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雪：全球化的误区和恶果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全球化趋势与自由民主的困境”。当说到困境，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准备朝哪个方向讲。所以我不想过多讨论全球化对我们日常生活、经济贸易等方面的正面影响。我恰恰想说它所带来的负面的，甚至对人类来说是致命的一些问题。
全球化的这个概念和起源，简单地说几句，全球化到底是从什么时候起被称作全球化呢？其实观点有非常多的差异。也有很多人认为，事实上的全球化，就是人类的这种行为模式，特别是经济交流、贸易开展，可以从公元前 2000 年算起。当然，这并不是我们要说的全球化的概念。真正全球化开始形成规模，应该说是在上个世纪。而“全球化”这个词汇被确定，则是在 2000 年的时候，国际基金组织定义了全球化的概念，并且认为有四个方面的构成，成为我们今天所认知的全球化：贸易和国际往来、资本与投资的流动、人口流动以及知识的传播。
在这种划分的领域当中，有学术观点认为应该划分为三个大的领域：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同时，与此相伴的还有商品市场一体化、劳动市场一体化和经济市场的一体化。全球化的作用和演变，让我们看到的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它带动了资金流、技术流、产业流、产品流、人员流等。这些作用的结果，当然是让世界的经济极大地融合。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确实有许多国际协定、组织和机构，其目的就是不断促进贸易自由化，减少贸易的障碍，尤其是传统的障碍。同时也激发了产业链、供应链的交叉链接和合作，打破了许多原来的传统界限。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全球化虽然着力于经济贸易这一点上作为它最主要的初始目的，但它带动了更多的政治交流、文化融合和人员流动，特别是提供了渠道、空间和更大的可能性，让不同的政治制度同台表演。这种环境使自由民主与国际共产主义、恐怖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等变成了一种必须合作、依存和竞争的关系。
事实上，在经济行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资本没有制度属性。当进行经济行为或者资本投资时，关注的是对手在平台上的合作程度。而科技也不管是民主制度还是暴政，新科技对全球化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一点我在此不作赘述。
资本无法解决制度问题
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当中，一些国家或政治人物开始意识到全球化带来越来越多的负面影响，并尝试减缓这种速度，甚至提出“去全球化”。比如英国脱欧，可以看作是这样的一个尝试。还有美国前总统川普提出的“美国优先”政策，尤其是他对中共的贸易制裁，实际上启动了一个很重要的开端。
我今天想讲的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我认为，没有自由民主的全球化，是人类历史上所犯的最大错误。到今天为止，整个世界上的自由民主大潮在过去半个世纪是最为汹涌和快速的。但是，它并没有让原来的一些非民主国家在民主化大潮中成为现代文明的国家。
像中共这样的极端极权暴政、残酷落后愚昧的体系，不但没有受到正面的影响，反而因全球化的历史大潮被直接带入国际环境中，成为了国际环境中举足轻重的角色。尽管现在中共的国际地位发生了一些变化，但至少中共国的发展模式曾被认为是世界发展的第二选项，甚至在很多人眼中已经成为第一选项。
我想起一个故事，今年 10 月 15 号，我约定到加拿大的国会去参观，因为我带了几个朋友，他们没有去过加拿大的议会大厦。到了现场的时候，加拿大的皇家骑警非常遗憾地告诉我，说所有的参观都取消了，因为今天有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示威。
当时现场已经有几百人了，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很遗憾，因为我们 7 个人跑了那么远。他也说他很遗憾，他真的希望能让我们参观，但他也没办法。通过他的表情、态度和肢体语言，可以感受到他对这些抗议示威有很负面的看法。
于是我顺势问他，如何看待现在的冲突？他说，他不能对这样的事情表达观点。当时他打开外套，指了指胸前挂着的一样东西，像一个小手机。他的意思是因为这个设备的原因，他不能发表意见。我笑了。
后来他问我，“Are you Chinese（你是中国人吗）？”因为我带了一帮朋友都是中国人，我回答：“是。”然后他马上说：“我准备搬到 BRICS 国家去。”我当时没有意识到他说的“BRICS”是指金砖国家。我问：“你要搬到哪儿去？”他说：“金砖国家，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我问：“你是说要搬到这些国家去吗？”他说：“对啊，这些国家是新兴的国家，都做得很好，特别是中国。中国简直是 doing great（做得很棒）。”
