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raphine：评曹长青《普京的真面目》（七）
3.
第三，文章对 2014 年乌克兰政局变动的描述极具偏颇。其声称“亲俄总统被美国支持的暴力推翻”，但事实是：维克托·亚努科维奇在宣布拒绝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后，引发大规模亲欧抗议（即“尊严革命”）。政府对和平示威的镇压造成至少百人死亡，导致政权合法性危机。随后，乌克兰议会依照宪法程序罢免总统职权，权力过渡亦未超越宪法授权范围。诚然，西方国家对抗议者表达了政治支持，但并无证据表明这场危机由美国主导。将政局更替定性为“美国背后操控的政变”，不仅缺乏实证支持，更是一种冷战思维的延续，试图为俄罗斯的干预行为提供合法性。这种“谁不听话，谁就是被美国煽动”的逻辑，正是反民主叙事中最常见的舆论操控模式。
具体而言，将 2014 年乌克兰“尊严革命”描绘为“美国主导的政变”，不仅是对复杂事实的粗暴简化，更是一种典型的阴谋式主权否认逻辑。这类论调在亲俄话语中尤为常见，其内在结构如下：一国政府若不亲西方、若遭民众推翻，即被解释为美国暗中操控，而原政权的失败并非源自腐败与暴政，而是“颜色革命”的阴谋。这种叙述不仅回避本国的社会政治矛盾，也为俄罗斯的干预行为提供道义掩护。若要准确理解 2014 年乌克兰局势，起码要从以下几个角度入手：抗议的起因、亚努科维奇政府的应对、总统职权解除的法律依据、西方国家的真实角色，以及“政变论”背后的话语等等。
抗议的导火索是亚努科维奇政府在 2013 年 11 月突然宣布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转而接受俄罗斯提供的 150 亿美元贷款与天然气折扣。这一决定在多数乌克兰人眼中被视为背弃国家的发展方向，尤其是在普遍对俄罗斯控制与寡头统治深感不满的背景下。初期抗议人数有限，集中于基辅独立广场。但 11 月 30 日凌晨，警方对学生和平集会者实施暴力清场，激起民愤，抗议迅速升级。数十万人走上街头，涵盖知识分子、退休军人、青年与工人等群体，运动诉求从“拥欧”转向对亚努科维奇政府腐败、专断、暴力统治的全盘否定。这场运动的本质是社会自发性觉醒，而非境外力量主导的政治剧本。
亚努科维奇政府在随后的两个多月中不断升级镇压。1 月和 2 月的两次大规模清场造成严重流血，尤其是 2 月 18 日至 20 日的冲突，导致百余人丧生，其中大量为手无寸铁的抗议者。虽有亲俄媒体试图将枪击归咎于“反政府武装制造混乱”，但大多数独立调查显示，至少部分开枪源自政府控制力量。这一血腥事件加速了政府合法性的崩塌。
在危机加剧下，亚努科维奇于 2 月 21 日与反对派签署欧盟调停的协议，承诺提前大选与宪法改革。然而当晚，他突然逃离首都，并最终前往俄罗斯。其出走行为制造了总统职权真空，乌克兰议会遂根据宪法第 112 条启动应急机制，于次日以 328 票支持、零票反对的压倒性表决决定其“未履行职责”，并由议长图尔奇诺夫临时代理总统职务。此一程序虽属应急，却具有宪法依据，且议会支持票数中多数来自亚努科维奇所在的“地区党”，体现出跨派别的广泛政治共识。
至于所谓“美国幕后操控”的证据，主要源于一段被俄罗斯情报窃听并公开的美国副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与驻乌大使的电话录音。亲俄舆论将其解读为“安排过渡政府”，但实质上不过是外交人员对局势进行意见交换，并不具有操作政府更替的权力。美国确有政治立场表达与对抗议者的支持，但这与“政变操控”之间相去甚远。若仅因外交表态便视之为政变主谋，任何国家对外国政治表达立场都可被贴上“干涉”标签，这种定义无异于将所有外交行为武器化。
“政变论”的流行，实质上是一种反民主修辞。它剥夺社会运动的真实根源，将人民抗议简化为外力操纵，从而为极权干预制造舆论合法性。这套逻辑不仅在乌克兰被使用，也被俄罗斯在格鲁吉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甚至在评议 2020 年美国 BLM 运动时套用，目的在于制造一种“民主即美式工具”的恐惧框架。这种逻辑一旦广泛传播，将否定所有社会变革的正当性，把旧秩序神化为唯一合法形式。
因此，2014 年的乌克兰政权更替，是在政治与人道危机中依据宪法完成的正当合法回应。将其称为“被美国安排的暴力政变”，不仅歪曲历史，更抹杀为民主抗争牺牲的生命，为俄罗斯后续的吞并与战争制造伪合法化话语。
4.
