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覺民：王炳章精神和中國民主革命運動的源流——兼論當今形勢和自由派問題
提要：當代民運維權裡以自由派面貌出現的改良主義盛行，這又與中國自由主義“學步”英美自由主義和英國漸進改良的民主化模式有關，自由主義在中國暴露出嚴重的缺陷性和外來性。習近平的施政再次證明了後極權主義走上改良道路是純粹幻想。王炳章精神繼承了先賢的現代民主革命運動，王炳章其人是當代民主革命運動的開創者之一，也是海外民運的開創人。習近平的倒行逆施和經濟困境使其統治基礎從上而下皆發生危機，民主化時代臨近了，但是改良主義渙散了民運維權運動的意志。所以必須繼承王炳章思想，學習辛亥革命、國民革命的精神，以祖輩的民國的開國立國的理念為本，繼 1947 年憲法而開中國憲政民主之未來，這是別無選擇的中國前途。
1、當前民運中的民主革命派和改良派
“六四”二十多年過去了，年年都紀念“六四”，但是民運有多少質的提高和思想進步呢？對於“八九民運”有多少反思呢？因中共強大，中國大陸自由化都曲折難行，何談民主化呢？面對中共鎮壓和統戰、滲透分化，許多人轉成改良派，更多的人成為機會主義者，主張民主革命的人其實不多。
民主革命派，首先以否定共產黨制度和建立民主為目的，對中共不抱幻想，但可以容納從中共分化出的政治改革派，手段上力主街頭的和平革命，認同人民有天賦的抵抗權，不否定革命暴力。
改良派也主張建立民主，但是畏於中共強大而自感民主化無途，又見中共領導的所謂“中國崛起”，所以幻想中共會一點點變好，民間的經濟和文化力量漸漸覺醒，官民互動，漸進改良，最終如昔日英國民主化那樣由漫長改良之途而建立民主。如此既保持住“中國崛起”，又有將來的民主化前景，又可以不必與中共對立得激烈而享有現實利益發展的空間。這是國家民族主義和機會主義、個人主義“小我”的“苟合”，是現實主義的。自由派多數有此傾向。自由派主張英美的自由主義，改良主義的最成功國家也是英國。這就不難理解自由派從理論到實踐的中西雜合的改良主義色彩。劉曉波去世了，自由派立刻提倡繼承“劉曉波的政治遺產”、“劉曉波精神”，宣揚其“無敵論”、“和平理性”說，力倡“公民上書”的“零八憲章”要成為“全民共識”。這與改良派是旗幟有所不同而“心意”是相通的。再者西方大國因“中國崛起”且利益相連，所以喜歡中國溫和自由派而遠避激進民主派。改良派、自由派不少人舉“劉曉波旗幟”其實要投其所好而寄望於西方的青睞。
最後是腳踩中共和反對派兩條船的“騎牆派”。他們暗裡與中共“眉來眼去”，明裡則在反對派陣營裡“深明大義”、“義正辭嚴”。民運維權的領袖裡不乏此等人物。他們一面因中共讓給其空間而顯得在民運維權中有所作為且又做得“不痛不癢”，一面又勸民運維權群體要走“溫和理性”的路線，由此二者又容易得到西方的“青睞”支援而顯得有資源和更有作為。“騎牆派”貌似改良派又與革命派保持關係，不求理論鮮明但求實踐上的“路路通”，求功利和求“領袖夢”是其實質。
