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云：Uncivil Society: 1989 and the Implosion of Communist Establishment书评（下）

2、案例分析：东德、罗马尼亚与波兰的比较

柯特金并未满足于理论层面的构建，而是选取了三个极具代表性的案例——东德、罗马尼亚和波兰——来具体呈现“非公民社会”的“内爆”过程。这三个案例（以他非同寻常的排序呈现）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展现了崩溃的三种不同模式，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其理论的内涵。

东德模式：

东德的案例在柯特金看来最具讽刺意味。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模范生”和“红色普鲁士”，东德拥有最发达的工业基础、最高效的官僚体系和最令人闻之色变的秘密警察——斯塔西。然而，正是这个看似最稳固的堡垒，其崩溃却最为彻底。

柯特金深刻地指出，东德“非公民社会”的合法性，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一个致命的基础之上：与西德的全方位竞争（p. 64）。它必须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否则其存在便毫无理由。然而，面对西德战后的经济奇迹，这种竞争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败局。东德政权为维持民众生活水平、避免重蹈 1953 年“六一七”事件的覆辙，不得不依赖苏联的廉价能源和对西方的巨额借贷，陷入了无法自拔的“庞氏骗局”。到 1989 年，其外债已高达 265 亿美元，每年仅偿还利息就需要 45 亿美元，占其出口收入的近 60%（p. 65）。经济上的破产已成定局。

致命的一击来自外部。戈尔巴乔夫的上台及其“新思维”，彻底改变了游戏规则。1989 年 5 月，匈牙利决定“非军事化”其与奥地利的边境，为东德民众打开了逃往西方的缺口（p. 55）。柯特金敏锐地捕捉到这一事件的连锁效应：它不仅引发了东德民众的“用脚投票”，更重要的是，它暴露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离心离德，严重打击了东德“非公民社会”的自信。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莱比锡圣尼古拉教堂的“和平祈祷”演变成了大规模的周一游行。柯特金详细描述了 1989 年 10 月 9 日那个关键的夜晚。面对 7 万名示威者，手握重兵的东德“非公民社会”却犹豫了。昂纳克虽主张镇压，但他未能发出一个“毫不含糊的命令”（p. 59）。地方官员、斯塔西头目、甚至普通警察，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因害怕承担流血责任、对莫斯科的态度不明以及来自教会和文化界人士的和平呼吁，最终选择了退缩。这是一场典型的“非公民社会”的自我瘫痪。

随后，君特·沙博夫斯基在 11 月 9 日新闻发布会上的那次“口误”，便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p. 62）。一个本意为有序开放边境的内部决定，被错误地宣布为“立即生效”，瞬间触发了民众冲向柏林墙的洪流。面对汹涌的人潮，边防军同样因缺乏明确指令而不知所措，最终只能打开关口。柯特金的分析在此处极为精彩：一个庞大的极权机器，其崩溃的直接原因，竟是一个官僚的口误和基层军官的无所适从。这恰恰印证了“非公民社会”在失去外部支撑（苏联的干预意志）和内部信心后，其结构是何等的脆弱。东德的结局是彻底的“内爆”并被西德所吸收，其“非公民社会”成员被大规模地“解雇和退休”，是三种模式中最为干净利落的一种（p. 145）。

罗马尼亚模式：

如果说东德是因外部竞争而破产，罗马尼亚则是自我封闭和个人崇拜走向极端的恶果。柯特金将罗马尼亚的案例置于本书的“突破”一章，旨在说明，即便在一个几乎不存在任何有组织反对派、社会原子化的国度，当“非公民社会”的腐朽达到极致时，一场由偶发事件点燃的“政治银行挤兑”同样可以摧毁整个体制。

齐奥塞斯库治下的罗马尼亚，是一个将“非公民社会”的病态特征发展到极致的样本。对外，他通过在中苏之间扮演“特立独行者”的角色，赢得了西方的赞誉和贷款，但对内，他实行的是最严酷的斯大林主义式统治。个人崇拜登峰造极，家族统治盘根错节（其妻埃列娜及儿子尼库均身居高位），而整个国家则为了在 1980 年代偿还外债而陷入了令人发指的贫困（p. 96）。民众在严冬中忍受断电、断暖，排长队购买配给的食物，而安全局的恐怖统治则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在这样的高压之下，任何有组织的反对派都无从谈起。然而，正如柯特金所强调的，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没有反抗的能量。1989 年 12 月 15 日，蒂米什瓦拉市一位名叫拉兹洛·托克什（László Tőkés）的匈牙利族牧师，因抗议当局对他的迫迁，意外地成为了导火索（p. 97）。起初只是少数教友的守夜抗议，但由于当局处理失当和安全部队的过度反应，事件迅速演变为大规模的民众示威。

