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ven：中国产能过剩的系统性危害（上）

在 21 世纪初的“全球化黄金期”中，中国曾被视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其庞大的制造能力、完整的产业链和低成本劳动力，为各国提供了价廉物美的消费品，也促成了自身历史罕见的工业化跃升。然而进入 2020 年代中期，这一被称为“中国奇迹”的增长模式，正逐步显露出其深层代价——一场全面性、结构性、且难以自我化解的产能过剩危机。

这场危机的破坏力，早已超出传统经济学对“供大于求”现象的定义。在中国国内，它表现为投资泛滥、资源错配、产能空转、利润压缩和债务激增等系统性弊病，令众多行业陷入“亏损扩张—财政补贴—恶性竞争”的循环，进而形成庞大的财政黑洞和潜在的金融系统风险。

在国际层面，中国为缓解国内压力而采取的“将过剩产能转向出口”策略，正在凭借压倒性的价格优势冲击全球市场，造成其他国家制造业被系统性挤出、定价权逐步丧失，并使部分产业陷入特定低端技术路径的长期锁定。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依靠国家力量支持、政策性资金驱动、非市场化成本结构维系的对外扩张，已不再被普遍视为正常的国际贸易行为，而日益被认定为一种制度性倾销，甚至被视作中国在全球推进地缘影响力的软性战略工具。

在这一背景下，欧美国家掀起了新一轮的保护主义浪潮；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则在“价格红利”的短期诱惑下，逐渐陷入技术依赖、产业空心化与债务积累交织而成的“新型工业殖民”陷阱。

换言之，中国产能过剩不仅是中国自身的结构性难题，更已演变为全球性系统风险的重要源头。它所冲击的不仅是全球市场的公平竞争机制，更动摇了过去三十年全球化所奠定的制度信任基础。

本文将首先从中国国内的经济机制切入，系统梳理产能过剩的起源与演化逻辑，深入剖析其在内部造成的资源浪费与金融风险，继而探讨其对全球价格体系、产业结构和地缘政治秩序的冲击，并最终揭示它在发展中国家如何催生隐性的“工业殖民”格局。

我们的核心论点是：中国的产能过剩不仅正在侵蚀自身的增长根基，更以一种表面“互利”、实则“掠夺”的方式，悄然重塑全球经济格局。在这个去全球化趋势加剧、产业安全日益成为国家战略核心的新时代，中国产能输出的每一次浪潮，实则都是对全球市场结构、政治格局与国家能力边界的真实冲击。这场看似仅发生在工厂与订单之间的经济现象，其深层本质，是一场关于全球秩序、国家主权与未来发展道路的战略性冲突。

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并非起于短期的供需失衡或技术性误判，而是根植于一种长期强化的增长模式：以持续的固定资产投资作为推动 GDP 的核心引擎，将投资本身视为增长目标，而非服务于实际需求的手段。在全球主要经济体普遍转向消费主导、追求高质量增长的背景下，这种“投资崇拜”式的发展逻辑已逐步演化为结构性失控——资本不断流向需求不足、效率低下乃至缺乏可行性的产业，最终导致大规模资源错配与系统性浪费。

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为应对外需骤降与就业压力，中国政府推出了以“四万亿计划”为代表的大规模刺激政策，引发了以基建和制造业为中心的新一轮投资浪潮。政策初衷虽在于稳定经济与社会信心，实际后果却是对传统重工业（如钢铁、水泥、电解铝）产能的再度扩张，同时也在新能源、半导体、锂电池等战略性新兴领域引发了新一轮投资竞赛。

在中央集权式行政体制与以 GDP 增长为核心的财政激励机制共同作用下，地方政府凭借土地资源、财政补贴和审批权限，大举设立各类“产业园区”“新能源基地”“制造业集群”，以吸引企业投资、创造就业岗位并提升考核业绩。而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和高度依赖融资的民营企业，则在地方政府的政策护航下加速上马项目。大量电动车整车项目、电池基地和光伏组件产线，在尚未建立稳定市场预期的情况下便被迅速建设投产，动辄设计产能百万辆、数十 GWh 或数百 GW，远超现实需求。