近來郭文貴爆料事件發生了，郭氏原與中共權貴關係密切，是因政商關係暴發的商人，也是高級特務，由於中共派系鬥爭而成為犧牲品，郭氏不甘坐以待斃而絕地反擊以求“保錢保命”。郭氏爆料不出我對於中共的理性判斷，但是把中共高層的巨量腐化材料活生生爆料出來，是前所未有的，是老百姓想像不到的，引起世人的巨大震驚和關注。其感性威力猶如“核彈爆炸”，其一聲勝過一萬聲“民主理論家”的呐喊，且老少癡愚皆聽得懂。今中國大陸是風聲鶴唳、鐵腕禁聲，然郭氏爆料在官員和知識份子當中流傳甚廣，下層民眾也漸漸知曉。臺灣則驚訝不已。西方則見識到“中共大國”假面下的部分真實嘴臉。
但是有趣的是海外民運呈現出的錯綜複雜的百態。（雖然國內被禁聲但未必沒有類似的現象。）改良派歡迎郭氏爆中共高層之醜，但是因郭氏攻擊其寄望的王岐山而狐疑和首鼠兩端，從質疑其爆料的真假各有多少？到懷疑其派系背景和目的如何？進而與郭氏產生矛盾衝突而翻臉，最後否定郭氏爆料。革命幼稚派（不少是基層革命者）因失望于民運的低迷且觀郭氏聲勢較大，竟然要推動郭氏來當“民運領袖”。革命急躁派則希望拉郭氏加入民運壯大民運的力量。投機主義者（“騎牆派”）和革命投機派更感興趣于郭氏的財力，努力為其辯護和“抬轎”，牟取私利。郭文貴何許人也？郭氏以“保錢保命”為目的，故以各種爆料來加大對中共高層的壓力，同時投機某些中共派系充當其“打手”，始終不反習近平的“郭七條”是向中共表明他只要“保錢保命”而求留得生機。在達到目的之前，面對海外民運，他一面攻擊質疑他的改良派和怒斥不識相的革命急躁派；一面釣到革命幼稚派的“胃口”而利用之；一面喜迎投機主義的“騎牆派”和革命投機派，讓他們在輿論場上幫他說話。但是中共一向厲害，恐不會容忍郭氏之“叛”，郭氏最終被“逼上梁山”是極有可能的。可以預料從此之後被打擊的富豪“逼上梁山”的現象會一發不可收拾。中共的暴虐會產生更多其前所未有的危機。
而作為民主革命派的辛灝年、李一平等認為支持郭氏爆料客觀上是有助於民主革命，有助於驚醒民眾的。故而辛灝年以“民主革命派”和“改良派”的分判說明當前對待郭氏爆料的態度。但是他還沒有嚴格區隔出革命投機派，沒有點出革命幼稚派和革命急躁派的問題。這是正統的民主革命派必然要進一步正面應對的。
2、王炳章精神和中國民主革命運動的源流以及對自由派的批評
辛灝年開推特幾天就聚焦了幾萬粉絲，顯示了人心所向。辛先生意猶未盡而直播出《想念王炳章》的視頻講話（2017-8-7）。這講話最重要的是講出了當代民運開創者之一的王炳章的心路歷程。王炳章是當代海外民運的最早開創人，並且有力支持了國內民運。1980 年代起魏京生和王希哲之所以在美國等西方國家裡有很高的名望，全拜王炳章領導的海外民運之功。王炳章為什麼選魏京生為中國第一位政治犯遊說西方呢？因為王炳章認為魏氏有明確的反共求民主的意識，而王希哲的反共意識不明確。現在看，王炳章的確是慧眼識人。雖然當代大陸民主革命派的開創者首推王炳章先生，但是王炳章和當代民主革命派僅僅是中國民主革命史上的“後起之秀”。在這裡首先有必要回顧一下中國民主革命的源流。
中國民主革命運動起步於清末的革命運動，中國民主化則起始於革命運動和立憲運動合流的辛亥革命，初成于 1912 年中華民國建立和《臨時約法》頒佈。儘管有復辟、軍閥割據、蘇俄扶持中共叛亂、日本入侵等嚴重的內亂外患的衝擊，中國依然於內戰中的 1947 年制憲、1948 年行憲，民主化確立了。接著蘇俄全面扶持“中共革命”，大陸淪陷，民國政府退守臺灣，再往下到反共複國運動沉寂下來為止。這大半世紀的民主革命和民主化，可以統稱為“中國現代民主革命”。其成就是顯著的，首先辛亥革命締造民國和民主憲政之開端，國民革命和抗日反俄反共締造了 1947 年至 1948 年的制憲行憲，確立了民主化，遠啟臺灣民主化（臺灣民主化時最大訴求是“回歸憲法”）。當代臺灣則演變成相反一途，隨著中共統治鞏固和強大，臺灣漸失革命希望轉為只求“保台”再轉向“中華民國在臺灣”乃至“華獨”、“台獨”，革命在臺灣結束了。