我说：“我来自中国，虽然我离开中国 30 多年了，但每天看的、听的、观察的，都是中国的事物，真的占很大的比例。我认为中国是这个世界上最不民主的国家，而且这个政权是世界上最残暴的一个制度，所以我真的有点意外你会这么说。”
他看我这么讲，显然觉得我们很难谈到一块去了。他就说：“哦，是啊，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问题。但是呢，我们的问题更多。”他指的是加拿大的问题更多，然后他就走开了。我愣在那儿，想着加拿大的皇家骑警居然有这样的认识。他觉得中国所带动的世界潮流是人类应该选择的方向。这让我当时蛮震惊的。
但类似的经历我已经有很多次了。比如在 2008 年，我在多伦多出席活动的时候，遇到的一件事使我颇感意外。我进了一个停车场，那个收费员问我：“Oh, are you Chinese（哦，你是中国人吗）？”我说：“Yes, I come from China（是，我来自中国）”他马上说：“Oh, China is a superpower. The country is doing great（哦，中国是超级大国，发展得很不错）”
当时我也跟他争论了几句，但因为是在停车场门口，所以没办法多说就进去了。我记得那个收费员也是个外来移民，我还问他：“你是从哪里来的？”他说他是从巴基斯坦来的。我就问：“那你为什么来这里？”后来聊了一点点。这种思潮，其实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
过早启动全球化的弊端
现在“全球化”这个词汇已经成为一个“网红词汇”，红了很长时间。不管是政客、商人、学者、艺术家、环保人士、人权人士还是大众传媒，都在谈全球化的影响，都热衷于讨论它如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以及它的种种好处。虽然也有从负面的角度来谈的。
但我认为，事实上这个世界在还没有实现自由民主的时候，全球化就过早地启动了经济贸易的全球化。而这样的全球化，正在推倒各国之间的城墙，把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在这个地球村里，不同的政治制度、思潮、文化、移民、难民、生活方式等，都在融合，变得越来越紧密，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这个进展如果没有强大的共产主义的反扑，以及像中共这样极端邪恶暴虐制度所起的巨大影响，也许全球化是一个好事。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我一会儿要特别强调的，就是事实上在整个世界没有形成自由民主的全球化时，过早地启动自由贸易和经济的全球化，它带来的结果更加可怕。
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其实有很多讨论，涉及方方面面。但我认为这些讨论大多流于表面。比如，有人认为跨国公司泛滥，从资本流通和经济合作的层面来看，全球化的影响反而是减少了文化的多样性，而不是增加了。全球化之后，很多事物融为一体，原本的差异和多样性正在减少。
还有一个让人扎心的事实，就是贫富差距的扩大。全球化初期，人们以为它会极大地缩小贫富差距，但结果却相反。此外，非法移民的暴涨也是一个现象。全球化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使恐怖主义形成了更大的攻势。这些细节大家都可以想象，比如疾病的传播，中共病毒在过去四年的肆虐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二战以后，联合国致力于推动人权的提升，但由于联合国制度本身的先天缺陷，很多有用的措施难以推行，反而有利于专制国家的某些发展。经济贸易全球化、移民难民全球化、多元文化与信仰的全球化等，事实上导致了一个灾难性的后果，就是多元价值的全球化。
多元价值的全球化在原有格局中可能影响较小，但随着上述进展，它使得不同价值观在文明世界相遇、碰撞、冲突。这种情况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家庭与社区的互动中都可以找到例子。基本上来说，如果没有规范和法律界定的前提下，愚昧和无知往往会胜出，因为文明会选择礼让。
在自由民主的国家中，推动人权保障的最大化的过程中，很多领域出现了滥用人权的现象，不断刷新了底线。最近在一些国家，这种现象特别显著，已经直接影响到人们正常的生活和安全。
缺乏自由民主传统和伦理的社会，可以作为一个参照例子。在很大程度上，这样的社会缺乏自律，以及对尊严、荣誉、社会公益等认知和需求。比如中国社会，不仅缺乏这些，甚至连基本的尊严和荣誉也无法保障。在中共控制之下，个人没有能力维护自己的尊严，更无法追求正常的荣誉，因为中共垄断了所有人的未来，垄断了所有人的荣誉和地位。
以后如果有机会，我其实很想讲这个议题，就是它让人们对荣誉的认知变成了中共的认知。这种情况当然不止在中国发生，在所有缺乏自由民主、缺乏文明、缺乏现代社会基本要素的地区都会出现。当这些地区的人涌入民主国家时，他们的意识形态、理念、观点，甚至包括行为模式，都被允许，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被鼓励去保留原有的旧有观念。
