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章先生的開創之舉與『激進』與理性之辯
編者按語：本文涉及面對極端暴政，長期困擾中國民運的“理性”與“激進”問題。理據充分，值得思考
感謝王玉華大姐和盛雪主編的誠摯邀請，使我有機會參加今天這次《中國之春》雜誌創刊 40 週年暨復刊發布會與研討會。
王炳章博士開創並推動了海外華人民主運動
早在 40 年前的 1982 年 11 月 17 日，王炳章博士在《世界日報》頭版發表了他的“棄醫從運”宣言，並著手準備發起聲勢浩大的海外民主運動，這可能是中共建政後大陸中國人在海外華人世界首次公開出現的反共民主宣言。
作為改革開放後較早通過選拔考試而被公派出國的留學生和首位在西方獲得博士學位的大陸中國人，王炳章先生本可以過上衣食無憂、並令當時大陸中國人普遍羨慕的中產階級生活。
但眼光遠大、立志報國的王炳章絕不滿足於獨善其身，他想仿效孫中山先生那樣改造中國政治與社會的生態環境，使普通中國人也能像西方民主開放社會那樣享有自由、人權、民主、憲政。
他在棄醫從運宣言“為了祖國的春天”一文中明確表示，“帶上社會觀察家的聽診器，去診斷中國社會的惡患痼疾；我將放下我心愛的外科醫師的手術刀，操起社會改革者的手術刀，去割除危害中國社會的膿瘡毒瘤……我願化驚蟄之雷，劈碎專制制度，開創民主自由”。
王炳章博士是無可爭議的海外民運的開創者與傑出的踐行者，他被廣泛讚譽為“海外民運第一人”、“組黨教父” 、“當代孫中山”。當年跟隨王炳章先生投入海外民運初始活動的汪岷先生曾對我詳細講述他們當年全身心投身於海外民運的諸多往事，在辦刊起步階段如何艱難但又如何充滿激情和希望。
我也曾多次在加州企業家任松年先生家中圍爐夜話、舉杯對酌，聽他講述當年如何追隨王炳章到美國諸多大學發表演講並與中國留學生們互動，回答學生們以及關心中國民主前程的海外華人的各種問題。王炳章博士極其富有號召力、組織能力、協調能力和個人魅力，他的願景、藍圖和似乎永不衰竭的能量感染和鼓舞了一大批中青年人積極參與方興未艾的中國民主大業。
從某種意義上說，王炳章先生甚至超越了孫中山的追求境界與領袖情結。他並非以謀求統治權力並效忠唯一領袖以實現自述雄圖偉略來作為自己的終極目標和最高理想。他甚至在棄醫從運宣言的最後一段提及自己對醫學行業的戀戀不捨之情：“我對治病救人，施行人道的醫學仍有無限的依戀。待祖國滿園春色之時，請允許我重返醫壇”。
誰屬“激進”？何謂“理性”？
多年來，中共及其海外代理人刻意將海外民主運動整體或部分代表性人物汙名化，試圖通過編織各種謠言以及挑撥離間來分化在困苦艱難中堅持反對中共極權統治的海外民運力量。
面對古今中外最為強大和持久的極權統治者與日益發達的“維穩”國家機器以及資源豐厚的統治、迫害、鎮壓手段，所有中共暴政的反對派，理應採用一切正義、合理的可行方式和手段來推翻反人性、反人類的極權暴政。其中當然包括動員和運用正義的武裝反抗來反制邪惡的暴力鎮壓。
然而，令人痛心和不解的是，有些號稱“著名民主人士”領銜的組織和個人往往打著“和平、理性、非暴力”（簡稱“和理非”）的幌子，佔據道德高地，攻擊意圖推翻中共暴政的反對力量和個人是“恐怖主義分子”，甚至到美國國會、國務院中國問題行政委員會和聯邦調查局等機構舉報和構陷堅定的反共民主人士。
難道只有以中國老百姓和異議維權人士的鮮血和生命為代價，在過去幾十年裡始終呼籲各國關注中國人權問題，才是海外民主運動的唯一選項和出路？試問他們真的以為中國極權統治者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嗎？在過去二十多年裡，凡是思考和討論以正義的武裝手段來反抗邪惡的暴力統治與鎮壓都被視為“洪水猛獸”，更罔論付諸實施的嘗試和實驗了。