再回顧大陸，1949 年後中共在大陸鎮壓了民主革命，消滅民國及其初立的民主憲政，實行極權主義和共產制度，摧毀自由和民主，毀棄中國文化，大陸人民陷於災難之中。然後出現轉折性的“改革開放”和經濟起飛，演變到現在的所謂“中國崛起”。但經濟成果大部分卻落到權貴和官商結合的富豪手上，權力和資源為中共壟斷，社會兩極分化，老百姓依然生活在沒有自由民主的無權、無尊嚴的“草民”處境下。中共建立政權後的大陸民運是較為複雜的。隨著反共救國運動的英勇失敗，大陸民主革命運動轉為思想火種的暗中傳承，到了 1980 年代才又主要以思想運動形式開始“燎原”，直至 21 世紀迎來了“民國熱”，最後是出現繼承一百年來民主革命正統而開來的民主複國運動的出現，其在大陸的質的進步又遠勝海外。這是民運有史以來第一次海外思想進步落後於大陸。
從清末革命到 20 世紀中後期的反共複國運動的沉寂為止，這大半世紀的民主革命運動應該稱為“中國現代民主革命運動”。而現代民主革命到當代民主革命之間，由於中共的統治和鎮壓而有嚴重的斷裂現象。所以“中國當代民主革命運動”之開端是很複雜的，應該說有兩個不同的開端。第一個開端是最早的，它是繼承了民國遺民傳下的現代民主革命的“思想運動的火種”。這是極具生命力的潛流，是由革命之正統源流而來，其中蘊藏有辛亥革命、國民革命的精神，有三民主義和新儒家文化運動的理想，有中國人祖輩的憲政夢、民國夢和憲法成就的認同及追求。而這“思想運動的火種” “燎原”為政治及社會文化運動，主要發生於 21 世紀。 “中國當代民主革命運動”的第二個開端是遲一些的，是由不成熟而走向成熟的。這一批民運人士出生于中共建政之後，成長于中共党文化的環境下，從小到大受盡了紅色教育，飽受了幾千年傳統中國到中華民國都是黑暗的教條灌輸。他們被“紅色鐵幕”遮住了視野，被割斷與“中國現代民主革命運動”的源流關係。但是中共倒行逆施的統治刺激了他們、迫害了他們，他們因此嚮往自由民主。很多人後來奉西方為自由民主的“聖國偶像”。1970 年代晚期的“民主牆運動”是初期成規模的民運，魏京生等等就是屬於那一代的，但是那主要是追求民主的運動。那時，他們對於共產主義運動和“中共國家”缺乏本質性批判，在“鐵幕”遮蔽下對於民主思想也難以瞭解得很深，對於祖輩的中華民國的民主革命傳統和憲政成就更缺乏瞭解，所以也就難以有明確的民主革命意識。其後的 1989 年民運主要以“學運”形式出現，當時的主流思潮是改良主義的。其實如果不是因為官方高層的改革派的同情，不是中共培養的幹部接班人的“天之驕子”的大學生上街，這場改良主義的民運是難以發展出來的。運動中的學生、學生領袖和知識份子及其明星人物皆瞻前顧後，害怕“學運變性”。中共鎮壓學運主要恐懼其蔓延成全民運動，以及壓制中共開明改革派，並非學運本身對中共有根本性威脅。官逼民反才導致了 1989 年民運的進步的學生、知識份子、進步官員產生革命意識。也就是說“六四鎮壓”之後，才在大陸產生出非民運主流的民主革命派，他們至此才與中共國家及其意識形態、歷史源流全面決裂。而海外革命派則更早一步，那是由王炳章諸公於 1983 年開創，王炳章等建立民聯和《中國之春》，當時兩岸志士彙聚在一起，王炳章和早期大陸民運人士因此對於三民主義、中華民國有了初步的瞭解。