比如说加拿大，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政策是写入宪法的。所以在加拿大，不论你来自哪里，你的原有观念、理念、意识形态，特别是信仰、文化、行为方式等，都会被鼓励保留。这当然也是民主制度本身包容性的一部分，它必须透明，也必须尊重不同和差异。
普世价值受到多元价值冲击
上述情况导致多元价值成为民主社会必须应对的挑战。我们可以接受多元文化、多元信仰、多元生活方式。但是，当我们谈到普世价值时，并不是多元到可以认同非民主、非自由、专制暴政的东西。然而，现在这些东西已经完全混淆在一起了，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你还不能说。
我在加拿大也经历过几次这样的情形。当人们对一些非文明现象进行批评时，常常会被认为具有种族歧视性质。这种情况发生后，人们开始进行自我教育、自我规范和自我约束，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self-censorship（自我审查）”。即使再正确的观点，人们也不敢说了。虽然像加拿大这样的国家，言论自由无疑是最重要的价值之一，但长期的自我约束让人们明白哪些话不能讲。一旦讲了，就会引发冲突，而这种冲突往往使主流文化和普世价值显得对外来文化或者少数民族不够尊重。
有一个例子很多年前发生了一件事情，至今对我印象深刻。当时正值加拿大的 Remembrance Day（阵亡将士纪念日）。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那些在战争中为保卫加拿大、为自由民主和普世价值献身的人。在一个体育节目中，著名的资深冰球解说员唐．切瑞（Don Cherry）因为说了一句话引发巨大争议，导致他被解雇。切瑞说，他看到胸前佩戴罂粟花、缅怀阵亡加拿大军人的人数，一年比一年少，特别是看起来像移民的人更是很少佩戴。新移民热爱加拿大的生活方式，热爱加拿大的牛奶和蜂蜜，应该花几元钱买一枚罂粟花戴上，因为那些阵亡的军人为今天加拿大人享有的生活，付出了牺牲的代价。
这件事对我冲击很大。我在想他的话有错吗？其实没错。因为当你来到加拿大，尤其是成为加拿大公民，你应该认同这个国家的基本立国原则和基本的普世价值，甚至应该热爱这个国家。虽然加拿大不要求爱国，但至少从情感上来说，当你宣誓成为加拿大公民时，这样的认知应该是存在的。
然而，这样一个简单的情绪表达却对他造成了如此大的伤害性后果，当时很多讨伐他的声音，认为他的言论引发了社会撕裂。当这样的案例在社会上发生两次、三次、五次、八次时，人们自然开始自我检讨，筛选出哪些话能说，哪些话不能说。因为一旦说了，就可能引火烧身。
其实我自己也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类似状态。
我身边有一个年轻的朋友，他经常劝我不要在一些重大有冲突的议题上感性地表态。他知道我的性格，看到什么我就会立刻有反应。因为我一有机会，就会针砭时弊，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他劝我说：“在加拿大不要这样，因为共产党已经那么恨你了，他们一直想搞死你，你不要给他们在加拿大伤害你的借口”。
我在想，这个提醒其实是一个让人非常悲哀的体现。因为你会发现，在加拿大这样的社会生活，你还要顾及自己的言论，因为你的言论会给你带来伤害，而这种伤害可能是大规模的、全方位的。这种情况我相信不是我一个人在体验，应该有很多人在体验。我不知道今天在这个会议室里的其他人是否也有这样的同感或者共鸣。
加拿大开放包容的效果
我们知道，在我们所生活的民主环境中，必须按期改选，必须有选举，而选举是以投票数的多寡来决胜负的。当这样的环境中，越来越多不认同我们原本立国原则、普世价值、自由民主制度架构的人群出现，甚至有意进行破坏和挑战的人数不断增加时，这当然会直接影响我们的制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变我们的制度。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展望一下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我可以拿中国移民作为一个例子，现在加拿大的华人移民有 180 万。加拿大是一个人口很少的国家，而这 180 万人中，我可以用非常简单的人数比例来说明问题。
我 1989 年 8 月 20 号到加拿大多伦多，20 天后开始参与民运，一直到现在从未离开过，从未停止过。我一直是在最前线，非常活跃。昨天我们刚刚完成了民主中国阵线（民阵）加拿大分部的改选，我们有 22 个人投票，包括线上参与的。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人数是多么少。早在我们成立的第一年，即 1990 年 2 月，我们多伦多支部成立时，也只有 27 个人，其中近一半还是从日本来的。
