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经观：国进民退——Nicholas R. Lardy “The State Strikes Back: The End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读后（一）

站在 2016 年 1 月的当下，中国经济陷入通缩困境难以自拔这一命题，已经成为了不争的事实。就业市场萎缩、房地产市场暴雷、地方政府要么已经破产，要么就是在破产的边缘挣扎，外贸也遭遇了世界各国的围追堵截，就连神通广大的中国统计局也没了办法，硬顶着固定资产投资数据的下降，强行把 GDP 增长做到了 4.9%，勉强完成了党中央、习主席交办的政治任务。

在这个当口，我的一个朋友推荐了一本书给我，就是本文标题中写明的这本，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Nicholas R. Lardy 在六七年前（2019 年）出版的“The State Strikes Back: The End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Nicholas Lardy 这个名字我是比较熟悉的，之前读过几篇他的论文，也知道这位现已年届八十的老先生在西方享有的巨大声誉（人称"everybody's guru on China"，即“公认的中国问题‘上师’”）。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中国经济还能勉强维持 6% 增长率，还是一片歌舞升平，大国崛起的太平景象，很多人似乎都相信中国经济在总量上超过美国只是个时间问题了，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和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几乎已成事实。实际上，这本书的作者 Lardy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对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抱有乐观态度。就在 2014 年，他还出版过一本名为“Markets Over Mao: The Rise of Private Business in China”（市场胜过毛主义：中国私营经济的兴起）的书，通过大量详实的数据论证，私营部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军，市场力量似乎已经不可逆转地压倒了行政指令。

然而，仅仅过了五年，这位搞了一辈子实证研究的“老把式”就发现情况不对头了，之前的书名还是“Markets Over Mao”（市场胜过毛主义），这一本就变成了“The State Strikes Back”（国家反击战）。那么这本书说的是什么呢？其实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这本书讲的就是习近平开中国经济倒车的故事，但和我们这些通过直觉和一般性的观察得出这一观点不同，Lardy 作为专业的经济学家，在书中用翔实的数据和缜密的分析证明了这一点。他开篇就抛出了一个核心问题：中国经济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减速，究竟是像许多人辩解的那样，是一个经济体成熟后的“自然回落”和“均值回归”，还是另有隐情？

他通过对信贷流向、投资回报率（ROA）、全要素生产率（TFP）等一系列数据的详尽梳理，得出的结论就是，大概从 2012 年开始（正好是习近平上台前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不仅停了，甚至还往回走了。虽然 2013 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里白纸黑字地写着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不争的事实就是民营经济——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真正的发动机——被那个掌握着巨大资源配置权力、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政府体制按住了，而那些效率低下、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却重新成了香饽饽，拿走了大把的信贷和资源。“国进民退”、“理直气壮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的背后，不仅仅是所有制结构上谁多一些，谁少一些的此消彼长，实质上两种资源配置逻辑，即“国家行政指令”与“市场价格机制”之间的冲突。

这种搞法，符合经济逻辑吗？显然不符合。经济学里最基本的道理就是“好钢用在刀刃上”，资源应该流向回报率高的地方。可是 Lardy 摆出的数据显示，私企的资产回报率明明远高于国企，资金却偏偏流向了国企。这叫什么？这就叫“资源错配”。这就像是一个人，明明右手干活利索，左手笨拙，但他非要把右手绑起来，单靠左手去搬砖，还硬说这是为了“做大做强”左手。结果呢？结果必然是搬砖的效率越来越低，人也越来越累。当行政权力不再满足于做市场的守夜人，而是亲自下场，通过垄断金融资源、设立准入壁垒、甚至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来扶持那些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时，资源的错配就开始了。