但是民主革命派始終難以發展。其原因有二。
其一、中共“六四”之後強力鞏固統治和經濟改革，再後出現所謂“中國崛起”。於是很多人自信心缺乏，因此以自由派為面貌的改良主義有了得以盛行的“心理土壤”。更大的因素是：1989 年民運的改良主義色彩和高層人士的體制內出身背景，使得很多人面對中共的強大，只能以“激進批評的話語”來改頭換面，而實質上暗裡繼續走改良主義路線，這符合其發展的邏輯，也合乎他們的局限性。
其二、自由主義的缺陷性使然。自由主義不等同于中國自由派，但民運主流的自由派的確自稱信奉自由主義。源於西方的自由主義也的確流行於海內外民運維權界以及學術文化界。自由主義在西方民主化時是改良主義色彩的，本來就缺乏革命精神，西方民主化鞏固後自由主義才盛行。可以說，自由主義是西方現代化世俗化的“寵兒”，但不是開創民主化現代化的“英雄”。它與左派、保守主義、宗教四方制衡構成現代西方社會政治的大格局。可見有意識截取西方文化裡的自由主義，合乎完全世俗化無神論的、反傳統非保守主義的“党文化”背景的大陸學術文化界、民運維權界的認知水準。再者，中國大陸的自由主義偏愛的是源於英國的自由主義，這又與其偏愛英國式漸進改良的民主化模式有一體化關係。但是，英國是孤立島國且國情特殊，英國式漸進改良路徑是舉世罕見的特例而無普遍性。而且其漸進改良的起點——“光榮革命”的議會限制君權的共識，是經歷了反復革命之後得來的。（“光榮革命”還引爆了王位和宗教的戰爭）。但是自由派一廂情願片面理解複雜特例的英國經驗，有意淡化中共是極權主義政權而非弱勢君王的特殊惡劣的國情。有此思想背景，自由派必然“食洋不化”、“學步”必“失步”，沉溺于海內外的原生於體制內的權威學者們編織的“反革命求改革”、“市場經濟必然產生公民社會”、“先自由化後民主化”的虛幻學說裡。結果產生的是當下中國的“後極權的紅色權貴資本主義”。著名學者王天成批評說：1989 年以後，許多人在做一個夢。我指的是漸進改良、漸進民主的夢。持這種觀點的人以為是最現實的道路，其實是最不現實的。······以英國歷史經驗為參照是錯誤解讀和時空錯置。······對我們更有參考價值的其實是過去 30 餘年中發生的第三波民主化。······漸進改良主義渙散了人們追求政治轉型的意志，模糊了後極權體制對社會全面壓制的事實，提供虛假希望。······漸進改良主義者究竟是誰的同道？
一針見血的講：自由主義不能擔當中國大陸面臨的實現民主化和固有的民主中國、文化中國的光復使命，因為改良主義不可能使極權主義的中共“自閹”變成民主推手，也無法繼承中共顛覆的辛亥革命國民革命締造的現代中國。再者，外來的洋自由主義也缺乏本土文化根基，在中華民國的本土自由民主傳統裡，三民主義和新儒家文化是主流，而自由主義不是主流的。這是自由主義的缺陷性和外來性導致了“水土不服”和不合時宜。最後，大陸民運思想不夠深沉，長期處於斷裂自身傳統而一味模仿西方的不成熟階段，所以導致自由主義盛行，改良主義則憑“自由派”的面貌和思想資源佔據話語權的主導地位。而民主革命思想就是被他們排擠而邊緣化的。
