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评张湖月"High Wire: How China Regulates Big Tech and Governs Its Economy"（上）
2020 年的晚秋，中国乃至全球的资本市场，都在屏息以待一场史上规模最大的盛宴。蚂蚁集团，这家从网络支付起家、进而长成庞然大物的金融科技巨头，即将在上海和香港同步挂牌上市。一时间，从杭州西湖畔的办公室到北京金融街的交易大厅，再到纽约华尔街的基金经理人案头，到处都弥漫着一种烈火烹油般的亢奋。然而，就在上市前夜，这桌眼看就要开席的豪门盛宴，却被中共最高层紧急叫停。举世愕然之后，便是无尽的追问，究竟发生了什么？是因为马云在外滩那番略显刺耳的演讲吗？是一场旨在维护金融稳定的技术性操作？还是一次对“资本无序扩张”的政治性镇压？
美国南加州大学法学院张湖月教授于 2024 年出版的"High Wire: How China Regulates Big Tech and Governs Its Economy"这本书，为我们理解这片看似随机、实则暗流涌动的监管地貌，提供了一个极具解释力的分析框架。作者在书中提炼出了一个“动态金字塔模型”（dynamic pyramid model）。这个模型的核心，由三个相互关联的特征构成：一个由上至下、权力高度集中的层级（Hierarchy）结构；一种从极度宽松到严厉打压之间摇摆的政策波动性（Volatility）；以及由此导致的、极易产生非预期后果的脆弱性（Fragility）。
本文认为，张湖月所精准刻画的这三大特征，并非仅仅是中国科技监管领域的独有现象，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国当代“列宁主义国家资本主义”（Leninist State Capitalism）这一根本体制的内在属性。层级结构，是列宁主义政党国家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的必然要求；政策的剧烈波动，是这个高度集权的体系在应对其无法完全掌控的市场力量时，所表现出的适应不良与过度反应；而系统的脆弱性，则是当权力逻辑压倒经济逻辑、信息反馈渠道被人为扭曲之后，整个系统在面对不确定性时必然付出的代价。
一、“层级”（Hierarchy）
如前所述，张湖月在这本书中描述了一个用来规制科技巨头的“动态金字塔模型”（dynamic pyramid model），而这个模型的核心，首先就是一个清晰的层级（Hierarchy）。具体来说，这个金字塔的塔尖，就是中国的“最高领导层”。本书作者观察到，这一层级的“效用函数”极其复杂，需要在“增长、稳定、国家主义”这三个相互冲突的目标之间，不断寻找精妙的平衡。然而，相比于之前的“九龙治水”，习近平时代中共最高决策层权力其权力集中的程度，已经远非昔日可比。这就带来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最高层的“效用函数”，不再是一个可以通过分析不同利益集团博弈而大致预测的“制度化”产物，而变得高度“个人化”，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究竟是增长优先，还是稳定压倒一切？是继续拥抱全球化，还是转向国家主义的“内循环”？这三者之间的权重如何分配，不再取决于制度化的讨价还价，而更多地取决于最高领导者个人对情势的判断、对历史的理解，甚至是他个人的偏好。
金字塔的第二层，是具体的监管机构。张湖月敏锐地指出了中国官僚体系中“权力高度分割”（的现象，以及由此引发的部门间“地盘之争”。比如，一个反垄断案子，到底是归市场监管总局管，还是工信部也要插一脚，常常是一笔糊涂账。这个观察，凡是在中国办过事的人，都不会陌生。但我想补充的是，这种“地盘之争”的背后，是一种更深刻的生存逻辑，那就是在中国特有的“压力型体制”下，官僚机构的根本行为准则。什么是“压力型体制”？简单说，就是“向上负责”，而非“向下负责”。一个监管部门的官员，他的升迁、荣誉乃至饭碗，并不取决于他把市场管得多么有效率、把企业服务得多好，而在于他是否精准地领会并坚决地执行了来自“塔尖”的指令。这就解释了我们在监管风暴中看到的现象，也是张湖月在书中点出的一个悖论：监管者们要么“无所作为”（do very little），要么“用力过猛”（do too much）。为什么？因为天威难测，当“塔尖”的信号尚不明确时，对于官僚们最安全的选择，就是“懒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免得一步踏错，成了政治路线错误的替罪羊。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平台经济在过去十几年里得以在一种“监管真空”中野蛮生长。可一旦最高领导人的意图明确下来，比如“加强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整个官僚机器的行为模式就骤然翻转。此时，最能体现一个官员政治忠诚和执行能力的方式，不再是“不做”，而是“多做”，甚至是“层层加码”。中央要求“规范”，到地方就可能变成“一刀切”；中央说要“防止无序”，到基层就可能变成“管死”。因为在这种体制下，“做过头”的政治风险，远小于“没做到”的风险。