这类投资行为早已脱离市场供需节奏，更像是一场政策引导下的竞速游戏：不上马就意味着掉队，上马即便亏损，也可通过补贴、信贷与政策托底维持运营。其结果是，全国多个城市同时涌现出极为相似的“光伏小镇”“锂电新城”“智能制造基地”，但真正具备核心技术与品牌力、能够生存并扩张的企业却寥寥无几。

表面数据仍显示出固定资产投资的强劲增长。例如，2023 至 2024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整车年产能增长超过 40%，动力电池新增产能超过 1200GWh，光伏组件年产能突破 1000GW。然而，在这些宏大数字背后，大量新增产能长期处于闲置、半停产甚至从未投产的状态。

以新能源汽车为例，2024 年下半年，全国整车工厂的平均产能利用率不足 50%。多个新品牌在工厂投建完成后即陷入销售困境，被迫“按季度排产”，或将生产设施转为出租他用。动力电池产业同样面临供需失衡，在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寡头主导市场的背景下，众多中小厂商技术门槛不足、产线良率低、客户流失严重，不得不通过降价清库存或干脆“只建不产”，依赖政府产业基金维持表面运转。

这些“纸面产能”的泛滥，不但未能带来实质性增长，反而造成土地长期闲置、设备成为沉没成本、培训资源流失、银行信贷被锁死在低回报项目中。更有甚者，这些项目仍被包装为“优质资产”纳入地方 GDP 统计、充当融资抵押，进一步掩盖了真实的资源浪费与经济空转。

无效投资不仅造成资源浪费，更深层地掏空了中国的公共财政与金融系统。为了推动这些产能项目落地，地方政府往往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提供税收减免、低价土地与银行贷款担保。然而一旦项目投产即陷入亏损、难以实现商业化，其所依赖的政府支持便演变为隐性债务或不良资产。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估算，截至 2025 年初，地方政府通过产业基金、城投平台等形式承担的潜在风险敞口已超过 GDP 的 40%。其中相当一部分资金正流向过剩产能领域。银行体系则面临两难：一方面必须履行政策性放贷职责，另一方面却要应对信用风险激增、坏账率上升的压力，进而扭曲了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定价机制。

在这一背景下，“银行风险隐匿化”“地方债转型为城投债”“项目贷款转为借新还旧”的操作层出不穷，构成一个“表面稳定、实质虚脱”的金融系统失衡结构。这一结构不仅延缓了风险暴露，更进一步加剧了资源配置的错位与经济体系的脆弱性。

如果说投资失控导致了资源的宏观性浪费，那么更加深远且隐蔽的破坏，正在中国制造业普遍面临的“恶性内卷”与“利润下沉”中显现。在产业链的上下游多个环节中，中国企业为了生存，被迫持续压低价格、削减成本、牺牲利润，最终陷入“越做越亏、越亏越卷”的死循环。这不仅侵蚀了企业自身的可持续能力，也重塑了全球制造业的利润结构与竞争逻辑。

在健康的市场经济中，价格通常由供需关系调节，企业依靠技术进步与服务质量扩大市场份额，形成良性循环。但在当前的中国制造格局中，价格竞争早已突破理性边界，取而代之的是以规模挤压、成本倾轧、补贴维生的“价格内战”。

以新能源汽车为例，自 2023 年以来，中国市场充斥着低价车型，价格战自中高端向入门级延伸，最终演化为所谓“1 字头车型大战”——部分纯电轿车的售价甚至低于传统燃油微型车的制造成本。这种背离市场成本结构的定价策略背后，是企业通过压缩研发预算、削减售后服务、降低用料标准，甚至主动亏损换取市占率的激进博弈。

更深层的推力，则源于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与政策扶持。为培育“地方汽车品牌”，多地提供土地优惠、税收减免、贷款担保甚至直接购车补贴，催生出大量“政策驱动型”企业。然而，这些企业多数缺乏核心技术、品牌价值和渠道能力，在激烈竞争中迅速边缘化。这种政策与企业联动构建出的“虚假繁荣”，不仅制造了表面产值与就业，更诱导整个行业偏离价值创新，陷入盲目价格竞逐的恶性轨道。

