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雪：从诺奖看日本的科技高峰与中国的文明深井

2025 年诺贝尔奖揭晓，日本科学家北川进与英国、美国同行共同获得化学奖，使日本的诺贝尔奖得主总数增至 32 人，包括获得诺贝尔物理、化学、生理／医学、文学、和平奖的日本公民或以日本国籍获奖者。日本人最早获得诺贝尔奖是 1949 年，获奖者是汤川秀树（Hideki Yukawa），他因提出介子理论（meson theory）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当时也标志着亚洲学者首次在物理学领域获得世界最高荣誉。

今天诺贝尔奖新的排名显示，日本在全球位居第六：

排名 国家  人/次  备注

1 美国 🇺🇸 423  涵盖科学、文学、和平等各领域

2 英国 🇬🇧 143  科学与文学领域突出

3 德国 🇩🇪 115  物理、化学领域强势

4 法国 🇫🇷 76  文学奖居世界第一

5 瑞典 🇸🇪 34  本国设奖，科学与和平领域均衡

6 日本 🇯🇵 32  亚洲第一，理工科学奖尤为突出

一、中共暴政与科学精神的根本对立

中国，这个拥有十几亿人口、号称科技强国的大国，迄今唯一的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是屠呦呦。她的成就，在中共极权统治下几乎成为孤立的奇迹。屠呦呦的获奖，既是一种科学个人坚持的象征，也暴露了中共体制对创新和独立思考的系统压制。

1. 屠呦呦的科研经历与体制阻力

屠呦呦没有党员身份，也没有博士学位，她依靠自己的智慧、毅力和实验精神，在艰苦条件下完成了青蒿素的研究。她的研究成果在初期遭到上司夺名、长期被忽视甚至压制，科研环境充满政治干扰。即便如此，她依然坚守科学方法与实证精神，坚持原创研究，最终获得诺贝尔科学奖。

然而，中共在她获奖后，立刻将她塑造成“社会主义科研典范”，宣称是体制孕育了科学奇迹。这种包装掩盖了事实：科学成果并非出自制度，而是个人自由思考和坚持的结晶。屠呦呦真正代表的，是在高压体制下，个体坚持自由精神与真理探索的罕见胜利。

2. 极权对科学的制度性阻碍

中国虽然人口世界第一，但在中共极权体制下，科研自由和言论自由几乎不存在。科学精神的核心是怀疑、探索与创新，而极权要求服从、顺从与宣传。在这种环境下，科研人员必须揣摩政治方向，研究课题必须服务国家战略。真正独立的科学研究，往往被边缘化或排斥。

所谓“科技强国”，在很多情况下只是政治工程和宣传口号。国家巨额科研资金由官僚掌控，科研项目审批不仅看科学价值，更看政治背景、人脉和忠诚度。这种环境让科研人员成为权力工具，而非真理探索者。自由探索被制度化阻碍，创新能力被系统性扼杀，优秀人才不得不出国寻求真正的学术自由。

3. 教育体制与文化环境的制约

中国的教育体系从小学到大学，强调标准答案、服从和应试技巧，而非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学生被灌输党的意识形态，独立质疑被视为风险。这种教育模式培养出的是顺从的执行者，而非具备科学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

科研以外的社会文化也不利于自由探索。绝大多数中国人长期处于生存压力下，无暇追求长期、稳定和自由的研究。科研精神的核心——对未知的好奇、对真理的执着——在社会结构和政治环境的双重压制下被削弱甚至扼杀。

4. 真正自由者的付出与代价

诺贝尔奖的中国得主中，文学奖的莫言揭示社会黑暗，高行健因批评中共而流亡；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被迫害致死。科学奖得主屠呦呦，是在制度之外的孤立奇迹。

科学不仅是技术，更是自由、真理与人性尊严的体现。中共虽然有庞大的科研经费、先进设备和众多科研人员，但自由灵魂被体制锁住。科研成果在政治操控下被附庸化，创新成为形式而非实质。中共崇尚权力与功利，鼓励“造假论文”、“科技洗牌”、“国家工程”，而不尊重科学本身。这种环境不仅扼杀了科学家的创造力，也摧毁了整个人群对真理的敬畏。

日本和中国在诺贝尔奖上的对照，不仅体现科技和文化的差距，更揭示了文明的巨大断崖。

二、日本的自由体系孕育文明成果

日本的 31 位诺贝尔科学奖和 1 位文学奖得主，来自一个尊重知识、崇尚理性的社会。这背后，是日本长期形成的制度性自由、教育体系和文化传统的深厚支撑。

1. 历史根源与制度保障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确立了科学立国的理念，将科技发展与国家现代化紧密结合。政府在推动现代化的过程中，鼓励学术研究与技术创新，但同时保持学术自治，使学界能够相对独立于政治干预。20 世纪以来，日本大学和研究机构普遍享有高度自治权，教授和科研人员能够自由选择研究方向、公开发表成果、组织学术讨论。这种制度保障，使科学探索不被政治权力绑架，也使人才得以长期积累专业能力。

在日本，科研经费透明分配，评审机制注重学术价值而非政治背景或人脉关系。国家与私立机构共同支持基础研究与前沿科技，形成了科研投入的可持续模式。即便是敏感学科，也能在学术规范下进行讨论和探索，确保科学精神得以充分体现。