第四，作者试图将克里米亚问题与科索沃独立相类比，指责西方在“民族自决”问题上实行“双标”。这一类比极具误导性。科索沃的独立进程建立在联合国授权、国际刑事法庭审理与北约介入防止族群清洗的基础上；而塞尔维亚早在 1999 年就事实上失去对其控制。到 2008 年宣布独立时，科索沃已处于联合国过渡管理下近十年。相比之下，克里米亚既未遭遇族群迫害，也无国家暴力介入，其局势远未达到“国际干预”或“强制独立”的标准。更关键的是，没有任何国际组织为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提供合法性框架。真正的双标，是俄方将“民族自决”作为工具性借口：当其有助于控制邻国时便高举旗帜，而一旦同样标准适用于车臣、达吉斯坦、鞑靼斯坦等俄国内部族群时，则立即禁止乃至暴力镇压。
更具体地说，将克里米亚的吞并与科索沃的独立并列，是俄罗斯及其支持者反复使用的一种话术。表面上这是在控诉西方实行双重标准，实际上是试图用一个在历史背景、法律基础与现实条件上完全不同的案例，为自身武力扩张行为披上道义的外衣。这种类比乍看之下具有“对称性”——某地区族群占多数，不满中央政权，通过“公投”主张脱离——但这种对称感只是表象，背后则掩盖了对“民族自决权”与“领土完整权”之间复杂平衡的误读甚至蓄意歪曲。
要澄清两者的本质差异，必须从四个关键层面入手：第一，独立或分离的前置历史条件；第二，是否存在系统性人权灾难或族群暴力；第三，是否具备国际社会的授权与参与；第四，是否获得合法性与国际承认。
在历史条件上，科索沃在 20 世纪 90 年代便陷入严重族群冲突。1998–1999 年间，南斯拉夫联邦军与塞尔维亚安全部队在科索沃对阿尔巴尼亚族平民实施大规模驱逐、屠杀与强奸行动，造成数十万人流离失所。在此背景下，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 1244 号决议，授权北约部队进入科索沃并设立联合国临时行政当局（UNMIK），自 1999 年起全面接管该地区的行政管理。换言之，塞尔维亚对科索沃的主权已事实上中断将近十年。
而克里米亚在 2014 年并不存在族群清洗或政府暴力。该地区的俄语居民未遭压迫或歧视，无人身威胁，也无任何联合国裁决认定乌克兰政府对其实施系统性侵害。俄罗斯却在此背景下派遣军队进驻克里米亚、控制战略设施，并在占领状态下迅速组织“公投”，宣布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这不是民族自决的自然结果，而是外部强权干涉的典型操作。
第二，科索沃的独立是在长达十年的联合国托管与多边谈判之后完成。2008 年，科索沃议会单方面宣布独立，虽然未获安理会正式授权（因俄中阻挠），但已被 100 多个联合国会员国承认。国际法院于 2010 年发布咨询意见，认为该独立宣言并未违反国际法。法院指出，国际法并不普遍禁止非殖民语境中的单方面独立，尤其当该行为未伴随武力使用或违反安理会决议时。虽然这不等于承认其国家地位，但为其提供了初步法理空间。
反观克里米亚，其“回归俄罗斯”既未经联合国授权，也未经历任何形式的谈判与司法确认。所谓“全民公投”在俄罗斯武装干预下举行，违反乌克兰宪法，且未允许国际观察机构进入。联合国大会 2014 年通过第 68/262 号决议，明确否定了该公投的合法性，并重申不得通过武力改变乌克兰边界。
第三，国际法中的民族自决权并非优先于一切的绝对原则，其适用前提通常是该民族遭遇殖民统治、系统性压迫或重大人权灾难。在正常主权国家内部，国际法更强调“内部自决”——即在现有国家结构内实现语言、文化或行政自治。克里米亚在 2014 年已享有广泛自治、语言自由与政治参与权，其状况根本未达到需要“外部自决”的门槛。相比之下，俄罗斯境内诸多地区如车臣、鞑靼斯坦、印古什等，一旦有任何自决倾向，不仅遭受打压，甚至出现政治人物“失踪”“被自杀”等现象。这正暴露出俄罗斯在自决问题上的根本双标。
因此，将科索沃与克里米亚类比，是一种带有高度政治操控意图的虚假等价操作。它有意忽略背景、程序与国际承认这些核心变量，仅凭表面相似之处编织出“西方也曾如此”的脱罪叙事。这种话术的最大危险在于，它不是为了厘清国际法的复杂性，而是试图制造舆论混乱、模糊法律边界，并为未来的领土扩张提供借口。
我们必须重申：真正的“双标”并不在西方国家的不同回应中，而在俄罗斯对“民族自决”与“领土完整”的选择性适用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国际秩序下，并非所有的自决主张都能通向国家独立，也不是所有历史归属都能作为武力重绘边界的理由。接受克里米亚 - 科索沃类比，就等于为未来一切以强权为手段的领土战争打开合法性之门。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每一次以军队而非选票完成的边界改变，最终都将以血腥收场。
5.
