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維爾不在中國——寫在《無權力者的權力》45周年

哈維爾的名文《無權力者的權力》寫於 1978 年，到 2023 年粗略算起來也是 45 周年了，於是寫了這篇小文聊以紀念。

第一次認識哈維爾，讀的還是那本地下流傳的，由崔衛平等人編譯的《哈維爾文集》，初讀時頗覺酣暢淋漓，尤其是那篇《無權力者的權力》。可隨著對「魔幻現實主義中國」的思考逐漸深入，又不得不承認哈維爾的分析只適用東歐，而非這裡。若想實現對「魔幻現實主義中國」的有效分析，則必須對哈維爾的思考做某種拓展，即本文的題目：「哈維爾不在中國」。

「意識形態」、「謊言」與「真實」

哈維爾把他所經歷的蘇式體制稱為「後極權社會」（「a post-totalitarian system」），它的權力建立於「在謊言中生活」的基礎之上」，而意識形態則為權力制造了遮蔽現實的總體性謊言。選擇不相信這套謊言，去生活在現實之中，則是對個人尊嚴的維護與對權力的挑釁（我在這裡簡化了哈維爾的敘述）。這種敘述對於當時的東歐來說，應當是可以成立的。人們並未混淆「真實」與「謊言」的界限。但在「魔幻現實主義中國」，「謊言」、「真實」與「意識形態」三者卻緊密地纏繞在一起。

「皇帝的新衣」的故事情節出奇簡單：皇帝沒穿衣服，但圍觀的「人民」卻都不敢指出來，只有最赤誠的小孩子才敢站出來指出皇帝其實什麼都沒有穿。但要使這個故事成立，存在兩個前提，即「人民可以准確的分辨出皇帝是否穿了衣服」與「人民認為穿衣服比赤身裸體文明」。如果這兩個前提不存在，「意識形態」便可通過同時建構「謊言」與「真實」來完成它的任務。通過真實制造謊言，通過謊言制造真實。這時「意識形態」不僅是一套符號系統，同時也是一套思維系統與一套認知邏輯。黨國只有同時完成對二者的支配，才能實現意識形態的支配。就像是「人民」對「不民主中國」的辯護往往來自兩種敘述，一種是辯稱中國的「全過程民主」也是民主；另一種則是承認中國並不是民主國家，但中國不民主也有好處，尤其是與民主的西方世界相比。「美國的民主是虛偽混亂的，但中國不民主卻是富裕與繁榮的」。在這種敘述中，人們從真實得到了謊言，從思考中得到了意識形態。如果回到「皇帝的新衣」這個故事，那麼就是一部分「人民」認為皇帝的裸體是特色新衣，另一部分「人民」則認為皇帝赤身裸體比穿衣服更文明。

國家主義的陷阱：「關心政治」與「不關心政治」

中國「新左派」學者，清華大學教授汪暉提出過一個概念叫做「去政治化的政治」，他認為文革屬於「廣泛的政治主體的參與和互動」，而黨國隨著市場導向的改革開始了自己的「去政治化」過程。用白話來說，就是文革時期「黨國廣泛動員人民群眾關心政治」，而市場導向改革之後則「希望老百姓只關心錢不關心政治」。在汪暉的論述中，「關心政治」與「不關心政治」是一種歷史邏輯，但「關心政治」與「不關心政治」的兩類人群也可以並存於同一時代。有人從認為「關心政治」太極端，於是選擇「不關心政治」，有人則認為「不關心政治」太冷漠，於是選擇「關心政治」，甚至「不關心政治」與「關心政治」亦可並存於一身。

「關心政治」是否就是選擇活在真實之中，而「不關心政治」又是否可以不陷入意識形態的陷阱？我們首先需要搞清政治與「政治」的含義。「關心政治」與「不關心政治」中的「政治」一詞主要內涵是「國家大事」，在「國家大事」或「政治」背後則是意識形態。而政治概念的核心是「公共性」，離不開「公共領域」及人們對「公共領域」的參與。由此觀之，毛時代與後毛時代在歷史的邏輯上並沒有什麼不同，二者都是缺乏公共領域的非政治的時代。甚至毛時代與後毛時代的意識形態敘事的側重點並未有實質性的變化。有論者稱毛時代向後毛時代的轉變就是「階級敘事」向「民族主義敘事」的轉變，但實際上後毛時代的反美意識形態宣傳的密集程度，如果只看官方紙媒的話，根本比不上毛時代。黨國一直都是官方意識形態構建的核心。反而是在 80 年代早期，由於人們在「走出文革」的共識之下形成了某種「公共性的討論」，但隨著坦克履帶壓過，列寧式黨國再次展現出其真正能力與意圖，這種公共性也逐漸消失。這種情況之下，「關心政治」與「不關心政治」同樣都是非政治的。「關心政治」並不意味著「關心生活的真實」，反而意味著主動參與狂熱的國家主義意識形態建構，陷入意識形態的陷阱。而「不關心政治」，並不意味著「逃離意識形態」，反而使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可以在其日常生活中潛移默化的塑造個人。

哈維爾不在中國

與哈維爾所稱的「後極權社會」相比，經歷了「改革開放」的「魔幻現實主義中國」，它的「人民」反而更緊密地與其意識形態纏繞在一起，而更難以與其分割。所謂的市場化改革並沒有帶來意識形態的衰落，反而使得黨國通過經濟發展與加入 WTO 後的「經濟奇跡」，提高了自己的「辯護能力」，吸引了一眾「國師型知識分子」來為黨國創造理論基礎。其中之一的甘陽，在其「名著」《通三統》中，試圖將孔子、毛澤東與鄧小平三人結為連理，為黨國擘畫一份意識形態藍圖。雖然甘陽的理論構建頗有「水中撈月」之感，但他確實捕捉到了部分國人的思維邏輯，這種「矛盾」被筆者戲稱為「甘陽悖論」。在甘陽那裡，「傳統文化」、毛澤東與鄧小平三者都成為了「國家」的象征，也正是在對「國家」的崇敬這一點上，這三者才得以統一起來，而並非真的具有甘陽理論構建中的諸多意義與內涵。基於這一點，「後現代主義」同樣可以和「國家」統一起來。互聯網時代的到來，也讓黨國升級改造了自己的意識形態機器，把互聯網變成了展現自己形象的「局域網」，讓國家主義借著網絡的普及而蔓延，讓人們更難以與意識形態相分割。而哈維爾所期冀的「選擇生活在真實中」也就更難以在中國實現。

與哈維爾所處的「後極權社會」相比，中國看起來似乎「自由」的多了，「他們以為自己是自由」的人也多了，但這種「自由」並不表現為支配或奴役關系或程度的變化，而是黨國的意識形態支配較之毛時代更隱蔽了。「真實」與「謊言」同時為意識形態服務，這兩者的界限模糊不清，甚至思考本身作為一種嵌入在黨國體制內的過程，也無法起到幫助人們擺脫意識形態支配的作用。但是，在這個「黑暗時代」，哈維爾的敘述仍然十分有價值，它不僅為我們提供了一套分析的理念與意向，更為我們提供了「生活於黑暗時代」的勇氣與啟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