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成信：战斗的教会：一本书里的“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案前后（下）
三、
“与基督一同战斗”：抵抗的神学动力
任何一场持久的社会抵抗，都必然需要强大的思想资源作为其内在驱动力。上海天主教会的抵抗之所以表现出如此惊人的韧性与不妥协性，其根源正在于它成功地将一场现实的政治压迫，转化为一场具有超验意义的神学斗争。Mariani 此书的标题——Church Militant——本身就是一个精妙的切入点。它并非作者的文学创造，而是一个源自传统天主教教会学（Ecclesiology）的核心概念。
在传统教理中，教会分为三个部分：“凯旋的教会”（Church Triumphant，天堂的圣人）、“炼净的教会”（Church Suffering，炼狱的灵魂），以及“战斗的教会”（Church Militant，人世间的信徒）。“战斗”一词，指的正是尘世信徒与“罪恶、世界和魔鬼”所进行的持续的属灵争战。Mariani 在书中明确指出，正是这种神学，在 1950 年代的上海被重新激活，并“催生了一个战斗的教会”（p. 24）。这一神学框架的动员，其意义至关重要：它将信徒个体的苦难与恐惧，提升到了参与基督普世救赎工程的高度。他们不再是孤立的受害者，而是与历代圣徒并肩作战的“基督的士兵”。
在这一宏大的神学框架下，具体的“玛利亚学”（Mariology）则构成了这场抵抗最直接、最具感召力的思想武器。Mariani 在书中花了大量篇幅，分析了“圣母军”为何成为中共眼中最危险的组织。其关键原因，正在于圣母军所宣扬的，是一种极具战斗性的圣母神学。首先，是对法蒂玛圣母显现信息的强调。1917 年葡萄牙法蒂玛的圣母显现，其核心信息之一便是要求信徒为俄国（及其所代表的共产主义无神论）的悔改祈祷，并预言了教会将遭受巨大迫害（p. 20-21, 63）。这一信息在冷战初期的上海被反复宣讲，为天主教徒们提供了一个来自“上天”的明确叙事：眼前的这场斗争，并非简单的政权更迭，而是一场早已被预言的、天国与无神论意识形态之间的决战。它赋予了信徒一种舍我其谁的使命感。
其次，是对创世纪 3 章 15 节“女人将踏碎蛇的头颅”这一经文的末世论解读。在圣母军的神学中，玛利亚被尊为“撒旦及其仆从”的终极敌人（p. 48, 64-65）。Mariani 指出，圣母军所使用的圣母像，其标准造型便是玛利亚脚踏蛇头。这一图像语言的力量是无穷的：它将中共政权及其干部，在信徒的象征世界中直接置于“蛇”——即魔鬼——的同盟位置。因此，抵抗便不再是“反政府”，而是协助圣母“踏碎蛇头”的神圣行动。这种善恶分明、带有浓厚末世论色彩的宇宙观，极大地简化了信徒们面对的复杂政治伦理困境，并为他们采取不妥协立场提供了最坚实的神学正当性。
最后，是殉道灵修（theology of martyrdom）的复兴。面对日益高压的政治环境，死亡与监禁成为信徒们必须直面的现实。上海的耶稣会士们，特别是张伯达神父领导的团队，极富智慧地将这种恐惧转化为一种灵修资源。他们组织了密集的“殉道讲道”（sermons of martyrdom），宣讲早期教会殉道者、英国殉道者乃至近代墨西哥殉道者（如 Miguel Pro 神父）的事迹（p. 25, 115）。其目的在于构建一个“殉道者的谱系”，让当下的信徒们相信，为信仰受苦不仅不可怕，反而是蒙受特殊恩宠的标志，是直接参与基督苦难、赢取永恒荣冠的捷径。正是这一整套环环相扣的神学动员，将一个原本可能在恐惧中溃散的群体，锻造成了一支意志坚定的“战斗的教会”。
圣母军、青年团与地下网络
如果说神学思想提供了抵抗的“软件”，那么严密的组织则是其得以运作的“硬件”。Mariani 在书中有一个极富洞察力的观察：上海天主教会的抵抗组织，在很多方面与中共自身的地下党组织形成了某种“镜像关系”。作者引用中共内部文件，指出当局承认这些天主教徒“运用秘密与公开、合法与非法的斗争方法来对付我们”（p. 6）。这种组织上的“师夷长技”，正是上海教会抵抗韧性的另一关键所在。