为什么会有从日本来的？因为当时加拿大是唯一一个给予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人以公民及移民部长特许保护令方式，直接申请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的机会。所以很多身在其他国家、持中国护照的人就来到加拿大。当时我们成立民阵时，有一批是从日本来的，非常整齐，一排坐着的全是从日本来的。我后来跟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朋友，聊天时也了解了这些情况。
民阵主席秦晋在澳大利亚，他告诉我六四屠杀爆发时，澳大利亚的民运人士多达五千人。加拿大的人数比例让人痛心的原因是什么呢？在加拿大，因为政策的缘故，中国人不需要加入民运组织，不需要表现，不需要给自己积累证据材料，就可以留在加拿大。而在美国，当时的情况完全不同。1989 年 10 月 1 日，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组织了万人大游行。而在加拿大，同样的日子，我一个人到中共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门口参加示威活动。当时我刚到加拿大没多久，不知道海外反共人群在哪里，也不知道民运组织的存在。我就是凭着自己内心的追求，和一个朋友到了领事馆门口，他帮我拍了一张照片。
1990 年在全加拿大，民阵有五个支部：渥太华、蒙特利尔、卡尔加里、温哥华和多伦多。当时其它各地的民阵人数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应该不会超过多伦多。后来，多伦多以外的其他四个支部很快就消失了。不过现在我们在其他几个城市仍然有民阵成员，所以统一称为民阵加拿大分部。在过去的 30 多年中民阵一直是这样，维持在 20 到 30 人，最多也没有超过 50 人。
这个过程非常令人伤感。因为加拿大当时的移民部长特许保护令保护了 4 万多人，这批人后来被称为“六四血卡”持有者。这是因为六四中共开枪杀人，在那样的背景下，加拿大保护了这么多人。然而，几十年过去了，这 4 万多人中，哪怕不谈其它反共行动，仅仅是六四纪念活动，继续参与的人也没有几个。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来自非民主、非自由环境的人，缺少人类对尊严、自由的要求，他们的需求更多是好的生活条件、保障、安全和福利。他们进入民主国家后，基本上绝大多数是冲着这些保障来的。他们可以享受言论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为他人的言论自由而努力。他们可以享受组党的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为让加拿大变得更好而行动。更多的人纯粹是为了福利、社会保障而来。
加拿大是一个全民医保的国家，这对来自没有这些保障地区的人来说有巨大的吸引力。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加拿大，而是在所有民主国家都存在。尤其是在全球化浪潮越滚越大的背景下，人员流动，特别是非法移民的流动，在过去几年中愈发明显。
殖民逆流与文明倒退
我记得在 2015 年国际笔会的一次会议上，我讲过这个思路。现在已经过去 8 年了。当时，有一件全球范围内引起巨大反响的事件。叙利亚一个父亲带着孩子逃难，其中一个孩子在海滩上溺亡的照片震撼了世界。这件事成为推动民主国家进一步开放边界、拥抱非法移民的一个重要节点。
2019 年是中共对香港进行全面控制、全面实行国家恐怖主义的转折点。当时，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殖民主义倒流”问题。殖民主义这个词大家耳熟能详，但每个人对它的理解可能不完全相同。我想特别强调的是，不管怎么看，殖民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文明的扩张。当然，这当中有很多负面影响，比如对当地人民的欺辱和财富的掠夺。但它也带来了现代文明、制度建设、社会伦理以及科技。
我们回头来看那些曾经进行殖民扩张的国家，比如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德国、意大利、比利时等，这些国家在当时的殖民主义扩张中带来了很多社会和文明上的影响。虽然负面影响显著，但他们也推动了制度建设和现代化。
在二战之后，殖民主义基本上被完全掐断了。我们来看待那个时候殖民主义的影响，也可以从中国的例子来看一下。比如说山东的青岛，用青岛的地下水道作为一个小例子，青岛仍沿用德国殖民时期的下水道，运转状况也良好，甚至超过中国后来自己建设的下水道。还有天津、大连，这些地方曾经是被称为租界的地区。还有最重要的上海，这些地方曾经被外来的殖民主义国家管理和占领。
看看这些地方，它们的人文、社会发展、整体素质，是不是比其他一些地方要好一些？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去验证。因为我认为，确实有这样的影响。在全球范围内，这种现象也是类似的。在上一波殖民主义中，它确实起到了一个将文明推向全球的作用。
2019 年给我一个重大冲击，让我思考这个问题。因为香港在英国的管理下经历了 156 年，而在共产党的统治下，短短 20 多年，已经大踏步地回到了百年以前。当然，这里说的不是生活环境或条件，而是制度上的退步。