反之，民運如果選擇民主革命思想，必然會上溯到辛亥革命和祖輩的中華民國的開國立國的理念，接續上祖輩的“中國現代民主革命運動”作為本源，這與自由主義思想背景和很多人的體制內出身背景是格格不入的。換句話說，這是難以調和的。這是民運很多上層人物的缺陷性和局限性造就的。
在這種形勢下，王炳章則不為潮流所動，堅持民主革命的立場，這是極不容易的。現在的留學生很多人是自費的，但是 20 世紀的留學生大多數是“中共國”派出的公費留學生。他們多數為中共幹部家庭的“紅色出身”，另一部分人是對中共有感恩的“苦出身”且忠黨的窮讀書郎，這兩者占了留學生中的大多數。他們當中有的人因為讀書求真理而加入民運，更多的人是因為對於“六四鎮壓”的義憤情緒而加入民運，還有不少人是因為想獲取綠卡而加入民運，這是海外民運當年的實況。出於義憤情緒的和求綠卡的人很快就因為中共統治鞏固和西方普發“六四綠卡”而退出民運各奔前程。“六四”後一度膨脹的海外民運很快因此所剩不多，剩下的除了當年留學生中讀書求真理的一部分人，還有的是“文革”裡非體制的造反派和各類受迫害者，他們轉成老異議人士，最後是“民主牆運動”、“八九民運”的名人和上層人物。既然民運群體是如此的結構，那麼接受民主革命思想的人有多少呢？不多的。所以王炳章的堅持是難能可貴的。
更偉大的是王炳章從善如流，通過辛灝年切實瞭解到祖輩的革命精神、民主追求、憲政成就、抗日衛國和抗俄反共的真相。作為“中國當代民主革命第一人”（辛灝年語）的王炳章，自此接續上了中國現代民主革命運動的精神和理想。繼承祖輩的理念和追求，以政治家的實幹精神，投身“重建中華民國”的大業裡。王炳章是 1998 年中國大陸民主黨組黨運動的“幕後策劃人”和真正的創始人之一（另幾位領導人如徐文立也有相近的觀點）。王炳章一直聯絡中共軍隊的進步軍官，並且影響他們接受重建民國再造民主的理念。據辛灝年《想念王炳章》的視頻講話（2017-8-7）首次披露：當年王炳章接到進步軍官們的資訊，他們提出如果舉行一次高舉中華民國國旗的起義，無論規模大小，都會振奮人心的，軍隊中的革命工作就比較好做。王炳章僅僅與辛灝年交了底，然後就走上了與軍中革命者會面的風險旅程，在危機四伏的旅途中，王炳章寫下了《重建中華民國》的政治宣示的大作，文中回顧了大陸民運與中華民國國府的關係，揭示了中華民國在臺灣的蛻變、名存實亡的過程，宣示了重建中華民國的立場、主張、路徑等。可惜王炳章被中共特務越過越南邊境捕去了。這是當代民主革命運動的重大損失。
前面講了，當代民主革命運動有兩個開端，最早的開端是接續民國的現代民主革命的“思想火種”而來的。第二個革命開端是自發產生的，先是海外王炳章創立的，爾後“六四鎮壓”又刺激出一股革命潮流，但是他們都不知祖輩的現代民主革命的精神和理想，這是中共割斷中國現代歷史傳統造成的，這使得這自發產生的革命運動缺乏高度和基礎，也缺乏聲望、權威和力量。但是天道健行，邪不壓正，辛灝年來海外揭露出中共埋沒和割裂的歷史真相，宣傳祖輩的中華民國民主精神和革命思想，掀起思潮，影響到王炳章。當王炳章與辛灝年成為肝膽相照的戰友時，革命的政治家與思想家合為一體，當代民主革命精神與祖輩的現代民主革命精神跨越歷史鴻溝接續成一體。至此，繼先賢現代民主革命而來的和自發生成的兩個開端也終於匯合成一體，也就是說繼承民國遺民的“思想火種”的大陸革命派的深層潛流，與明流的海外革命派，在思想上成為相通的，在志向上形成一致的。