圣母军是这一“组织镜像”最典型的体现。它并非一个松散的祈祷团体，而是一个准军事化的组织。Mariani 根据圣母军的手册，详细拆解了其组织架构：它以古罗马军团为蓝本，最小的单位是“支团”（Praesidium），向上则有区团、分团等层层递进的指挥体系，组织严密，纪律严格（p. 47-48）。成员不仅需要参加每周的会议，还被要求完成具体的“工作任务”（如家庭探访、派发传单等），并进行汇报。这种细胞式、层级化的结构，使其具备了极强的动员能力和反侦察能力。每一个成员都只是巨大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即使个别节点被破坏，整个网络依然能够运作。中共之所以在 1951 年将圣母军作为首要打击目标，正是因为它敏锐地从这个组织的形态中，看到了自己昔日的影子。一个同样善于组织、动员群众且拥有严密纪律的团体，对于一个旨在垄断所有社会组织的新政权而言，是绝对无法容忍的。
然而，圣母军毕竟还是一个半公开的组织。随着政治环境的日益恶化，更深层次的地下网络应运而生，其设计者正是张伯达神父。Mariani 根据教会内部文献，为我们揭示了这套更为精密的抵抗体系。其基础，是广泛建立于各大中学和大学的“要理小组”（catechism groups）。这些小组以学习教理、驳斥马克思主义为名，实际上扮演了在学校系统内维系天主教徒身份认同、传递教会指令、进行精神互助的核心角色。它们“在雷达之下运作”，没有正式名称，没有章程，组织形式极为灵活（p. 52-53），这使其比圣母军更难被侦测和摧毁。
而在“要理小组”之上，则是更为机密的“特别战斗员”（special militants），这是张伯达神父的天才创造。Mariani 指出，这个团体的保密程度达到了极致：成员由极少数最精英、最忠诚的青年组成，由一位神父进行一对一的单线联系，成员之间互不知晓身份（p. 64）。他们宣誓接受监禁乃至死亡，随时准备执行最危险的“特别任务”，例如在关键时刻动员信徒、传递主教的秘密指令，甚至在镇压来临时“牺牲自己”以掩护教会核心。Mariani 甚至推测，张伯达本人可能正是从中共地下党的运作模式中获得了灵感（p. 65）。从群众性的圣母军，到半地下的要理小组，再到精英化的特别战斗员，这套层层递进、结构复杂的组织体系，确保了上海天主教会即使在最高领导层被摧毁后，其抵抗的意志与能力依然能够在基层的毛细血管中得以存续。
从公开布道到“血书”
在极权体制下，公开的物理反抗往往是徒劳的。因此，斗争更多地体现在一个“象征的战场”上。双方争夺的，是对事件的定义权、对公共空间的占用以及对人心的感召力。Mariani 对此有着极为敏锐的捕捉。
公开的系列讲道，是教会争夺话语权的重要武器。面对官方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教会唯一的发声渠道只剩下讲道台。以上海耶稣会士为核心的“讲道团”，发起了一系列极具针对性的“殉道讲道”。他们不谈政治，只宣讲教义的核心——基督、教会、圣事、教宗的地位——而这些，恰恰是当时政治运动所要攻击的靶心（p. 115-117）。Mariani 生动地描述了这些讲道会万人空巷的盛况，成千上万的信徒挤满了教堂内外，通过扩音器聆听。这些集会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示威。它向当局，也向动摇的信徒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教会的核心信仰不容退让。它同时创造了一个巨大的群众“人盾”，使得当局在逮捕讲道神父时投鼠忌器。
对公共空间的占领，则是另一种形式的抵抗。1953 年 6 月 15 日，当基督君王堂被公安包围、多位美国籍神父被捕后，大批青年教友迅速集结，占领了教堂的庭院。他们高唱圣歌，诵念玫瑰经，与武装的军警和平对峙长达三日之久（p. 123-127）。Mariani 对这一事件的描述充满了戏剧性的张力，尤其是当一位 80 岁的老母亲穿过人群，走到被软禁的儿子（神父）面前，母子之间那段关于“为你还是为教会而养育你”的对话，将个人情感与信仰抉择的冲突推向了极致。这场对峙最终虽以和平方式结束，但它所展现出的信徒的勇气与组织能力，无疑给了当局极大的震撼。