金字塔的第三层，是那些曾经风光无限、如今却如履薄冰的科技公司。张湖月对这些公司的生存策略做了精彩的总结：监管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装到你信为止”（fake it till you make it）、以及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说白了，就是利用法律和监管的模糊地带野蛮生长，通过数据造假夸大业绩，再通过与权力精英结盟来寻求“政治保护伞”。这个描述可谓入木三分。我们不妨把这个现象，放到一个更长的历史坐标里去看。这其实是中国“红顶商人”传统在数字时代的现代变种。从晚清的盛宣怀，到改革开放后的诸多民营企业家，他们都面临一个共同的困境：在一个产权保护不完善、权力可以随时干预经济的环境里，如何生存和发展？答案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市场竞争，而是在市场和官场这两个维度上同时进行博弈。
平台巨头们的崛起，一方面固然是企业家精神和技术创新的胜利，但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它们在一个巨大的“法外空间”或“灰色地带”里腾挪闪转。它们享受了国家为了“增长”目标而给予的政策红利和监管宽容，但也因此背负了一种与生俱来的“原罪”。它们的成功，并非建立在如同西方企业那样坚实的、受法律严格保护的私有产权之上，而是建立在一份与权力之间心照不宣、但随时可能被单方面撕毁的“默契合同”之上。这就解释了我们看到的另一幕景观：当监管的铁拳砸下来时，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巨头们，几乎毫无还手之力。张湖月在书中提到，阿里巴巴在接到 28 亿美元的天价罚单后，非但没有申诉，反而“谢主隆恩”。这在西方法治环境下是不可思议的，但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下，却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因为它们心里清楚，它们的生存和发展权，本质上是国家“授予”的，而非天赋的。当权力认为你需要“规范”时，你最好的选择就是积极配合、深刻检讨、感恩戴德，以求“宽大处理”。这无关法律，关乎生存。这种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决定了当金字塔顶端风向转变时，位于第三层的企业，除了认罚别无选择。
最后我们来看金字塔的塔基——广大的平台参与者（Platform Participants），包括了每一个普通用户、千千万万的淘宝店主、穿梭于大街小巷的外卖骑手。张湖月观察到，这个群体在监管过程中“发出的声音很小”，处于失语状态。问题是，他们为什么会失语？是因为他们没有利益诉求吗？当然不是。是因为他们缺乏表达意愿吗？看看社交媒体上对平台霸王条款的抱怨，就知道也不是。根本原因在于，在一个长期、系统性地压制社会自组织能力的体制里，这个庞大的群体被彻底地“原子化”了。在中国极端专制的政治环境下，不仅没有真正独立的工会来为骑手们争取权益，也没有强大的消费者协会来对抗平台的“大数据杀熟”，更不可能有自由的媒体来持续监督和揭露问题。每个人，都是一个孤立的原子，面对平台这个庞然大物，除了用脚投票（卸载 APP），几乎没有有效的博弈手段。张湖月在书中提到了 2011 年那场著名的“淘宝商城暴动”，成千上万的小卖家通过有组织的“恶意下单”来抗议平台提高收费。这恰恰是一个罕见的例外，它反证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集体行动是何其困难，又是何其容易被视为“不稳定因素”而遭到压制。
可以说，整个金字塔监管体系的有效性，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建立在塔基的这种“原子化”和“无力化”之上的。正是因为用户、劳动者、小商户无法形成有效的、有组织的制衡力量，才使得自上而下的监管权力可以如此顺畅地贯彻到底，而不必过多考虑来自底层的反弹。当然，代价也是巨大的：当塔基的真实利益和诉求无法通过制度化渠道表达时，它们最终会以系统性风险的方式，在地下的某个角落积聚，直到某一天以某种意想不到的方式爆发出来。
二、波动性（Volatility）
张湖月在书中开篇明义，指出了中国最高领导层合法性的三大支柱：经济增长（growth）、社会稳定（stability）和国家主义（nationalism）。这确实是理解中国高层决策的一把钥匙，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三个球本身就是相互冲突、彼此掣肘的。
平台经济的崛起，本身就是“增长”这颗球被高高抛起的完美体现。在过去十几年里，当传统经济增长引擎渐显疲态之时，以阿里巴巴、腾讯为代表的互联网巨头，携着资本、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创新，为中国经济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它们创造了数以亿计的就业，催生了移动支付等领先全球的应用，成了中国经济“新动能”最亮眼的代表。在那个阶段，“增长”压倒一切，为了让这颗球飞得更高，监管的缰绳自然要松一些，甚至对一些游走在法律边缘的“监管套利”行为，也采取了“宽容和审慎”的态度。这便是张湖月所描述的第一阶段：“宽松的监管”（Lax Regulation）。
然而，硬币的另一面也随之显现。当这些平台巨头长成“大到不能倒”的存在时，它们便开始触碰到另外两个球的边界。它们掌握着海量数据，这关乎国家安全；它们能够影响舆论，这关乎政治稳定；它们深入金融领域，这关乎系统性风险。当蚂蚁集团的业务已经庞大到可以挑战国有银行体系，当滴滴出行赴美上市引发了中共对数据安全乃至“国家主权”的巨大担忧时，最高领导层的感知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此时，这些曾经的“增长”功臣，一夜之间就可能被重新定义为影响中共执政安全的潜在威胁。