类似现象在光伏、储能、电池、风电、新材料等多个领域同样发生。2024 年下半年，主流光伏组件出厂价已跌破 1 元/W，远低于上游原材料的正常成本。企业之间的竞争沦为零和博弈，哪怕是具备技术优势的龙头，也不得不通过压价维持市场份额；而大量新进入者则靠资本输血勉强维持运转，使整个行业利润率逼近盈亏平衡线以下。

在如此高度内卷的环境下，技术创新不再是企业竞争的首选方向，反而被视为一种“拖慢周转”的负担。研发周期长、投入大、见效慢，在无法掌握定价权的现实中，许多企业更愿将资源投入产能扩张与渠道建设，而非基础研发与核心技术突破。

以电动车为例，目前中国市场上能够完全自研电控系统、芯片与动力平台的企业屈指可数。绝大多数品牌依赖第三方方案整合，导致产品高度同质化、用户体验缺乏差异化。甚至一些曾以“科技转型”姿态入场的新势力企业，也逐渐放弃自研路线，转向标准供应链以降低成本、加快量产。

这种路径不仅令中国制造难以突破“中低端锁定”，也在全球市场中削弱了中国企业的技术声誉与品牌价值。海外消费者与投资者往往将中国产品等同于“低价但高度同质”的形象，而非具有原创性与突破性的工业升级代表。长此以往，中国制造将在全球价值链中被固定于低附加值、低忠诚度的边缘位置，错失产业跃升的战略窗口。

价格战的直接结果是企业利润的系统性压缩。根据 Wind 数据显示，截至 2025 年第一季度，光伏、电池、新能源车三大行业龙头企业的平均净利润率已由 2021 年的 8%–12% 下降至不足 2%；大量中小企业则已连续五个季度录得净亏损。即便是行业头部，也常依赖政府补贴、资产处置或境外子公司回报等非经常性收益维持表面财报“稳健”。

在极低利润的压力下，企业不得不通过加杠杆扩产、提前兑现订单以换取现金流，甚至采用“买一送一”等套现手段。这种做法不仅推高了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也迅速削弱了行业的现金流韧性。一旦市场需求波动（如欧洲或印度收紧进口政策、国内补贴退坡等），整个产业链极易因资金链断裂引发连锁清算与破产潮。

这类风险已在 2024 年末初现端倪，多家新能源电池企业因订单萎缩与应收账款积压而陷入停产裁员、甚至申请破产保护的境地。一些原本融资活跃、估值极高的“明星企业”，在利润流失与市场内卷的双重夹击下迅速跌入资本冷宫。至 2025 年春，多地政府开始重新审视本地“高端制造”项目的资金安排，产业泡沫已现松动裂痕。

更深远的危机在于，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中的价值结构正面临整体性塌陷。早期的出口战略曾希望在“质优价中”的定位下，既依靠成本优势抢占市场，又通过技术提升实现溢价。但当前产能过剩与极端价格竞争的环境，已将这一战略逼入死角：中国企业在出口中逐渐放弃品牌建设、技术投入与服务质量，仅以“更低价格”作为竞争手段。

其结果，是西方国家不得不以贸易壁垒应对中国企业的压价策略，阻止其对本地产业生态的系统性冲击。例如，欧盟已启动对中国电动车与电池产业的反补贴调查，正是对“零利润倾销”逻辑的系统性回应。未来，中国制造所面临的，将不只是关税与配额，而是整个全球价值链对其“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构性排斥。

当一个国家长期将巨额资本投入于无法带来可持续回报的产业时，最终的经济后果往往不是繁荣，而是债务。在当前的中国经济现实中，产能过剩所引发的最深层危机，并不止于商品积压或利润稀释，而是一场深不见底的债务累积。这场危机同时发生于企业与政府两个层面，并已渗透至整个金融体系的结构基础。所谓“金融稳定”，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像是一种以信贷堆砌的结构性幻觉。

在产能扩张最激烈的领域——新能源汽车、光伏、锂电池、风电等行业，大量企业依赖银行贷款、债券融资与政府产业基金不断扩张。在市场尚未成型、需求尚不明朗的阶段即匆忙上马项目，试图以“先布局、后盈利”的逻辑赢得先机。然而，市场饱和的现实很快击碎了这一预期。盈利遥遥无期，利息成本和维持性支出却持续上升，企业只能不断加杠杆，用新融资偿还旧债，形成典型的**“债务滚雪球”效应**。

