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空：黄亚生《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主义》书评（四）
在理清了 1990 年代“上海模式”之后，我们的观察便自然而然地来到了历史的下一个阶段，也就是所谓的胡温十年（2002-2012）。对这十年的经济遗产，外界的评价常常陷入两极分化的撕裂之中。有人怀念那是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相对注重民生的“黄金十年”，也有人痛批那是一个体制固化，错失改革良机，最终走向“国进民退”的转折期。在这纷繁复杂的表象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经济逻辑？黄亚生在《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主义》一书中再一次为读者们算了一番账，特别是 2008 年那场被称为“四万亿”的信贷大跃进的账本。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建立在剥夺底层权利基础上的国家机器，一旦遭遇外部危机的冲击，其本能的反应绝不是分权让利，而是变本加厉地利用行政强权和土地垄断去透支未来。
我们不妨先从胡温时代前期的政策纠偏说起。到了 2002 年胡温接手这个国家的时候，中国农村的凋敝和底层农民的苦难，已经到了连官方都无法掩饰的危险地步。当年那本洛阳纸贵，又很快被查禁的《中国农民调查》，开篇就用“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这一连串排比来形容当时的农村惨状。
朱镕基在 1990 年代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包括农村金融管制、分税制改革这些，导致地方财政向上集中，基层政府为了维持运转，将苛捐杂税如同泰山压顶般强加在农民头上（在农业税废止之前，中国农民流行这样一个谚语：头税（农业税）轻，二税（提留统筹）重，三税（集资摊派）是个无底洞）。面对这种随时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的“三农危机”，胡温体制确实做出了一些值得肯定的动作。他们取消了延续几千年的农业税，免除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甚至开始建立起一套最最基础的农村合作医疗体系。从宏观数据上看，这些动作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止血作用。黄亚生在书中列出的数据显示，胡温时期，农村居民收入相对于 GDP 增长的弹性系数，从江泽民时代的 0.75 回升到了 0.83。这说明，国家通过财政上的转移支付，多少让农民从做大的经济蛋糕里多切下了一点点碎屑。
但是，只要我们用产权和制度约束的眼光去深究，就会发现这种所谓的“纠偏”，在骨子里依然是非常扭曲的。为什么？因为取消农业税，发放种粮补贴，这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国家主义”（Social Statism）的操作。它是拥有绝对权力的中共政权，出于维持执政安全的政治考量，自上而下对底层老百姓施加的一种财政恩赐。所谓的恩赐就是想给的时候可以给，不想给的时候当然也可以随时收回，或者通过通货膨胀和推高生活成本在暗中悄悄拿走。最要命的是，这种政策丝毫没有触碰那个导致农民贫困的根本制度病灶——也就是缺乏合法保障的财产权利和经济自由。黄亚生强调，在胡温时代的任何一份关注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里，你都找不到关于推动农村金融自由化，赋予农民完整土地产权，以及彻底废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实质性改革举措。不进行“还权赋能”，农民就依然是被捆绑在国家体制机器上的附庸。城市里的居民可以拿着房产证去银行抵押贷款，去市场上合法交易以享受资产升值的红利，而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他们祖祖辈辈居住的宅基地和耕作的承包地，依然在法律上被死死地锁定在那个虚幻的“集体所有制”名下，严禁入市流转。当国家用一只手给你发了几百块钱的种粮补贴，却用另一只手剥夺了你本可以价值几十万，上百万的土地资本化权利时，这种所谓的“惠农”，和耍猴有什么区别？