柯特金细致地重构了这场革命的过程。他指出，信息的传播至关重要。关于蒂米什瓦拉流血事件的消息，通过匈牙利电台、自由欧洲电台甚至邻国电视台的传播，迅速传遍罗马尼亚全国，打破了齐奥塞斯库的信息封锁（p. 98）。12 月 21 日，齐奥塞斯库在布加勒斯特组织了一场旨在谴责“外国干涉”的群众大会，试图重演他 1968 年谴责苏联入侵捷克时的辉煌。然而，历史没有重演。集会人群中突然爆发的嘘声和“蒂米什瓦拉！”的口号，通过国家电视台的现场直播传遍全国。那一刻，罗马尼亚人民亲眼目睹了“独裁者的惊慌失措”（p. 87）。这是政治“银行挤兑”的关键时刻。

接下来的故事是军队的倒戈。国防部长瓦西里·米列亚（Vasile Milea）的离奇死亡（官方称其为“叛徒”并自杀），成为了压垮军队忠诚的最后一根稻草（p. 87）。军队高层指挥官——柯特金所谓的“非公民社会”的关键组成部分——在自保与继续效忠之间选择了前者。他们收回了镇压的命令，甚至调转枪口。齐奥塞斯库夫妇仓皇出逃，最终被捕并被草率处决。

柯特金的分析结论是，罗马尼亚的革命，尽管血腥，但其内在逻辑与东德并无二致：它同样是一场“银行挤兑”。一个被孤立、被掏空了合法性基础的“非公民社会”，在面对突发的、非组织的群众抗议时，其内部的团结与镇压意志迅速瓦解，最终导致了自身的崩溃。革命之后，权力迅速被伊利埃斯库（Ion Iliescu）等党内二、三线官僚所组成的“救国阵线”接管，大部分“非公民社会”成员得以“在权力位置上幸存下来”，这是罗马尼亚模式与东德模式的显著不同（p. 145）。

波兰模式：

波兰的案例被柯特金置于“仿佛”（As If）一章，标题本身就充满了深刻的寓意。他要论证的是，波兰的圆桌谈判，并非“非公民社会”与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之间的对等博弈，而更像是统治集团与一个被自己部分“想象”出来的对手的谈判，是一场旨在自救却最终导致自我终结的精心计算的误判。

柯特金首先强调了波兰的独特性。一个拥有私有土地的庞大农民阶层，一个拥有巨大社会影响力和组织资源的天主教会，以及一个历经多次罢工（1956, 1970, 1976）锤炼、组织性极强的工人阶级，使得波兰的社会结构与东欧其他国家截然不同（p. 100）。正是在此基础上，才诞生了团结工会这一“反极权主义”的奇迹。

然而，柯特金提醒我们，切勿夸大 1989 年时团结工会的力量。1981 年的军事管制，已经成功地将团结工会“驱入地下”（p. 19）。到 1988 年再次爆发罢工浪潮时，团结工会的力量已远不如前，其会员人数仅恢复到 150 万，不足 1980 年高峰时期的 15%（p. 126）。那么，是什么促使雅鲁泽尔斯基的“非公民社会”主动开启圆桌谈判呢？

柯特金的答案是：经济的彻底破产与自救的渴望。与东德和匈牙利一样，波兰也深陷债务泥潭。统治集团希望通过一次有限的政治改革，将团结工会这一“负责任的反对派”纳入体制，共同承担推行不受欢迎的经济紧缩政策的政治责任。这是一种“旨在操纵反对派的对话”（p. 126）。

圆桌会议的设计本身，就充满了“非公民社会”的自负与算计。在议会选举中，65% 的众议院席位被预留给共产党及其“历史盟友”，只有 35% 的席位和全部参议院席位开放竞争。他们自信地认为，凭借其对国家机器的掌控和多年的宣传，至少能赢得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选票（p. 128）。

