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剑：中国能否告别革命

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不是局部性的、暂时性的问题，而是总体性的、长期性的和制度性的问题。

2012 年，革命已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个重要关键词，革命已成为中国各个阶层的一个普遍关切。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这意味着什么？

按照托克维尔的说法，革命并不是发生在社会最坏的时期，而是发生在社会较好的时期，或改革已经深入进行的时期。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时期，社会内在的矛盾才被激发出来，人们的权利意识和改变现状的意识，也被充分调动起来。如果改革不能进一步满足人们的要求，革命就会成为现实的选项。

但按照列宁的说法，革命是发生在社会最坏的时期，是在统治阶级已经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人民群众已经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就会爆发。

中国现在处在一个较好的时期还是最坏的时期？或者说处在一个特殊的无法进行历史比较的时期？如何判断需要我们进行认真思考。

一、

从 20 年前的告别革命，到现在的不得不再次面对革命，这个话语转向表达出知识界一个怎样的思考线索，或者说社会的变化是如何被把握在思想之中的？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思想是被把握着的时代。中国近 20 年的思想变迁，涉及多种主题，实际上涉及到的是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一些重大问题。20 年前，李泽厚、刘再复明确提出告别革命，反映了那个时期知识阶层的一个普遍共识，彻底告别以革命的、激进的、暴力的方式来进行社会变革，代之以改革的、改良的、渐进的方式来完成中国的社会转型，应该说这个共识在现阶段还没有过时。我们今天在座的诸位都是这个意义上的反革命者，因为我们切身感受到了，革命的破坏性后果和影响，不仅对于中国当下社会，而且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都是难以估量的。

上世纪 90 年代，对革命的反思、对革命史观的批判、对革命谱系的清算，文章可谓做到家了，锋芒所指，包括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等所有革命类型。与革命相关的一些激进主义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同时遭致批判。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恰好在那个时候被引进到中国，成了一面观察中国社会变迁的现成镜子。中国知识人从中看到的，不仅是法国大革命的局限性，实际上更多地是看到中国革命与专制轮回的历史和现实，由此得到的深刻体会是改革比革命更重要，自由比民主更重要，英国比法国更重要，伯克比卢梭更重要。

我认为，正是知识界的上述理论反思和传播从思想上配合了上世纪 90 年代的市场化改革，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稳定局面。权力、资本和话语这三大力量共同意识到和平渐进的改革对中国的重要性。邓小平倡导不争论，不问姓资姓社，发展就是硬道理，实际上是搁置了一切理论争议，用实用主义路线完全排除了激进主义的生存空间，革命话语基本终结，全民共同迎来消费主义浪潮，尽享物欲解放的快感。在社会的普遍改进状态下，哪里还会有对革命的焦虑。

事实上，直到 2011 年，学界在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时，主基调依旧是对革命史观的批判，不仅涉及对孙中山革命派的反思和检讨，而且对晚清宪政改革多有同情的理解。李泽厚的看法是有代表性的，他认为，如果慈禧多活十年，晚清宪政改革就有可能成功。

然而，仅仅过了不到一年，即进入 2012 年，学界的整个调子就开始发生变化，就晚清宪政改革而言，提出的问题是改革和革命赛跑。人们问的最多的是晚清宪政改革失败，被辛亥革命取而代之，原因何在？现在来看，原因当然很清楚，因为晚清统治集团已经丧失了宪政改革的动力和能力，在它不能继续主导宪政改革的时候，它就只有成为革命的对象。辛亥革命尽管存在着很多问题，事后也没有导致一个更好的结果，没有产生一个合理的制度，但是作为晚清宪政改革失败的必然替代物，辛亥革命因其某种必然性，而成了中国社会变革的不二选择。以这样的历史尺度来观察现实的中国意味着什么呢？在我看来，至少意味着革命话语还没有彻底丧失其现实性，革命话语到 2012 年重新出场，证明了这一点。

金观涛、刘青峰写的《观念史研究》一书，从关键词研究入手，由此观察中国社会变迁和思想变化的关系，值得借鉴。按他们的统计，1902 年报刊上出现的“革命”一词是 419 次，到了 1903 年达到 1398 次，随后在 1906 年达到了第二个高峰，是 2875 次。这说明了什么呢？金观涛、刘青峰的解释是，这对应着中国知识分子对革命和改革的两极化态度，革命和改革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在改革日趋失效时，革命热情就日趋高涨。2012 年革命在中国成为全面话语，是不是也反映出改革遇到了困境？改革因其无法深入而唤起人们对革命的关切。