接下来我们要谈谈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当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欧美市场的消费需求骤然断崖式下跌时，高度依赖廉价劳动力出口（即重商主义路线）的“上海模式”瞬间面临停摆的危险。成千上万的沿海血汗工厂接不到订单，几千万农民工被迫提前返乡。面对如此严峻的外部冲击，一个正常的，尊重经济规律的政府该怎么做？逻辑上最合理的解药，应该是趁机进行深度的结构性改革，打破国企垄断，放松行业准入管制，给民营企业大幅减税，同时废除户籍制度，把几亿农民工转化为真正的城市市民，把土地流转的巨额收益还给农民，从而在根本上提振中国老百姓的真实消费能力，也就是说，用“藏富于民”的内需，去替代枯竭的外需。
可是，这么好的法子，中共怎么会去做呢？能去主动进行这些改革的共产党，还叫共产党么？中共体制的本能反应，永远是沿着阻力最小，也就是最能彰显领导意志和国家权力的方向去强行平抑波动。于是，著名的“四万亿”就这么闪亮登场了。外界常常被“四万亿”这个数字所迷惑，以为这只是中央财政掏出的一笔基建投资。黄亚生在书里把这笔账算得很明白：中央财政实际掏出的真金白银不过区区一万多亿，真正的大头，是中央给各级地方政府和国有银行松开了信贷的锁链。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地方政府通过各种融资渠道实际砸下去的贷款总额，高达惊人的 10.72 万亿人民币。这个刺激规模占当时中国 GDP 的比重之大，远远把美国应对危机的刺激法案甩在了身后。
在这个天文数字般的信贷大跃进背后，就是读者们现在应该已经很熟悉了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LGFPs）。中国的地方政府（从省市到区县甚至乡镇）本身是不创造任何生产性财富的，而在 1994 年分税制之后，他们原本就捉襟见肘的财政收入，根本无法支撑起如此庞大的投资野心。那么，这十几万亿的资金到底是从哪里变出来的？答案还是那四个字：土地垄断。地方政府利用国家赋予的强制征地权，以极其低廉的，按照所谓“农业用途产值倍数”计算的补偿价格，强行从农民手里成片成片地把土地抢过来。然后，政府成立一家完全由自己绝对控制的空壳公司（即融资平台），把这些刚抢来的，成本极低的土地资产注入进去。接下来，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这些土地一旦进入了政府的融资平台，立刻就被按照城市建设用地未来可能产生的超高商业价值进行重新评估。拿着这份评估价值翻了十倍甚至百倍的资产负债表，地方政府堂而皇之地走进国有银行的大门，以土地为抵押，轻而易举地套取了海量的信贷资金。
拿到钱之后干什么？当然是疯狂地砸向那些最能彰显官员政绩，最能拉动当期 GDP 数字，但长远来看投资回报率极低的“铁公基”（铁路，公路，机场，政府大楼）和房地产项目。这其实就是把“上海模式”（浦东模式）在全国范围内，在毫无预算硬约束的情况下打了一针超大剂量的壮阳药。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扮演了一个毫无底线的两面人角色：在面对底层农民时，它是拥有合法暴力，强买强卖的垄断买方（Monopsonist）；而在面对开发商和银行时，它又变成了待价而沽，利益最大化的垄断卖方（Monopolist）。通过这种赤裸裸的“土地剪刀差”，全社会最巨额的财富被强行转移到了地方政府，国有银行和少数与权力深度绑定的房地产权贵手中。而那些世世代代在土地上劳作，原本应该成为土地增值最大受益者的数亿中国农民，却在这场旷世的财富盛宴中被彻底洗劫一空。
伴随这场信贷狂欢而来的，是惨烈的挤出效应和资源错配灾难（“国进民退”）。经济学的常识是，资本如同流水，只有流向利用效率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个体和企业手里，才能创造出真实的国民财富。但在“四万亿”的体制安排下，信贷资源的分配根本不看谁的效率高，而是看谁的行政级别高，谁的政治血统纯正。海量的廉价资金，通过国有银行的管道，如洪水般涌入了那些原本就效率低下，甚至常年亏损的国有企业。黄亚生在书中引用的数据显示，在 2009 年的一项调查中，超过七成的高管承认了“国进民退”的现实，因为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在刺激计划出台后反而变得极其恶劣。那些脑满肠肥的国企在拿到根本花不完的廉价贷款后，不仅没有去搞什么技术创新，反而像饿狼一样冲进了利润最丰厚的房地产市场和金融投资领域。在那几年里，中国各大城市的土地拍卖市场上，屡屡创下天价记录的所谓“地王”，绝大多数都是央企和地方国企。他们凭借着几乎零成本的资金优势，肆无忌惮地推高地价和房价。