以 2024 年光伏行业为例，国内前 50 家光伏组件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已超过 75%。不少上市公司频繁通过非公开定增、信托计划、银团贷款等方式融资，以维持扩产计划和日常运营。锂电池行业亦情况类似，尤其是二线企业为争夺主机厂订单而大举建厂，产能未启用，债务已上账。

其本质，是企业投资行为从利润驱动转向债务驱动。许多企业的生存模式不再建立在商业逻辑之上，而是基于“只要资金不断，就能维持”的风险逻辑。一旦宏观政策收紧、信贷萎缩或市场转冷，这类依赖高杠杆运作的企业极易引发信用违约链条，蔓延至整个行业。

更为严峻的风险来自地方政府。在当前的财政体制下，为拉动 GDP、吸引投资与维稳就业，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城投公司）承担大部分产业项目建设任务，包括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厂房及设备购置等支出。这些融资往往由土地出让金、专项债、未来财政收入进行透支性担保，形成严重的财政沉没成本。

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估算，截至 2025 年第一季度，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总量已突破 90 万亿元人民币，约占当年 GDP 的 65%。其中相当部分用于产能项目及其相关配套工程，形成大量无法产生现金流回报的“沉没资产群岛”，使地方政府偿债能力持续恶化。

更具隐蔽性的是，地方政府常以“多层嵌套”的融资结构掩盖风险。例如，一个新能源园区项目的融资可能先由城投平台借款，再由其子公司设立 SPV（特殊目的实体）持有资产，SPV 与银行签订回购协议并包装成“类 REITs”进入资本市场。一旦链条中任一环节断裂，就可能引发“信用塌陷”，使原本在统计口径内的“合法项目债务”迅速演变为系统性财政危机。

2024 年末，多个地级市的债务危机开始浮出水面。部分东部县级市因持续补贴本地新能源企业形成巨大财政缺口，不得不压缩基本公共支出、推迟公务员工资；中西部地区则出现城投债违约、资产冻结、园区闲置率超八成的严重局面，地方财政体系已难以维持基本运转。

中国银行系统在宏观数据层面依旧保持“稳健”增长，但结构风险正在不断堆积。尤其是中小银行，在地方政府与产业政策双重压力下，被迫将大量信贷资源配置至所谓“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些项目表面合规，实则因预期收益不足、周期过长或需求不可持续而成为风险资产。

更严峻的是，大量信贷已与资本市场、影子银行体系深度捆绑。产业基金形成的股权投资通过质押、回购等方式循环进入银行系统；部分不良资产通过“借壳”上市包装为账面收益；所谓“债转股”项目，形式上完成资本化，实质上仍由银行承担风险。

银保监会在 2025 年初专项检查中指出，部分城商行对光伏领域的信贷集中度已超过 15%。其中接近三分之一的企业发生债务违约、延期还款或现金流断裂。这种**“风险伪装为增长”**的信贷结构，正持续削弱银行体系的稳健性，掏空其真实资本充足水平。

债务积累的终极风险指向国家信用。过去二十年，中国的高增长得益于政府信用的强支撑机制，其作为“最后担保人”的功能维系了企业融资、地方债务和银行扩张之间的循环关系。

但在当前的产能泡沫环境下，这种信用资源正被过度、非理性透支。企业以此换取贷款，地方政府依赖其维持融资平台，银行借此延续信贷扩张，资本市场则借“政策信号”提升估值。这种对国家信用的系统性挤兑，正在削弱其长期可信度与稳定锚定能力。

国家信用并非无限。在持续投入低回报、甚至零回报项目的背景下，信用终将反噬风险定价逻辑，扰乱市场信号传导机制，导致货币、财政与资本三大领域的结构性错位。一旦地方债务违约普遍化，或银行系统风险集中暴露，中国所赖以运作的“有序增长—财政支持—金融稳定”三角结构将遭遇断裂性冲击。

2025 年 5 月 2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