因此我們看到那些願意嘗試各種可能的變革方式，並且身體力行的王炳章、彭明等人被貼上“激進”的標籤，被孤立、被敵視、被有意歪曲和抹黑。許多經歷了當年若干次海外民運組織紛爭與內鬥的見證人，都曾提及王炳章先生如何試圖達成政治妥協、相互諒解與資源重組，並為之而不惜做出個人讓步、犧牲甚至遭受屈辱、誤解和群起圍攻。
難道他們真不知道當年為推翻滿清帝制，有多少仁人誌士義無反顧地選擇了武裝抗暴的變革方式？
王炳章、彭明等人先後被中共在海外誘捕並綁架回國判處終身監禁。入獄時正值盛年且身體健康的彭明已莫名死去。就連一直堅持“和理非”的零八憲章簽名運動的組織者和責任承擔者、2010 年度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最終也死於中共監獄。
相當於極權統治者的暴政與反動，變革者的“激進”對抗，恰恰是推動歷史進程的社會進步。而違背人權、自由、民主、憲政理念的統治者，根本沒有實質正義和程式正義可言。面對屠刀的理性就是力圖採用最小的可能代價（包括流血和犧牲生命）去終結極權暴政，從而挽救更多人的生命，避免更多人的流血或不流血的死亡與傷害。誰會說陳勝、吳廣起義是“激進”和非理性的？誰會說消滅法西斯和統治者的武裝抗爭方式（包括希特勒、墨索里尼、齊奧賽斯庫之死）是“殘酷”、“激進”、“非人道”的？
無論我們如何奢望中國未來的變革不死一個人、不流一滴血，無情的現實將會印證，推翻中共極權暴政將會付出無法避免的巨大代價。雖然我們希望通過民智開啟而促成人人思變、議變或恐變，進而形成民變、兵變和政變，讓中共軍警與專政機構、權力部門和宣傳部門如同多米諾骨牌一般發生廣泛譁變，當敵我力量發生逆轉時，變革的犧牲和代價就會大幅度降低。簡單地說，就是反抗和支持、參與變革的人越多，民眾就越安全。在此趨勢下，群體性“激進”的浪潮將可能匯集成贊同變革與推動社會進步的集體“理性”。
我希望並呼籲海外各民運組織和個人積極努力遊說西方各國政治機構與富有影響力之各界人士，積極組織和呼籲釋放已為中國民主大業奉獻達 40 年之久的王炳章先生，或從人道主義角度考量盡快予以保外就醫；同時積極努力促成提名王炳章先生為 2023 年度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由於時間限制的關係，我的許多設想與觀點無法在此展開詳述，只好就此結束，希望以後有機會能較為深入地闡釋我對海外民主運動的某些具體建議。同時我也衷心希望復刊後的『中國之春』雜誌能夠不負眾望，勤勉謹慎，保持辦刊水準，廣開稿源與言路；海納百川、跬步千里。
變革尚未成功，華人仍需努力！希望王炳章先生所盼望的中國之春早日到來！
（2022 年 12 月 27 日晚修改於美國大華府近郊“橡樹園”自宅）
作者介紹：夏業良 經濟學家與政治評論家，1960 年 9 月生於安徽蕪湖，先後在安徽大學/復旦大學/北京大學讀書求知。80 年代曾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和美國舊金山大學學習，後在北京大學講授經濟學，是零八憲章首批簽署者之一。曾在加大伯克利校區/加大洛杉磯校區/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訪問研究，並在華府自由至上主義智庫加圖研究所工作三年。目前居住美首都華盛頓特區近郊，從事獨立研究、寫作與網絡評論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