Lardy 写这本书的时候，可以说是在当中国经济的“吹哨人”，他警告如果中国不真正进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轨道上来，如果不把那只伸得太长的“看得见的手”斩断，那么所谓的“中国奇迹”就会戛然而止。当然了，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有很多人不爱听这种话，他们要么是代表党，要么是替党解释说，我们要算大账，要算政治账，国企是执政基础，是经济制高点，不能只看经济效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要接受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现实了。Lardy 用扎实的数据告诉我们，从来就没有什么奇迹，经济规律它是不讲政治的，凡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反击”，最终都必将遭到经济规律的无情惩罚。 

回望过去，可以说这七年来的路径，的确被他言中了，但我们在今天读这本书，不是为了当事后诸葛亮，点评一句“早知如此”就完了，而是因为一方面这本书记录了一个体制是如何在维持统治的政治逻辑与发展经济的效率逻辑之间，最终选择了前者，从而牺牲了后者。这套导致“国进民退”的机制，到底是怎么运转的？那只“看得见的手”，究竟在哪些环节上增加了交易费用，扭曲了价格信号？为什么在一个号称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地方，权力的意志可以如此任性地凌驾于产权和合约之上？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书中所描述的那个过程，私营企业被挤出、国有企业重新占据主导、信贷资源向低效部门倾斜——正是导致当下中国经济困局的病根。当一个国家的企业家在担忧人身安全甚于担忧市场风险时，当创新不再是为了满足消费者需求而是为了套取国家补贴时，经济的活力从何而来？

一、

2010 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增长明显开始放缓，从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掉到了 6-7% 左右。当时对此流行的解释（甚至现在也还有许多人这样说）是所谓“自然减速论”。这套理论听起来很有道理：孩子长大了，个头自然就蹿得慢了；树长高了，也就没法再像树苗那样疯长了。中国已经经历了三十多年的超高速增长，体量这么大，基数这么高，速度慢下来是自然规律使然。还有著名的经济学家，比如 Lant Pritchett 和 Larry Summers，拿出了“均值回归”（Regression to the Mean）的统计规律，信誓旦旦地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已经持续了太久，是个异类，现在慢下来是天经地义，是回到了历史的常态。中共官方，特别是那些急于为执政绩效寻找借口的官员，自然乐于接受这种说法，于是就给它穿上了一件叫“新常态”的马甲，意思是这事儿不赖任何人，是客观规律使然。

然而，Nicholas Lardy 偏偏不买这个账，在书中第一章就毫不客气地用数据推翻了这种说法。他首先做了一件事，就是找参照系，因为经济学研究离不开比较，你说中国经济体量大了，所以必然减速，那好，我们看看别的经济体在同样的发展阶段是怎么样的。于是，他把中国拿到国际坐标系里比了比，用的尺子是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人均 GDP 相对于美国的水平。这是一个衡量“赶超潜力”的硬指标。到了 2014 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人均 GDP 也仅仅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相当于日本在 1951 年、台湾在 1975 年、韩国在 1977 年的水平，而当这三个国家处于中国 2014 年的相对发展水平时，它们既没有“回归均值”，也没有“自然减速”，相反，它们在此后的二十年里，依然保持了平均 7% 到 9% 的高速增长，最终成功跻身富裕经济体行列。换句话说，按照后发优势（Latecomer's Advantage）的逻辑，中国在 2010 年代理应还有巨大的增长潜力，但现实却是中国自此走上了“未富先老”的道路。

那么，为什么中国偏偏就慢下来了呢？Lardy 的答案很直接：不是因为中国人变懒了，也不是因为什么“人口红利”吃光了（虽然人口确实是个问题，但他在书中论证了这并非决定性因素），而是因为制度供给出了问题。Lardy 在书中指出，中国经济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后的减速，有一部分确实是外部环境变化和内部结构调整的结果，比如经常账户盈余的缩减——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好事，意味着中国不再过度依赖外部需求，经济结构在向内需再平衡。但是，这只能解释一部分减速，剩下那更要命的一部分减速，根源在于生产率的停滞甚至倒退。经济增长说到底，无非是要素投入的增加和要素使用效率（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背景下，如果效率再提不上去，增长自然就成了无源之水。

