京市委大楼、甚至中南海，那么，八九民运很可能导致中共解体、民主政权建立的结局。
有时，关键不在群众，而在引导者。因此，提高民运自身的素质，提高民运的层次，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走向民主的乐观主义基础
五十三问：由你的论述看来，一切认为中国不能实现民主的论调都是不能成立的。也就是说，中国必将走向民主。你的乐观主义的基础是什么？
答：上面的各种论调，也不能一概而论。一种是解释中国至今未能实现民主的；另一种是说明中国根本不能实现民主的。前者可敬，后者可憎。可敬者，他还在探索，试图找出症结，以下良药，目的在推动民主。可憎者，在于维护专制，维护特权也。中共当权派正在有意散播民主不可能论，为可憎者之首。
对中国民主的实现，我一直是非常乐观的。我乐观的基础，是人性中对于自由、安全、幸福的追求。这种追求，必将导致专制政权的瓦解和民主政体的建立。也只有民主政体、而不是专制政体，才能满足人们对于自由、安全、幸福的追求。不论是什么来源、什么肤色、什么语言、什么宗教、什么习惯，各个民族，每一个个体，对于自由、安全、幸福的追求都是一样的。这种追求，是造物主的赋予，是造物主的杰作。这种追求，造就了浩浩荡荡的自由和民主的潮流。
不管喜不喜欢她，不管用什么办法去拦阻，都无法遏止自由民主潮流的奔腾向前。她可能走弯路，她可能遇到障碍，但她永不会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