最后，文章试图将克里米亚问题重新拉回至“美国一国独霸”与“民主输出”的地缘对抗叙事，借乔治·凯南、约翰·米尔斯海默、亨利·基辛格等人的警告，质疑美国在东扩过程中的战略动机。这类批评在战略层面值得倾听，但不能被用来为俄罗斯公然违反国际法、以武力吞并邻国领土、引爆大规模战争作辩护。美国在全球战略中的失误并不能赦免俄罗斯的入侵行为，正如批评美国入侵伊拉克并不意味着萨达姆政权是正义的。批评美国不是为他国暴政开脱的挡箭牌，更不能成为为克里米亚被吞并、乌克兰遭肢解而提供正当性的护符。
具体而言，借用凯南、米尔斯海默、基辛格等战略现实主义者对美俄关系的批评，试图为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辩护，实际上是一种逻辑混淆。这些批评确实指出，北约东扩可能触发俄罗斯的安全焦虑，在战略层面引发误判与对抗。但必须厘清的是：批评美国的扩张政策，并不等于对俄罗斯军事侵略的理解与合法化。揭露西方在冷战后对俄误判的战略代价，不应被转化为替武力重绘边界辩护的依据。
凯南在 1997 年《纽约时报》曾警告，北约东扩将是一种“灾难性的错误”，可能激发俄罗斯民族主义与对西方的敌意。米尔斯海默则在《外交事务》中指出，乌克兰危机的根源之一在于西方试图将乌克兰纳入自身的制度与军事架构，挑战俄罗斯的“势力范围”认知。这些观点为战略反思提供了重要素材，指出西方在后冷战时代对待此类问题并非始终能够保持谨慎与克制。
然而，将这些战略批评误读为对俄罗斯出兵克里米亚与顿巴斯的“合理解释”或“道义正当性”，则是对原意的歪曲。这些现实主义者虽对西方政策持批评态度，但从未主张通过武力改变现有边界秩序，也未暗示“安全焦虑”可成为侵略的正当理由。即便在结构现实主义框架下，国家行为的合法性仍应受到国际法和基本道义底线的约束。若每个强国都能以“安全感缺失”为由动武，全球秩序将彻底崩解。
这种论辩方式背后的逻辑是一种典型的“whataboutism”（转移指责式辩护）：既然美国入侵伊拉克、轰炸南联盟、暗杀卡扎菲，那么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吞并克里米亚也就可以理解。这类论法表面上追求“行为标准一致性”，实则是系统性地稀释暴力责任。它回避了“谁违反了规则”的核心问题，而只是在强调“别人也违反过”。如此一来，规则不再具有规范力，暴力得以洗白，世界则重归“谁拳头大谁说了算”的原始状态。
更严重的是，这种逻辑还试图将联合国宪章关于“主权不可侵犯”“边界不得武力更改”的基本原则，一并拖入“西方虚伪”的泥淖之中。这种做法不仅无法提升国际规范的道义高度，反而正中威权国家战略宣传的下怀。它让国际规范沦为可笑的“西方伪装”，削弱了弱国借助国际法保护自身的最后屏障。
同时，这种话语策略也严重侮辱了被入侵国家的主体性。乌克兰之所以选择亲欧，是该国人民在多次全国大选与广泛社会动员中不断表达的明确意志。虽然这一选择可能受到西方吸引或援助影响，但它的根基是真实、内生的政治动力。将其简化为“美国操纵的代理战争”，是对乌克兰日政治理性与乌克兰国家的主体性的彻底否定，是将其降格为东西方博弈的无声棋子。这种叙述不仅服务于俄罗斯的帝国话语，也伤害了所有试图摆脱强权、追求民主和欧洲一体化的国家。
因此，我们必须清楚划分：战略批评不等于战略赦免；地缘误判不能为地缘侵略提供正当性；结构性矛盾不能为具体暴力背书。即便要批判美国在后冷战时代的傲慢与扩张，但也绝不能容许以此为幌子，对俄罗斯的侵略采取“理解主义”的宽容态度。否则，战争与和平、侵略与自卫之间的界线将愈发模糊。
正如米尔斯海默本人在 2022 年乌克兰战争爆发后所承认，即便他认为战争的结构性诱因源自西方战略施压，“普京仍需对发动战争承担根本责任”。这才是战略反思与道义评判之间应有的界线。将一场入侵包装成“被迫反击”，不仅是对受害国的二次伤害，更是对国际法的根本否定。批评美国，不意味着为克里姆林宫辩护；质疑北约，不代表可以接受主权撕裂与军队入侵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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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7 月 18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