殖民主义的倒流问题还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曾经因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扩张文明的地区，当殖民者撤走后，这些曾经的殖民地国家中，成为自由民主制度的现代文明发达国家的有几个？英国曾被称为日不落帝国，因为在全球很多地方都有它的殖民地。加拿大虽然不被称为殖民地，但直到现在国家元首仍然是英国国王，再比如澳大利亚也类似。所以我们看到近些年出现了一个可怕的趋势，这些国家并没有成为自由民主的法治宪政国家，反而越来越多人民选择抛弃自己的国家，蜂拥到曾经殖民他们的国家，然后占领了这些国家。这种殖民主义倒流，我们已经看到很多的例子，他们将自己本国的社会制度、理念、意识形态、行为模式、思考、甚至仇恨都带到了这些国家。而这些接纳移民的国家对此几乎无计可施。
为什么这些国家无计可施？因为这些国家恰恰是自由民主、法治宪政和人权保障的制度，对多样性和差异性有着最大的包容。但随着移民人口比例的不断变化，可能在不太远的将来，原有的宪政基础、普世价值，和我们原本认为属于文明世界的成分会逐渐被稀释。
在这样的对比和冲突中，愚昧无知、极端狂妄、非民主非理性的东西往往占上风，而文明则不断退缩到自己的社区、家庭，然后还能退到哪呢？
中共巧用全球化渗透世界
在这样的全球化趋势中，中共试图主导全球化议题。简而言之，能够看到一个很简单的事实，中共特别是在八九六四屠杀之后，尤其是美国当时做了一个非常坏的表率，就是想方设法帮助邓小平度过六四屠杀所带来的谴责和制裁。现在已经有确凿的历史文件和证据能够佐证这一点。特别是，美国帮助中国获得了最惠国待遇。
说到最惠国待遇，我经过这个事件的过程，所以对此印象特别深刻。比如今年 8 月份，我在多伦多的一个香港论坛上，与龚小夏女士共同主讲。当时我到了现场才知道她也是主讲人。这些年里，我心里一直有个心结。
90 年代初，龚小夏女士作为中国民主派人士，多次到美国国会作证，要求给予中国“与人权脱钩”的最惠国待遇。我特别不能接受这一点。我认为，那正是全世界应该联合起来制裁中共、迫使中共改变的关键时刻。而她的发言，却是以民主人士阵营的代表身份主动要求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网开一面，让中共成功躲过了那一劫。
更让我不能理解的是，她后来也没有对这件事作出任何说明或道歉。也许她认为当时她的立场是对的——她想表达，如果制裁中共的人权问题，中国人很爱面子，这可能会导致中共在改革开放方面开倒车。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被直接纳入全球经济体系，随后很快加入了 WTO。
中共在全球化的经济贸易环境中可以说是如鱼得水。他们利用这样的机会和优势，特别是在许多国家的支持下快速崛起。当时许多国家，包括美国、日本等，给予了中国极多有利条件和支持。很多国家甚至抱着同情的态度，觉得中国当时太落后、太贫穷，对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加拿大的国际发展署当时也对中国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比如小动物疾病防治、修桥、挖河等项目。
2003 年，杨子立、靳海科、徐伟、张宏海这四位中国年轻人因为组织读书会、给农民工提供最基本的人权和法律培训而先后被中共绑架、失踪，最终被判刑。他们中两人被判十年，另两人被判八年。对此加拿大这样的民主人权大国毫无办法，加拿大国际发展署正试图对中国农民工提供医疗和法律知识的援助。我曾愤怒地对加拿大的政要说：中共把本可以帮助农民工的中国年轻人投进监狱，而你们却不管不问；但你们的资助和支持根本无法真正用到农民工身上，而是被中共这个极端专制腐败的权力系统消化掉。
这件事让我印象极为深刻，因为我们为救援他们四位在 2004 年圣诞夜创立了加拿大十元人道救援计划。
现在来看，中共在全球化过程中所引发的重大影响在于，它非常聪明地意识到，全球化正是让它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专制暴政在国际环境中施展、表演和发挥影响力的最佳舞台。
习近平亲自指挥并领导全球化
2022 年的 10 月 24 号，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发表了一篇题为《引导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中国方案》的文章。这个研究中心的名字有 28 个字，我查了一下，觉得挺有意思。他们在文章中特别强调，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提到，中国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的方向，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进双边、区域和多边合作，促进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虽然这些内容听起来像是官话套话，但实际上，这是中共在全球化过程中整体的策略和目标。他们提出习近平思想深刻回答了经济全球化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和“世界之问”，并列出了七个方面，中国应该如何引导全球化，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这里要关注创新发展几个字，因为中共深知自己那套东西与世界推动的全球化是不同的，因此通过调整、包装自己的理论，来适应国际框架。