朱学勤对卢梭激进主义的批判，是上世纪 90 年代中国自由主义反思的一个重要成果，它实际上是对法国大革命思想背景的一个清算。秦晖、金雁两位对俄国革命也有持续的反思，尤其是金雁最近出版的《倒转红轮》影响巨大，对苏维埃革命所基于的俄国思想传统有极其深刻的分析。回过头来看中国，这些对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认识和反思，可以对中国的下一步变化提供何种启示呢？中国与法国、俄国同处一个革命谱系，法国和俄国的问题或许就是中国的问题，中国可以法国或俄国的方式解决它所面临的问题吗？我的困惑在于，当促成革命的各种要素在中国社会内部仍然广泛存在时，对革命的反思是为了阻止革命的再次发生，还是说在适宜革命生存的社会条件和思想条件下，革命一定会发生？

朱学勤在给我的信中有句话说的很到位，“改革不到最后死绝，不轻言放弃，革命不到最后关头，不轻言革命”，这可能是我们的共同心声。但这只是知识人的主观选择，从告别革命到不得不面对革命，这是否说明，告别的良好愿望和主观选择，并不是决定社会变迁的主要力量，来自于历史的经验和启示，对现实并不能发生根本性的影响，改革还是革命，一定有其各自发生的内在逻辑。我的观察是，改革一定是主动的，可选择的，可设计的，或者可调节的，后果可控的，而革命一定是被动的，不可选择的，无法预计的，后果不可控的。

二、

革命的逻辑蕴含于社会不可解决的矛盾中，能否告别革命，只能基于我们对当下社会矛盾的判断，这些社会矛盾是否已到了现行制度无法解决的程度？实行宪政导向的改革，是否能够解决这些矛盾？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革命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而社会矛盾和冲突又是来源于社会中的少数人垄断生产资料，用现代流行的话说，垄断了各种资源。大多数人在丧失资源支配的情况下，为反对不合理的资源分配方式，必然会通过各种方式来进行反抗，以实现一种比较合理的生产和分配制度。这是基于对资本主义早期阶段诸多不合理现象的分析，马克思认为唯有通过革命这种方式才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从 1848 年欧洲革命以来，马克思不断地预言革命，在每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来临之际，都宣布更大规模的革命就要到来，资本主义马上就要灭亡。但是，资本主义并没有如马克思预期的那样，在革命中自取毁灭，反而一直存在下来，至今依旧看不到其灭亡的任何征兆，原因何在？是因为马克思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在其演进过程中，始终是通过改革其不合理的资源分配方式来达到消解革命的作用。股份制是对少数人垄断经济资源私有制的改造，民主制是对少数人垄断政治资源专制的改造。同时，实行司法独立、言论自由和保障一切人权，用宪政的原则实现多数人的权利和保护少数人。正是通过这样的制度安排，资本主义化解了根本性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用自由、民主和法治彻底告别了革命。

中国当前的社会矛盾，主要根源和早期资本主义一样，都是在于少数人垄断了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垄断经济资源和垄断政治资源必然合为一体，形成权贵资本体。中国当前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如腐败加剧，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群体性事件大幅增加，均是来源于少数人垄断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制度安排，是不受约束的权力和不受节制的资本共同操控的结果。

可以肯定地认为，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不是局部性的、暂时性的问题，而是总体性的、长期性的和制度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人们自然会发生对革命的联想。资本主义最后能够避免革命，是因为它找到了一条从根本上消除革命温床的正确之路，那就是通过合理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安排，来实现尽可能公平正义的资源分配，不仅人有其利，而且人有其权，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中国能以这样的方式来解决它所面临的问题吗？

三、

对中国面临问题的严重性，社会各界有广泛的共识，包括执政党也有清醒的估计。执政党十八大政治报告，明确把问题的严重性上升到了亡党亡国的程度。但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社会分歧巨大，朝野分歧巨大，分歧的焦点在于，按何种方式来解决这些涉及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其实质是走什么样的路，按哪个方向进行改革。

执政党目前的口号是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什么样的路？是不是现在正在走的路？走这条路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制度性问题？现在恐怕谁也无法下结论。真正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肯定不是嘴上说出来的，而是脚下走出来的。当我们在理论上还在闪烁其辞时，在时代潮流中还在摸着石头时，在需要做出决断时还在左右摇摆时，那就意味着中国的未来之路依然扑朔迷离，改革或革命依然是中国今后十年乃至更长时间持续不绝的话题。

马云有一句话，“改变成功者是最困难的，因为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大堆理由。”我套用他的话说，改变胜利者是最困难的，不仅如斯大林所说，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而且的确还有更多的理由来证明胜利者的地位是难以改变的，但是有永远不败的胜利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