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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东海:中华特色的自由主义——儒家自由谈

作者: 余东海

儒生是天生的自由派。

只不过,这是中华特色的自由派,其追求的自由具有内外双重性:内而道德自由,外而王道自由。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一言,将内外自由统一起来了。小人没有不逾矩的内力,不逾矩有赖于道德自由;奴隶没有从心所欲的自由,从心所欲有赖于王道自由。

王道自由与自由主义的自由,既有交集又有区别。双方都重视言论自由、结社自由、迁徙自由、教育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等等,这是交集。区别在于,自由主义的制度形态是民主制,王道的制度形态是礼制。王道自由具有礼法双重边界,礼律官员,法律民众,礼严于法。这就意味着权位越高,自由度越低。官场特别庄严,社会高度自由。

民国儒以民主为王道,夷王道为民主,固然有误;不少当代儒反对自由民主,更是反常。反自由派自外于儒。

有儒生曰:“我不反对自由,但对自由没兴趣。只愿好好学儒,为弘儒而努力。”东海答:自由可分为道德自由和政治自由,政治自由又包括言论自由、信息自由、结社自由、教育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等等,都有赖于良制良法的保障。自由权与生命权、财产权又是人权的核心。没有自由意味着什么?对自由没兴趣又意味着什么?好好想想。别说圣贤君子,别说正善之士,就是一个正常人,也不可能对自由人权没兴趣。可以肯定,对自由人权没兴趣的人,轻则非正常人,重则非人。普遍非正常化非人化的社会最适合极权主义。

对自由不感兴趣者,有四种人:一是立足点不在人道上,例如佛徒道士,别有境界追求,是否享有人权自由无所谓;二是自己已经投奔自由,哪管别人是否自由;三是极权主义者,或特权阶级,或三帮分子;四是因为极端愚昧或怯懦。极端愚昧则不知自由之重要,极端怯懦则知道而言不由衷。这四种人无论正邪善恶,皆不配为儒。

说自由主义就是无序自由丛林化,是非常浅薄的歪曲诬蔑。只有极端闭塞愚昧者才会相信,只有极端拜权拜物者才会假装相信。无论王道自由还是自由主义的自由,毫无疑问都是有序自由。经过三百多年的发展实践,自由主义思想汗牛充栋,政治硕果累累,若非眼瞎心盲,焉能视若无睹。至于王道自由,是东海返本开新提出来的概念,却有大量儒经依据,兹不详论。当代儒家对于自由事业,除了观念传播和政治倡导,还有一个历史性的责任:理论建设。在新的历史平台上重建的王道,礼当具有高品质的秩序和自由,礼当把自由纳为核心价值。将王道自由在理论上返本开新地完善起来,东海于此当仁不让。

王道自由与自由主义自由之别,相当于旧体诗与现代诗之别。

生平于诗,既爱旧体,亦爱现代,可谓新旧双栖。还喜欢一鱼双吃,一曲两弹,即一首诗一分为二,一为旧体,一为现代。常有人比喻旧体诗是戴着镣铐跳舞,不错,吾亦有一喻。吾认为,旧体诗现代诗都重视表达自由,各有各的自由,但自由的边界不一样。如果说自由诗是自由主义的自由,拘束较小;旧体诗就是王道自由,要求较高,起承转合,平仄押韵,格律森严,约束较大,追求秩序和自由品质双高。写好旧体诗要有一定的文化根基,就像外王之美有赖于内圣之功一样。

内圣和外王,相当于道德和自由的关系。或说,没有道德就没有自由;或说,没有自由就没有道德,两种说法两说都可以成立。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道德自由有赖于道德的雄厚高大,政治自由有赖于一定的道德奠基。故可以说,没有道德就没有自由。没有选择自由,无法分辨道德真伪;没有政治自由,说明政治道德匮乏。故可以说,没有自由就没有道德。

如果说民主自由是人本主义的自由,儒家的自由就是仁本主义的自由。这不是仁本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捏合,不是仁义和自由二本化,而是内外自由的统一;内在自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圣德圣境也,道德境界之最高;外在自由是与生命权财产权配套、以“四大自由”为核心的自由权,大同王道也,政治境界之最美。在外在自由方面,仁本主义虽然汲取了自由主义的制度和文明精华,但无碍于自由植根于“性与天道”的内生性。自由之心,人皆有之;人权自由,天之所赋。

天赋人权论,是人本主义哲学,也是仁本主义题中应有之义。不过,这里的天,不是宗教的上帝,而是儒经的上帝,即“天命之谓性”的天。既然人人皆有天命之性,自然人人皆有天赋之权。天性是内圣学的核心,人权是外王学的要素。王道敬天保民,就应该敬重每个人的天性,保障每个人的人权。敬天保民就是替天行道。谁剥夺人权,谁就是悖天。诚中厅友言:“人人皆具天命之性。天命之性,人人平等,由本性的平等也相应的推导出人的人格自由权利的平等。所以在根本上来说,人之权利,即天之所赋。‘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或问东海倡导哪些价值。答曰:儒家五常道,西方普世价值,二十四字价值观,吾都赞同,最赞同和倡导的是仁义和自由。这也是东海仁本主义体系两个最核心的价值。自由主义只知人道不知天道,自由有余仁义不足,社会主义既反人道又反天道,既无仁义又无自由。只有仁本主义才能立足人道、上达天道而天人合一,只有以仁本主义为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仁义和自由这两个价值才能兼顾并重、相辅相成,得到最好的道德发扬和政治光大。

尊孔尊儒与追求人权自由毫无矛盾。尊孔尊儒旨在罢黜马家,以儒立国,以儒家为主体文化、主导思想和意识形态,在新的历史平台上重建王道政治、礼乐制度和中华文明。保障人权自由是新王道礼制题中应有之义。故吾自铸王道自由一词,以明新王道之核心义。自由未必是王道,王道必须有自由。