然而，1989 年 6 月 4 日的选举结果，却是一场政治上的滑铁卢。团结工会在所有开放竞争的席位中大获全胜，而共产党在预留席位中的“国家名单”上的头面人物，竟因选民的集体抵制而惨败。柯特金生动地描述了这一结果给“非公民社会”带来的“目瞪口呆”的震撼（p. 130）。他们精心设计的剧本，结果却完全失控。

最终，雅鲁泽尔斯基邀请团结工会成员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组阁，实现了权力的和平交接。柯特金的结论是，波兰的转型，并非“公民社会”的武力胜利，而是“非公民社会”在一次试图自救的政治豪赌中，因彻底误判民意而导致的“投降”（p. xiv）。与东德和罗马尼亚不同，波兰的“非公民社会”成员并未被清洗或幸存，而是被迫与一个强大的反对派“反精英”进行竞争（p. 145）。

3、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双重破产

综合上述三个案例，柯特金清晰地勾勒出“非公民社会”崩溃的完整逻辑链条。首先是长期的结构性病因：意识形态的空洞化、经济模式的僵化、对西方的经济依赖，以及统治精英内部的腐化与信心丧失。这是一个“逐渐”走向破产的过程。

然后是短期的催化剂：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特别是他明确放弃“勃列日涅夫主义”，撤除了苏联军事干预这一最后的安全网。这相当于釜底抽薪，使得东欧各国的“非公民社会”彻底暴露在内外压力之下。他们的合法性，无论是来自“反法西斯”的历史功绩，还是来自“建设社会主义”的未来承诺，都在苏联这位老大哥自身的动摇面前，变得不堪一击。

最后是具体的触发机制：无论是莱比锡的和平游行，蒂米什瓦拉的偶发抗议，还是波兰的圆桌谈判，它们都像一颗火星，点燃了早已浸透汽油的朽木。这些事件本身或许并不足以摧毁整个体制，但它们触发了一场信心危机，一场政治上的“银行挤兑”，使得“非公民社会”内部发生了连锁性的瘫痪、分裂与倒戈，最终导致了“突然”的崩溃。

三、

斯蒂芬·柯特金以其“非公民社会”内爆的理论框架，为 1989 年苏东剧变提供了一个极具穿透力的解释。然而，任何一个旨在解释重大历史现象的理论，其生命力不仅在于其对特定区域案例的解释深度，更在于其在更广阔的比较视野下所展现的适用性与局限性。在同一个“奇迹年”，当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如多米诺骨牌般纷纷倒塌之时，远在东亚的中国与朝鲜，为何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历史轨道？柯特金的理论，能否为我们理解东亚共产主义政权的韧性与特殊性提供镜鉴？又或者，东亚的案例是否恰恰暴露了该理论的边界？

柯特金的“非公民社会”理论，其核心逻辑在于，一个建立在意识形态垄断和计划经济基础上的统治精英集团，在丧失了外部宗主国（苏联）的军事支持和自身维持统治的意志后，面对内外压力便会发生“政治银行挤兑”，从而导致体制内爆。这一解释对于作为苏联“卫星国”的东欧各国，无疑是精准而深刻的。然而，当我们尝试将此框架应用于中国与朝鲜时，便会发现情况远为复杂。中朝两国，尽管在体制结构上与苏东国家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其“非公民社会”的历史渊源、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以及地缘政治的角色，却有着本质的不同。

中国的案例：

1989 年的六四天安门镇压，无疑为检验柯特金的理论提供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对照实验。中国同样存在一个庞大且日益僵化的“非公民社会”——即中国共产党及其掌控的国家机器。这个精英集团同样面临着深刻的合法性危机：毛泽东时代“继续革命”的意识形态业已破产，“文化大革命”的创伤远未愈合；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在带来经济活力的同时，也催生了官倒、腐败、通货膨胀和社会不公，引发了广泛的社会不满。学生的悼念活动迅速演变为一场席卷全国的、要求政治改革和反腐败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其声势之浩大，比之莱比锡或布加勒斯特的示威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柯特金的理论视角看，这无疑是一场典型的“政治银行挤兑”的开端。民众对政权的信心发生动摇，并通过大规模走上街头的方式，提出了“取款”要求。然而，最终的结果却并非体制的“内爆”，而是“非公民社会”通过调动野战军队，以一场血腥的镇压强行结束了这场“挤兑”。为何中国的“非公民社会”没有像东欧的同侪那样选择退却、妥协乃至崩溃？