2. 教育体系的长期优势

日本的教育体系强调逻辑思维、批判性分析和科学素养。从小学到大学，学生被鼓励提问、质疑现有知识，并通过实验和实证方法寻找答案。日本高中和大学的理工科教育注重实验能力与独立研究训练，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非简单的记忆和应试技巧。

大学内部有完善的导师制度、科研小组和学术交流机制，使年轻学者能够在实践中学习科学方法和学术规范。学术界内部的同行评审制度严格、公正，形成了良性竞争和学术诚信文化。这种教育与科研的融合，为日本科学家在国际舞台上的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3. 文化积淀与尊重知识

日本社会长期崇尚理性、尊重知识与学者。学术成果在社会上受到认可，科研人员享有较高社会地位。公众对科学探索持积极态度，科学知识普及良好，社会整体尊重事实与逻辑。科研人员不必担心因研究结果与官方立场不同而遭到惩罚，这种文化环境使科学家能够专注于探索未知，而非政治权谋。

与中共体制下自小灌输的“标准答案教育”形成鲜明对比，日本教育强调思考过程的重要性，容许错误、允许探索。社会对知识的尊重和对真理的追求，形成了一种潜移默化的文化力量，使科研成为一种自由职业的理想，而非服从权力的工具。

4. 科研环境的国际化与开放性

日本的科研环境高度国际化，学者频繁参与国际会议、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科研成果可以自由发表在国际期刊上，国内外学者可以互相竞争、互相借鉴。这种开放性不仅带来了最新的科研方法和理念，也促使日本学界与全球科学界保持同步，形成持续创新的动力。

此外，日本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保持平衡，既重视理论突破，也关注技术转化。基础科学的自由探索为应用科学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而应用科学又反哺基础研究，形成循环发展模式。这种制度化的科学生态，是日本能够长期保持诺贝尔奖高产出率的重要原因。

5. 自由精神与科学创新的结合

日本科学家的成功，体现了自由精神与科研环境的深度结合。在日本，创新不仅是能力的体现，更是制度、文化和社会尊重的产物。科学家可以独立思考、自由尝试、公开辩论，他们的研究成果受到公正评价，而非权力干预。这种自由与制度的结合，使日本科学在量与质上都达到世界高峰。

可以说，日本的诺贝尔奖得主数量和科研水平，不仅反映了科技能力，更体现了制度、文化与教育的文明积淀。它与中共极权体制下“科研为政治服务”的模式形成鲜明对比，也揭示了文明与制度对科学创新的决定性作用。

三、仇恨宣传与用脚投票

中共长期通过学校教育和媒体宣传强化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恐怖主义认知和情绪，特别是不断塑造民众对日本的仇视。

在刚刚过去的十一长假期间，中共央视新闻客户端报导，据中国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到 10 月 7 日，十一国庆档电影总票房破 16 亿人民币，民众主要观看的电影包括《志愿军：浴血和平》、《731》、《南京照相馆》、《刺杀小说家 2》。其中三部是抗日题材。

而同时，大量中国民众在“十一”长假期间选择赴日旅游。据新华社报导，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和交通运输部表示，十一长假中国口岸的日均出境旅客超过 200 万人次。日本放送协会（NHK）在 10 月 1 日报导，及中国旅游平台携程 9 月 30 日的统计显示，“十一”长假期间，中国民众出国/出境旅游的热门目的地，排名第一和第二位的是日本的大阪和东京。接下来是韩国首尔、香港、新加坡、曼谷。因此可以估算出，中国人在中共国庆假期前往日本旅游的人数可能超过七百万。他们在中共极力推销抗日神剧的同时，用脚投票，选择到日本去过上一周的享受自由、感受文明、尊重秩序的生活。

坐在电影院或蜗居在电脑前、手机上看“抗日神剧”的多是底层民众，他们身负沉重的生活负担，缺乏经济能力，没有国际视野，甚至不习惯自由选择。中共洗脑成功的主要对象是最贫困、最被剥夺的人群，洗脑的工具是民族仇恨，洗脑的目的则是维系统治。

相比之下，中共权贵及其家属、子女早已远赴美国、加拿大、日本、澳洲和欧洲过着奢华生活，“爱国主义”成为操控底层民众的工具，而非全民自由意志的体现。中共的所谓“爱国主义”与“我的国，厉害了”只是对民众精神的控制术。

四、科学高峰与文明深井

诺贝尔奖并非“西方的游戏”，而是人类文明对自由、理性与真理的最高致敬。日本能屡获殊荣，是因为它在制度、教育与文化层面真正尊重个体、尊重知识、尊重对真理的追求、尊重对科学的不懈探索，形成了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

中国即便拥有 14 亿人口与无数科研机构，最庞大的实验室，却没有自由的思想；有最多的资金，海量的投入，却没有科学的尊严；有最多的人口，数量最大的学者，却没有一颗自由的灵魂。

科学不是靠金钱堆砌，而是靠自由、真理与人性尊严滋养。中共暴政压制创新与独立思考，使中国在科技和文明领域长期滞后于日本等自由国家。

2025 年 10 月 8 日

2025 年 10 月 9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