于是，张湖月所说的“引爆点”（The Tipping Point）就出现了。马云在外滩金融峰会上的那番言论，与其说是原因，不如说是一个信号——它标志着“增长”与“稳定”这两大目标的平衡被打破，最高领导层已经做出了取舍。天平向“稳定”和“国家主义”的一端急剧倾斜，一场疾风骤雨式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便不可避免。这种政策的剧烈摇摆，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最高决策者在权衡其相互冲突的合法性来源时，必然会产生的钟摆效应。当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和政治风险被认为超过其收益时，“抓紧”的冲动就会压倒“放开”的意愿。
张湖月在分析波动性时，指出了中国监管体系“近乎不存在制衡”（near absence of checks and balances）这一制度特征。这非常关键。但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追问，缺乏制衡的权力，会以何种方式运作？答案便是：运动式治理，一旦最高层为某个问题定下政治基调，整个官僚机器便会被全面动员起来，以一种类似军事行动的方式，集中所有资源，不计程序、不计成本地去达成一个政治目标。这场针对平台经济的监管风暴，就是一次典型的“运动式治理”。我们看到，蚂蚁上市被叫停的信号一发出，一场波及整个科技行业的“监管风暴”便迅速掀起。正如张湖月在书中所列举的，市场监管总局、中央网信办、人民银行、交通运输部等十几个中央部委（见书附录 1.1）纷纷出台文件、展开调查，形成了合力围剿之势。这种模式的特点就是快、猛、狠。它追求的是立竿见影的政治效果，而不是经过精细计算的经济后果。
为什么会这样？这又回到了我们前一部分讨论的官僚激励机制。在“向上负责”的体制下，当最高层发出一个模糊但严厉的信号（例如“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时，下级监管机构的最优策略就是“宁左勿右”、“层层加码”。因为在这种政治高压下，“执行不力”的罪名远比“用力过猛”要严重得多。于是，我们便看到了关停教培行业那种“一刀切”式的做法，以及对滴滴出行那种近乎惩罚性的网络安全审查。
这种治理方式致命的弊端自然非常明显，它完全无视程序的正当性，以政治任务压倒法律规定，使得企业和投资者对规则的预期彻底崩溃。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用锤子解决所有问题的方式。对于平台经济这样一个复杂、多元、动态演进的生态系统，其中既有垄断和剥削的问题，也有创新和效率的成分，而采取“运动式治理”这种野蛮的方式，结果必然带来巨大的破坏。
张湖月将“低效的信息传递系统”（inefficient information-transmission system）作为造成波动性的第三个根源，这触及了问题的核心。哈耶克早就告诉我们，真正的知识是分散的、地方性的、稍纵即逝的，任何一个中央计划大脑都不可能完全掌握。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价格、媒体、社会组织等，都是传递这些分散知识的渠道。然而，在中国的金字塔式层级结构中，这些渠道要么被堵塞，要么被严重扭曲。中国没有独立的媒体去持续、深入地报道平台经济发展中的负面问题；也没有强大的社会组织为消费者和劳动者发声；甚至连本应作为“吹哨人”的学者，也常常因为各种原因而选择沉默或迎合，更重要的是，官僚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信息过滤器。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在 2020 年之前，当“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还是国家战略的主旋律时，一个地方官员或部门官员，如果频繁向上汇报平台垄断、数据滥用、骑手保障缺失等问题，他会被看作是什么？答案不言而喻。在这种环境下，整个官僚体系都会有选择地向上输送“好消息”，而过滤掉那些可能与当前政治风向不符的“坏消息”。这就造成了一个巨大的“信息滞后”（information lag）。平台经济的种种问题，并非一日之寒。垄断行为、资本的无序扩张、对劳动者的算法压榨，早已存在多年，并且在社会层面引发了越来越多的不满。但这些分散的、来自社会底层的信号，却难以穿透层层官僚体系，有效抵达“塔尖”。最高决策者在中南海听到的，往往是一片歌舞升平，是创新驱动、弯道超车的宏大叙事。
直到什么时候？直到问题积累到再也无法被掩盖的程度，以一种危机的方式爆发出来。正如张湖月在书中所分析的，一系列恶性事件，如 P2P 爆雷、共享单车倒闭潮、滴滴顺风车安全事件，才让高层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马云的公开挑战，则如同一根针，彻底刺破了那个信息泡沫。当最高层最终从这个“信息黑洞”中探出头来，看到一个千疮百孔的现实时，他们的反应是什么？由于长期被过滤后的信息所包围，他们一旦接触到真实的问题，往往会感到震惊，并倾向于认为局势已经失控。这种延迟的认知，加上“运动式治理”的惯性，必然导致一种矫枉过正的、猛烈的政策反弹。因为决策者是在信息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突然被抛入一个危机场景，他们能够依赖的，只有最原始的权力意志和动员能力。一个原本可以通过早期、温和、持续的监管来解决的问题，因为信息渠道的堵塞，最终演变成一场只能用休克疗法来应对的系统性危机。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