关键的区别在于，中国的“非公民社会”在 1989 年时，其内部结构与意志力与东欧各国存在根本不同。

第一，最高领导层的革命权威与镇压意志。与昂纳克、雅鲁泽尔斯基等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不同，1989 年时中国真正的决策核心，是以邓小平为首的一批经历过长期革命战争考验的元老。这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拥有无可匹敌的政治权威，他们既是这个体制的缔造者，也自视为其最终的守护者。对于他们而言，学生运动所挑战的，不仅仅是当前的政策，更是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一“国本”。用柯特金的术语来说，他们对“共产主义垄断”的信念是毫不动摇的（p. 11）。在他们的认知中，任何可能导致党失去权力的动乱，都是绝对不可容忍的“反革命暴乱”。当他们认定局势已经“失控”时，诉诸武力便成为一个逻辑上的必然选择。这种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政权的强硬意志，是东欧各国领导人所不具备的。

第二，军队与党的特殊关系。柯特金在分析罗马尼亚时，敏锐地指出了军队的倒戈是齐奥塞斯库倒台的关键。而在中国，“党指挥枪”是建军以来须臾不可动摇的根本原则。执行镇压任务的军队，并非首都的卫戍部队，而是从外地紧急调入的野战军。这些军队与北京的学生和市民缺乏情感联系，长期接受的是“忠于党”的政治教育。当邓小平以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下达命令时，军队的执行是几乎没有疑问的。中国的“非公民社会”牢牢地掌握着这支“最后手段”的武装力量，这与东欧一些国家军队的国家化倾向形成了鲜明对比。

第三，地缘政治环境的根本差异。东德的崩溃，离不开西德这个“他者”的存在；波兰和匈牙利的转型，始终在苏联的阴影下进行。而中国则是一个体量巨大的、相对独立的行动者。它并非任何国家的“卫星国”。尽管自 1950 年代末期以来中苏关系紧张，但戈尔巴乔夫从未拥有像当年赫鲁晓夫干预匈牙利那样的能力和意志来干预中国内政。中国“非公民社会”的决策，无需看莫斯科的眼色行事。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纯粹的内部危机，其决策逻辑也主要是内向的。不存在一个“西中国”可以作为民众逃离的选项，也不存在一个外部宗主国会撤除“安全阀”。这使得中国的统治精英在面临危机时，其选择空间与心理状态与东欧领导人截然不同。

然而，仅仅解释“为何没有崩溃”是不够的。更具深意的是镇压之后的历史走向。柯特金指出，东欧的“非公民社会”之所以陷入绝境，是因为它们面对着一个无法回避的两难选择：要么坚守僵化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与西方的竞争中被活活拖垮；要么拥抱市场，但这又无异于“自我清算”，因为这将摧毁其权力的经济基础。

而中国的“非公民社会”在 1989 年之后，却走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即柯特金所未深入探讨，但对理解冷战后世界格局至关重要的“市场列宁主义”。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以巨大的政治魄力，将被镇压所中断的经济改革以更激进的方式重新启动。其核心逻辑是：在维持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政治垄断前提下，全面拥抱市场经济。这在东欧是不可想象的——尤其对于东德而言，“一个资本主义的东德在一个资本主义的联邦德国旁有何存在的权利？”（p. 64）。但在中国，这一看似矛盾的结合体却获得了成功。通过大规模引入外资、发展私营经济、建立市场体系，中国的“非公民社会”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通过掌控经济发展的红利，为自身的统治重塑了绩效合法性。这场深刻的转型，使得中国的“非公民社会”避免了东欧式的破产命运，其内部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从一个意识形态官僚集团，逐渐演变为一个与资本利益紧密结合的、更具弹性的统治精英网络。

因此，中国的案例既验证了柯特金理论的一部分——即“非公民社会”同样面临深刻的合法性危机——也揭示了其局限性。它表明，当一个“非公民社会”拥有独立的镇压意志与能力，并且能够成功地通过拥抱市场经济来重塑其合法性基础时，“内爆”并非必然的结局。