所以說王炳章精神的意義是非常大的，是承上啟下的，影響遍及大陸和海外的。在辛灝年的宣揚下和王炳章精神的感召下，在“民國熱”巨流的帶動下，更多的民運人士、知識份子、底層青年轉為了民國派、民主複國主義者、民主革命者。這是了不起的。在中共很強大和無所不在的統戰滲透下，在不理想的民運群體結構上，在改良主義和庸俗自由派思潮的盲目流行中，在西方大國因對中國的利益和臺灣懼中共強大而遠避民主派更遑論革命派的資源匱乏的狀況下，中國大陸和海外的當代民主革命運動繼承祖輩現代民主革命的理念和權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托舉起先賢的民國夢，以革命傳統做根基，引世人仰望之，獲得高度、聲望、權威、力量，從而持續爭取到越來越大的動力及廣泛的影響力，所以能夠一步步壯大，漸有未來迅猛發展之勢。
察蘇俄和東歐共產黨國家的民主化，民主化之前皆無成熟的光復思潮和力量，其主流的是簡單而強烈的民主化訴求，其光復舊共和國，更像順應歷史發展方向的實用主義產物。這與中國的民主複國主義及當代民主革命運動的成熟度是不能同日而語，這也預示了中國民主化未來的必然方向。
但是當代民運維權界和公共知識份子裡，有很多人特別是名人和上層人物，還是不相信中國未來會走上民主複國道路，不希望出現民主革命，更談不上對祖輩的現代民主革命運動的理念和成就有多少瞭解和認同。為什麼會這樣呢？這是因為他們先天被黨天下和黨的文教割裂了與祖輩的中華民國理念和民主革命傳統的精神聯結，先天被置於“數典忘祖”的世界和黨天下的體制內而成長；他們後天則被改良主義迷惑，被西化思維帶入“學步”英美自由主義和漸進改良的迷途。還有一些人不僅如此，他們的“經濟自由化”主張相反變成為紅色權貴資本主義的形成“推波助瀾”，也未必沒有利益上的“藕斷絲連”。他們內心深處無奈於中共強大和敬畏於所謂“中國崛起”，對於民主化充滿了低迷情緒，所以他們口說“啟蒙”，其實他們才是需要“被啟蒙”的；他們口說“改良”，其實他們才是需要脫胎換骨的“徹底被改良”；民運和公共知識份子本來就迫切需要自身的“升級換代”，否則必將無法擔當民主化的使命。
3、評民運對待西方國家及諾貝爾獎的態度
中共的“黨天下”是反傳統的全盤俄化的“變種”，民運中的自由派也反傳統且不懂現代民主革命，不繼承祖輩的中國夢和民主化成就，這是可悲且奇怪的“同病相憐”。自由派以自由主義為尊，談自由民主，就遠溯英美；談文化就要談西方文化和基督教；談民主轉型就要談漸進改良、漸進民主；談民主化後的國家構建，就要談聯邦制和移植西方模式，忘記了祖輩千辛萬苦建立的 1947 年憲法的國家構建。這是選擇性的忘記呢？還是因自身不足而產生的迷茫和浮躁。他們忘記了“先有邦才會有聯邦”而不會“先有聯邦然後產生邦”；他們有意忽視了聯邦制歷史上是軍閥割據和中共割據的“遮羞布”；忽視了聯邦制未來可以給分離主義提供便利；聯邦制也可以在民主化之後給中共及守舊勢力在民智保守的中西部得到“邦”一級的復興基地；他們忽視了各省變成“邦”後會依民粹主義而地方坐大，中央虛化。他們不考慮民主化後的國情需要，只考慮自由主義等的洋教條和“學步”西方模式。