然而，在 2012 年之后，原本作为增长引擎的私营部门却被逐渐冷落，而效率低下的国有部门却被重新推上了驾驶座，资源配置的指挥棒，从市场手里，又被夺回到了政府手里，这就不再是什么“自然减速”了。所以，把中国经济的疲软归咎于“必然的规律”，是在掩盖“人为的过失”。

这么说，是不是有冤枉国有部门的嫌疑呢？这就需要把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账本摊开来对比一番了。首先，既然是搞经济，无论你是姓“国”还是姓“私”，最基本的衡量标准总该是一样的，那就是资产回报率（Return on Assets，ROA），这是衡量企业运用资源效率最直观的指标，就像是种地，给你同样的种子、化肥和水，谁打出来的粮食多，谁就是好把式，做企业也是一样，我给你一块钱，我就要问你能给我赚回多少钱？

Lardy 引用的数据显示，在 2007 年之前，随着朱镕基时代的国企改革效应释放，国企的 ROA 一度有所回升，但那更像是“回光返照”或者说是垄断红利的体现。而到了 2008 年之后，情况急转直下。国企的资产回报率开始一路俯冲，即便是在官方那套经过了层层“美化”和补贴粉饰的数据里，国企的效率也远低于私营企业。到了 2016 年，国企的 ROA 已经跌到了惨不忍睹的水平，如果是工业企业，大概只有私企的三分之一甚至更低；如果是服务业，国企的表现更是没法看。而同期的私营企业，尽管面临着融资难、准入难的重重关卡，其资产回报率依然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准，甚至在某些年份是国企的几倍之多。

这就是问题的要害所在。一个经济体里，明明有一群精明强干、甚至可以说是在石头缝里都能抠出油来的私营企业家，他们用更少的资源创造了更多的就业、税收和增长；而另一边，是一群端着金饭碗、有着行政级别、却连本钱都赚不回来的国有企业。任何有着最基本经济学常识的人都能明白，如果私企的回报率高，国企的回报率低，那么在一个正常的市场机制当中，资源应该自动流向效率高的地方，亏损的企业应该破产、重组、把占用的资源吐出来，在中国的语境下就是应该引导资金、土地、人才流向私企。只要这么做，全要素生产率就会提高，经济增长就能持续。

但在中国的体制下，发生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故事：2012 年之后，流向私营企业的银行贷款占比断崖式下跌，而流向国企的贷款却在飙升，此外，私营部门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也开始停滞甚至下降，而国有部门的投资占比却在回升。信贷资源、土地资源、政策扶持，源源不断地输送给了那些效率低下的国企；效率高的私企，却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信贷饥渴和“挤出效应”。打一个比方就是，一个糊涂的家长，看着老二勤勤恳恳赚钱养家，却不仅不给支持，反而大把大把的用家里的钱去填补老大那个永远填不满的窟窿，理由仅仅是因为老大是“长子”，身上流着“纯正的血统”。这种违背常识的资源配置方式，怎么可能不拖累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步伐？这种情况，除了用荒诞、愚蠢来形容之外，还能用什么呢？

在 2013 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虽然写明了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但在随后的执行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为了维持党对经济的绝对控制，为了做大做强国有资本，中共决策层不惜牺牲经济增长的效率。这种以“做大”为目标的导向，直接导致了信贷资源的错配。Lardy 在书中指出，2009 年以后中国信贷密度的急剧上升（即每单位 GDP 增长需要消耗更多的信贷），其背后的推手正是国企。当一个国家的信贷资源，被行政权力强制性地从高效率部门（回报率 10% 以上的私企）转移到低效率部门（回报率 2% 以下的国企）时，中间那个回报率的差额，就是全社会为此支付的“制度成本”。这个成本，不像买菜付钱那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它是隐形的，它表现为经济增速的下滑，表现为好企业被拖死，表现为坏企业即使变成了僵尸却还能赖在席面上吃肉。然而，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下，这种资源错配不是偶然的失误，而是必然产生的现象。

2026 年 1 月 31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