朝鲜的案例：

如果说中国的案例展示了“非公民社会”通过镇压与转型而得以存续的模式，那么朝鲜则提供了一个更为极端的样本：一个通过彻底的自我封闭和巧妙的地缘政治操纵，将“非公民社会”的统治逻辑推向极致的“理想类型”。朝鲜的“非公民社会”——即以金日成家族为核心的劳动党统治集团——与东欧的同行们相比，具有几个显著特征：

第一，意识形态的高度纯粹化与本土化。东欧各国的意识形态，无论如何进行民族化的包装，其最终来源和裁判权仍在莫斯科。而朝鲜则通过金日成的“主体思想”（Juche），成功地构建了一套本土化的、排他性的统治哲学。金日成一生都在与“事大主义”（即依附大国）作斗争。他巧妙地利用了 1956 年苏共二十大后的混乱，清除了党内的“延安派”与“苏联派”，确立了自身的绝对权威。这种本土化的意识形态，使得朝鲜的“非公民社会”在面对外部思想冲击时，具有更强的免疫力。

第二，与外部世界的高度隔绝。柯特金敏锐地指出，东德民众“仅仅通过观看西德电视”就能直接感受到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p. 65）。而朝鲜则通过最严密的边境控制和信息封锁，最大限度地切断了其民众与外部世界，特别是与经济繁荣的韩国的联系。“朝鲜人从未有过像韩国那样的东西”（p. 65, note 3）。这种彻底的隔绝，使得“非公民社会”得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因横向比较而产生的合法性流失。

第三，地缘政治的巧妙利用。这或许是理解朝鲜政权韧性的关键。金日成在 1960 年代中苏关系破裂的背景下，通过在中、苏两个“老大哥”之间搞“等距离外交”，左右逢源，从而获取了远超其自身体量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援助。他将自身的战略价值最大化，迫使中苏两国为了争取他这个“盟友”而竞相提供支持。这种策略，与东欧国家对苏联的单向依附关系形成了鲜明对比。东欧的“非公民社会”因苏联的“断奶”而崩溃，而朝鲜的“非公民社会”则通过成功地维系了来自中、苏双方的“输液管”而得以生存。

1989 年苏东剧变，对朝鲜构成了巨大的外部冲击。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得朝鲜赖以为生的外部援助体系面临崩溃。然而，朝鲜的“非公民社会”并未因此“内爆”。相反，它通过强化内部控制（如“苦难行军”时期的先军政治）和发展核武器这一终极的“不对称”威慑手段，继续维持其统治。它成功地将外部的压力转化为内部团结和领袖绝对权威的合法性来源。

因此，朝鲜的案例进一步凸显了柯特金理论的适用边界。在一个不存在直接外部竞争参照系、意识形态高度本土化、并且能够成功利用大国矛盾来获取生存资源的“非公民社会”中，“内爆”的门槛被极大地提高了。

通过将柯特金的“非公民社会”理论置于东亚的比较视野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柯特金的理论框架对于解释那些高度依赖外部宗主国、缺乏独立主权意志的“卫星国”式共产主义政权的崩溃，具有极强的解释力。它精准地捕捉到了这些政权在失去苏联支持后，其内在脆弱性如何被触发，并最终导致系统性崩溃的动态过程。

其次，对于中国和朝鲜这类具有更强主体性、拥有独立革命历史叙事和不同地缘政治位置的政权，该理论则显示出其边界。中国的案例表明，一个拥有强大镇压意志并能成功实现经济转型的“非公民社会”，可以避免内爆。朝鲜的案例则表明，一个能够实现完全对外隔绝并巧妙利用大国博弈的“非公民社会”，同样可以维持其惊人的韧性。

最后，东亚的镜鉴并非否定柯特金的理论，而是对其进行了必要的补充和深化。它提醒我们，在分析“非公民社会”的命运时，必须充分考虑以下几个关键变量：（1）最高统治集团的自主性与镇压意志；（2）军队与党的关系；（3）地缘政治环境与利用大国矛盾的能力；（4）意识形态的本土化程度；以及（5）是否存在通过拥抱市场来重塑合法性的可能性。

2025 年 10 月 30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