习近平还指出：“随着时代发展，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越来越不适应国际社会的需求，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已经成为“深受世界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的国际合作平台。习近平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声称要为破解全球发展难题提供中国方案，为全球安全困境指明路径。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共的布局非常清晰且广泛。一带一路计划本质上就是通过全球化的渠道传播中共的政治意识形态，同时实施经济绑架。通过这些项目和计划，中共加大了对其他国家经济、社会的绑架、监控，以及安排人员渗透。
2020 年的 11 月 24 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习近平推动中共特色的全球化，让世界遵守中国规则》的文章。这篇文章非常直白地指出了中共通过全球化扩展影响力的野心。在这样的趋势下，自由民主国家应该如何应对？这是当前世界最大的挑战之一。
全球化的趋势已经无法停下，它所带来的影响和现实问题短时间内甚至可能永远无法完全解决。在这些问题中，中共的作用非常关键。他们在全球化过程中通过战略布局和资源投入，不断扩大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
对热爱自由民主、重视人权、尊重法治、追求文明价值的人来说，尽早结束中共暴政、阻断中共在全球范围的影响力，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使命。这不仅是对全球化所带来负面效应的最重要一步，也是为了化解整个世界在共产主义反扑、恐怖主义进攻，以及非民主、非自由暗流肆虐中的危机。
中共不仅在全世界投入海量资源支持非民主力量，还通过暗中挑拨和鼓动非民主、非自由地区的人民向自由民主国家发起挑战，形成巨大压力。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中共对来自非洲的黑人学生，提供了许多看似无法理喻的优惠条件。不但减免他们的学费，还给他们非常高额的生活费，甚至为他们配备中国女学生作为性伴侣。这些事实不需要提供证据，大家随便在任何平台都可以搜索到。有很多人一直在问，为什么中共要这样做，为什么对黑人这么好？其实，用“黑人”这个词并不完全准确，因为不只是黑人，广义上是来自非自由民主国家、非发达国家的人。
中共的这些做法，实际上是为了在国际社会培养自己的“票源”。等到这些学生及其家庭、关系网，以及他们的能力能够影响国际组织、机构和平台时，中共的投资就会发挥作用。中共花费巨资、长年笼络这些人，一定能在许多领域发挥作用，这个布局很长远。
相比之下，民主国家的政府因为有任期限制，如四年或五年换届，政策更倾向于短期见效，以保证执政党能继续受到欢迎。这种机制让民主国家在长远战略上相对短视。
比如去年上台的澳洲工党总理才刚刚去过中国访问。工党是澳洲的一个左翼政党，可能是澳洲历史上第二长的政党。在他之前，是一个中间偏保守的政党执政了十年。
现在这个工党的领袖，他上台不久就去拜访习近平，要跟中国恢复贸易，促进经济交往。这样的做法让人疑惑，现在整个世界不是在围堵中共吗，为什么他要这样？因为他作为一个刚刚当选的领袖，一定要吻合他执政的需求。之前的偏保守政府执政了十年，又经历了四年的疫情。在民主国家生活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执政政党通常会一段时间偏左，再一段时间偏右。因为人们总是在这样的摇摆当中选择。一个政党执政久了之后，人们会积累一些意见、不满。而且，执政过程中还有外在因素，比如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
像澳洲这样，前一个稍保守的政府在执政过程中遇到了全球经济衰退、俄乌战争，以及中共病毒的打击。人们自然会感到生活很多地方不如以前，不方便了。在选择时，他们能选什么呢？只能去选择另一边的政党。所以，这个新的政党上台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兑现对人民的承诺，把经济搞好。而搞好经济，跟中共做生意是他们认为最直接见效的办法。中共是澳洲最大的贸易伙伴，所以在某些情况下，这种选择让人觉得很无奈、很无力，无法解决问题。
对于我们来说，结束中共暴政是最主要、最实际的，也是对全球影响最大、对整个人类发展有最直接、彻底、永久性影响的一步。而这一步是我们可以做的。无论有多大的能力或者具体方案，只要出力、想办法、参与，就能为世界在没有中共暴政的新全球化环境中出一份力。
2023 年 11 月 12 日
2025 年 1 月 26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