而将这场象征斗争推向最高潮的，则是“血书事件”。在 1951 年反圣母军运动的高潮，当局施压所有成员登记退会，部分神职人员也开始出现动摇。在此关键时刻，大约五十名青年核心成员在圣伯多禄堂举行了一次秘密午夜会议。他们决定，为了向主教和动摇者表明自己誓死捍卫信仰的决心，他们将联名签署一封血书（p. 86-87）。一位医生提供了匿名的献血，而签署者则刺破自己的手指，用鲜血署上自己的名字。这封信随后被呈递给龚品梅主教。这一行动，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具有极为强烈的象征意义，代表着一种终极的、不可撤销的承诺。Mariani 将此举称为一次“高风险的赌博”。这次赌博成功了。它彻底打消了龚品梅主教任何妥协的念头，并极大地巩固了抵抗阵线的士气。
四、
中共党国机器对上海天主教会发动的最后的，最致命一击，并非 1955 年的大逮捕，而是随后对被捕者，特别是耶稣会会长格寿平神父的成功“转化”。格寿平的“悔过书”录音在狱中及“学习班”里被反复播放，其杀伤力是毁灭性的（p. 162-163）。这不仅仅因为他地位崇高，更因为他曾是抵抗意志最坚定的象征。当“圣人”也开始忏悔，当最坚固的磐石也化为流沙，普通信徒的精神世界便不可避免地崩塌了。Mariani 写道：“天主教会的合一被决定性地打破了”（p. 163）。
在书的结尾，作者以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两位主教的故事”作结，将这一分裂具象化为两位耶稣会同窗——金鲁贤与范忠良——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p. 213-217）。他们于 1938 年同一天进入耶稣会，在 1955 年一同被捕，但从此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金鲁贤，这位才华横溢、曾在罗马获得博士学位的神学家，在狱中选择了与政权合作的道路。他承认了“罪行”，公开批判龚品梅主教，并在出狱后成为官方认可的“爱国会”在上海的领导人，最终被自选自圣为上海教区主教。Mariani 客观地呈现了金鲁贤自身的辩护：他认为自己的选择是一种“曲线救国”，是为了在严酷的环境下“拯救所能拯救的”（p. 171），为教会保留一丝生存的火种。他凭借其过人的智慧与手腕，在改革开放后确实为上海教区重建了神学院，恢复了教堂，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事业”成就。
范忠良，则代表了另一条道路——坚守与沉默的道路。他在狱中从未屈服，出狱后成为地下教会的核心人物，并被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秘密任命为龚品梅主教的继承人。他的一生，几乎都在软禁与监视中度过，没有教堂，没有产业，只有一个“忠贞”的名号和一群同样在边缘挣扎的信徒。
金鲁贤与范忠良，这两位昔日的同窗手足，最终成为了两个无法弥合的“教会”的象征：一个是在官方体制内寻求生存与发展空间的“地上”教会，另一个则是在体制外坚守与罗马的完全共融的“地下”教会。这场始于 1950 年代的斗争，其最终的胜利者或许并非中共，因为教会并未被消灭；但最大的失败者，无疑是教会自身，因为它失去了最宝贵的财富——合一。
关于背叛、合作与记忆