有群友言:“自由正是我儒题中之义,是以不重倡自由。比如孝,由自身之义行,便是自由。比如君,必须仁,这是君的责任。君如何行仁,还得由自身之义而行,这也是自由。‘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匹夫不可夺志,这就是匹夫的自由。‘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就是大丈夫的自由。虽然,在儒学经典中没有看到自由这个词,但在人伦日用中,可以处处显示自由。”

东海曰:此言只知道德自由,不知政治自由。政治自由以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不虞恐惧的自由和不虞匮乏的自由为主,都是中国人民最需要的。不虞匮乏的自由意味着健全的福利保障制度,更是弱势群体最缺。在有史以来最不自由的时代倡自由,是正人君子份所当为,也是道德自由不可或缺的表现。匹夫不可夺志,更不可夺其人权自由。大丈夫威武不能屈,唯屈于极权主义乎?儒生可以沉默,但不能代表儒家排斥政治自由。

王道自由以民为本。

论鬼神,儒家是有神论,但不是神本位;论政治,儒家传统是君主制,但不是君本位,而是民本位。民本一词源于《尚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本思想贯穿所有儒经,孟子说得特别明确:“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本的要义是把人民放在政治序列的首位,民为本国为末,民为主君为客。人民好不好,是衡量国家和君主和好不好的最高标准。人民好不好,又可分为五度衡量之。五度者,富裕度、自由度、德智度、和谐度、幸福度也。五度低下就意味着人民生活不好。万方有罪,罪在中央;人民不好,罪在政府!

这个原则受到家天下君主制的损害和制约,未能落实为选贤与能的选举制度,又被历代王朝淡化,但作为政治原则始终存在。除了朱元璋,谁都不敢公开否定之。圣言不容侮,侮之恰自伤。朱元璋君本主义倾向严重,明目张胆删孟,正是明朝沦为偏统的要因。不过,朱元璋死后不久,《孟子》又恢复了原状。孟子言论普适于千秋万代。

自由主义人本位,王道自由民本位,都与集体本位、即集体主义格格不入。

包括民族、社会、国家在内,任何集体都忌主义化。集体一旦主义化,必然造成双重伤害,既伤个体,又伤集体。民族主义民族、国家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无不衰败落后,没有人权保障,根本原因在此。任何好东西,一旦置于集体主义后面,必然虚伪化或腐恶化。例如,社会主义二十四字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不面目全非。

注意,天下主义即国际主义,也是一种集体主义,要不得的东西。主义化即本位化。在政治上,只有人可以本位化,个人主义、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都是人本位。同时,民本位又优于人本位。王道政治,以民为本。民兼具个体性和集体性,王道政治对于人民,兼具个体关怀和集体重视,包括对民族、社会、国家和天下的重视。

特此重申,集体主义与民本主义和个人主义都格格不入。论经济基础,个人主义意味着私有制,民本主义意味着民有制(近乎私有制),集体主义意味着公有制。故吾尝言,集体主义既是通往马路的思想捷径,又是维护马路的制度支柱。马家极权主义有两大制度支柱:一是党主制,一是公有制。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不明此理,不配追求自由,不仅不配追求王道自由,而且不配追求民主自由。不明此理,很容易变成三帮分子而不自知。注意,国家主义与国际主义(天下主义)同属集体主义,它们之间的思想冲突和政治矛盾,无论怎样激烈,都是内部矛盾。集体主义、极权主义的内部矛盾和路线斗争,往往异常激烈,动辄你死我活。

各种集体主义中,百余年来以马家社会主义影响最大。很多人都有社会主义迷思,不少儒生和自由派也未能免俗,错把社会主义当成好东西。有儒生说:“啥叫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九个字:大社会、小政府,官不问,民自富。先生您看看孔孟的大同社会理想,是否如此?”东海答:大社会小政府,官不问民自富,只有人本位的自由主义政治和民本位的王道政治可以做到,非社会主义所能及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大同理想,更是大同王道的最高境界,即使自由主义,也不可能通往。自由主义缺乏天道信仰和道德资源,足以培养自由人不足以培养君子人,足以“与能”不足以“选贤”,足以“国家为公”不足以“天下为公”。

王道政治可分为公天下和家天下两种形态,公天下为大同王道,家天下为小康王道。

由于家天下制度具有天然的威权倾向,很容易对民众权利和民本原则造成种种伤害。不仅元明清,也不仅汉唐宋,即使夏商周,政治上也存在很多问题。问题的根源,一是历史的局限,二是家天下制度。只有未来的公天下王道,才能将民本原则和民权关怀,全面落到礼乐刑政的实处。论历史的局限,即使尧舜公天下也无法摆脱,也存在制度粗糙、文化荒芜、物质贫乏、科技匮缺等等问题。我们文化反本,不是为了政治复古,而是为了文明开新,开出合乎中华道统、王道原则和时代要求的新文明,把民本思想和民权关怀,全面彻底地落实到礼制中去,以新礼制吸收传统君主制、上古禅让制、西方民主制的精华而超越之。

几年来颇为流行东升西降论。东升是可能的,但那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儒家文化复兴并重获道统地位。道统之下,政治王道化,制度礼乐化,对于美西,先赶后超。中国对美西的超越,是王道自由对自由主义、礼乐制度对民主制度、仁本文明对人本文明的超越,是文明正义平台上友好竞争的后来居上,可不是弯道超车。那时候,无论西方是降是升,东方都会加速上升,近悦远来,天下归往。2023/8/18 余东海造于青秀山下独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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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余东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