与此同时，那些真正支撑起中国经济基本面，解决了 80% 以上城镇就业的高效率民营企业，却面临着极为严酷的生存危机。银行把贷款额度都给了政府平台和国企，民企想贷一分钱都难如登天，不仅如此，在某些高利润行业，国企甚至依仗行政强权，直接对优秀的民营企业进行绞杀和吞并，我们只要回想一下当年轰动一时的东星航空破产案就能明白。同样是遭遇 2008 年金融危机带来的行业寒冬，国有三大航（国航、东航、南航）获得了中央财政数百亿元的巨额注资和紧急输血，而由民营企业家兰世立创办的，原本经营状况良好的东星航空，不仅得不到政府和银行的一毛钱救助，反而被地方政府和国有同行联手逼入死角，最终被强行破产清算，兰世立本人甚至被构陷贪没入狱。当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和行政机器，不是去扶持那些在市场竞争中摸爬滚打出来的优秀私企，而是倾尽全力去保住那些效率低下，只知道靠行政垄断吸血的“体制内骄子”时，这个经济体怎么可能有健康的未来？
这种逆向淘汰机制带来的直接恶果，就是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的下滑。TFP 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质量的终极指标。黄亚生在书中明确指出，从 1978 年到 2008 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还得益于 TFP 的较快提升，但恰恰是从 2008 年的“四万亿”之后，中国的 TFP 增长率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根据中国外权威经济学家的测算，中国在金融危机前十年的年均 TFP 增速还能维持在 2.8% 左右，而到了 2009 年至 2018 年期间，这一数字竟然暴跌到了只有 0.7%。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中国经济这列火车，已经完全丧失了靠技术进步和资源优化配置来驱动的内生动力，从那以后，中国的 GDP 增速纯粹是靠疯狂堆砌资本，靠把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从危机前的 3 飙升到后来的 9 甚至更高，这么硬生生堆出来的（如果不是统计局直接做出来的）。换句话说，过去投 3 块钱就能产生 1 块钱的 GDP，现在要投 9 块钱甚至更多，才能勉强弄出同样的回报。地方政府借来的那些十几万亿乃至几十万亿的债务，并没有变成有真实收益的生产力，而是变成了贵州深山里永远收不回成本的高速公路，天津郊区鬼气森森的空城（一度号称要成为“中国曼哈顿”的于家堡金融区），以及无数个年年亏损的烂尾基建项目。
行文至此，我们这笔大账还差最沉重的一环没有算清。在那座由钢筋水泥堆砌而成的，看似无比辉煌的“中国奇迹”的地基下，究竟压着多少人伦惨剧？黄亚生在书中把户籍制度与土地国有制结合起来，向我们揭示了这套“城乡二元体制”是如何运转的。试想一下，如果美国政府规定，所有拿 H-1B 工作签证的外国劳工，你们只能在建筑工地上出卖血汗，但是你们永远不能拥有美国的国籍，你们的工资要比本地人低一大截，你们如果生了病不能用当地的医保，最关键的是，你们的孩子绝对不允许进入当地的公立学校读书。如果美国敢这么干，全世界的舆论早就把它骂得体无完肤了（许多舆论的确把美国的移民制度骂得体无完肤，但不是因为政府对移民和劳工太坏，而是因为对非法移民“太好”，跑到美国的非法移民不仅能大摇大摆地送自己家的小孩去公立学校读书，在有些州还能享受当地的医保）。一个号称要实现共产主义天下大同的政党，靠组织、动员、牺牲农民取得了革命胜利，建立起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后眼睛都不眨一下，就赠送了整个农村人口一个连非法移民都不如的地位。
黄亚生在书中引用了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罗斯高（Scott Rozelle）在《隐形的中国》（Invisible China）中给出的数据：由于长期缺乏父母的陪伴，缺乏足够的营养和早期智力开发，中国贫困农村地区有超过一半的婴幼儿存在认知能力低下的风险，他们的智商终其一生都很难超过 90；而在广大的农村劳动力中，只有区区 8% 的人完成了高中教育，这个比例甚至在所有中等收入国家中都是垫底的。当“四万亿”催生出的房地产泡沫破裂，当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模式走到尽头，中国经济必须依靠产业升级和内部消费来续命时，必要的人力资本从哪里来呢？那个占中国人口将近一半的庞大群体，农村的下一代，他们没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甚至没有足够的认知能力去适应未来的产业，更没有足够的财富去支撑庞大的中国消费市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仅仅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未尝不是一种不错的结局。
2026 年 3 月 31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