面对这段分裂的历史，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便是如何评价“合作”与“背叛”。Mariani 没有简单地将金鲁贤描绘成一个机会主义的“叛徒”。他引用了金鲁贤本人的回忆录，让读者听到他内心的声音。在金鲁贤看来，格寿平神父等外国传教士所坚持的“不妥协”路线，是一种脱离中国现实的“天真”，甚至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让他们人去当炮灰”（p. 219）。他反思道，既然外国传教士可以为了教会的利益与殖民政府保持“舒适的关系”，为什么中国的主教不能为了同样的利益，与本国的政府寻求一种务实的合作模式？这种逻辑，对于任何一个渴望在绝境中为自己的团体寻求一线生机的人而言，无疑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它将一个看似关乎“信仰纯洁性”的问题，转化为一个关乎“生存智慧”的现实政治问题。
然而，Mariani 也同样呈现了来自另一方的声音。对于范忠良、龚品梅以及众多在劳改营中度过数十载光阴的“忠贞”教徒而言，金鲁贤的“智慧”无异于一种背叛。他们清晰地记得，金鲁贤曾在 1954 年，在佘山圣母大殿的祭台前，与他们一同宣誓“效忠圣父，永不背叛”（p. 227）。他们亲耳听到过金鲁贤在官方组织的控诉大会上对龚品梅主教的批判。在他们看来，与一个旨在“消灭宗教”的无神论政权进行任何形式的制度性合作，都是对信仰本质的背弃。因为“爱国会”从其诞生之日起，其章程就包含着“独立自主、自办教会”这一与天主教普世性原则根本抵触的条款。
Church Militant 这本书为我们理解当下中国的政教关系提供了一把至关重要的钥匙。书中揭示的那些发生于七十年前的斗争模式在今日的中国依然清晰可见，甚至愈演愈烈。首先，党国对宗教的管控模式一以贯之。Mariani 书中描述的，以“统战部/宗教局”为核心，通过“爱国宗教团体”对宗教活动进行全面控制的体制，至今仍然是中国宗教管理的“基本盘”。中共对宗教事务的干预，从未有过本质的放松。近年来，“宗教中国化”政策的全面推行，更是将当年“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要求，以一种更为系统化、理论化的方式，强加于所有宗教团体。其核心逻辑一脉相承：宗教必须服从于党的领导，服务于国家的政治议程，任何试图保持独立性与普世联系的努力，都将被视为对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
其次，对“外国势力”的警惕与防范，依然是当下宗教政策的核心关切。Mariani 书中，中共宣传机器将上海天主教会的抵抗，归咎于“梵蒂冈的指令”与“美帝国主义的阴谋”。如今，同样的逻辑被用来指责家庭教会与海外教会的联系。这种将一切自发的、跨国的宗教联系都政治化、阴谋化的思维定势，构成了党国与普世宗教之间结构性紧张的根源。只要这种思维模式不改变，真正的宗教自由便无从谈起。最后，教会内部“忠贞”与“妥协”的路线之争仍在继续。尽管中梵关系近年来有所缓和，甚至达成了主教任命的临时性协议，但这并未弥合中国天主教会内部的分裂。地下的主教与信徒依然面临打压，而地上的主教则不得不在与政府的合作中，小心翼翼地维系着与罗马的脆弱联系。
因此，Mariani 的这部著作，虽然写的是历史，但其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强烈的现实关怀。它所提出的关于信仰与凯撒、良心与权力、普世性与民族性之间的永恒叩问，不仅是天主教会的，也是所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渴望精神自由的个体的共同叩问。同时，这本书也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极权主义的本质——它不仅要控制人的行为，更要改造人的思想，垄断对真理的定义权。本书讲述的这段故事，正是关于人的精神世界中那股无法被彻底征服的力量的最好见证。只要关于信仰自由与人之尊严的斗争仍在继续，龚品梅主教和他所代表的那个“战斗的教会”的故事，就将永远作为一份珍贵的精神遗产，跨越时空，为后人带来警示与激励。
2025 年 11 月 26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