他們對於西方充滿了崇拜，猶如拜神。他們盼望得到西方國家的“青睞”，仿佛一旦如此就會成為“上帝的選民”，其實不過是為了得到名利和資源。他們忘記了自由主義只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到中國必須經過本土化，不是簡單模仿和“學步”就能“水土順服”的。恰恰相反，自由主義缺乏革命精神，諾貝爾和平獎和各種人權獎不考慮中國的民主化的需要，不容民主革命精神，也不瞭解昔日中國的民主憲政傳統。儘管諾貝爾和平獎、歐美各種的人權獎對中國民運和公共知識份子是很大的鼓勵。
總之，中國大陸民運和公共知識份子要學習西方，但是不要“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持缽效貧兒”的不成熟，不要畏於時勢的改良主義的懦弱，早就應該“斷奶”了，必須要成長為繼承民國的現代民主革命正統的真正的民運人和名符其實的公共知識份子，擔當起民族大義和民主革命的使命。
4、從當今形勢講接續王炳章精神，光大民主革命運動的正統
八九學運和民運的領袖和明星不急功近利的或者精神不低迷的人是不多的。而勇於自省和反思，不斷進步的昔日領袖更是不多的，而封從德就是這樣的勇於反省和進步的一位典型。他反省學運的不足，反思改良主義，批評改革派在學運中的作用，甚至於剖析自己，有了這個根底他必然會站到時代的先進者行列裡，他認同民主革命的精神，追求我們祖輩的中國夢——民國的理念和憲政成就。從封從德身上可以折射出了八九學運和民運的真精神。王炳章精神則折射出 1979、1989 二代民運人的精神和先賢現代民主革命理想的結合，也就是表現出當代民主革命的真精神。魏京生則保持了“民主牆運動”的風範和理想堅持。
所有真誠的民運人的精神最終都會殊途同歸的，都會因無法改良中共的緣故而彙集到當代民主革命的大道上，都會因為追求民主和放棄改良迷思而認同祖輩的民國理念和憲政成就，都會有一個共同的中國夢去革命奮鬥。如果真正要革命而不要迷幻的改良，那必然需要有民族民主傳統的革命理論，以便於喚醒民眾凝聚共識，沒有革命理論就沒有革命；如果革命沒有清晰的目標和內容，只會變成盲目的衝動，不能擊敗強大的後極權主義專制，所以革命必然要有確定無疑的目標內容——民主建國；沒有確定的民主建國目標和內容的革命，只是反對專制的情識和發洩情緒，不能有力影響社會的中上階層，也不能使革命運動獲得無窮的鼓舞力和動力。因此，革命必然要有以建國為核心理念的，有革命方向、道路以及如何凝聚革命共識形成革命陣營的整全性的理論。這樣的理論，外來的洋主義和個人天才的發明必定是不行的，因為無本土根基又無歷史傳統支撐，難以形成共識，並且無識無力引領當今革命形勢。關於中國民主化和民主革命的理論，其實有一部憲法是有無比權威的，那就是中國 1947 年憲法，這部憲法的具體的民主憲政體制、國號國旗等和更深遠的國家構建、現代中華文化基礎、法理理論等一應具全，是中國人（包括臺灣）第一次普選認同的憲法，是中國辛亥革命、國民革命、抗日衛國、抗俄反共的浴血奮鬥的成果，是主流的三民主義、新儒家文化以及非主流的自由主義等都參與且共同締造和認同的。固然 1947 年憲法到了今天可以與時偕行而有所改良，但是憲法基本理念和制度精神是永恆的。所以說要以繼中華民國 1947 年憲法而開來的理念為建國目標內容的核心理念。由此核心理念自然就會擁有民族民主傳統的革命理論（如三民主義和現代中國文化），使革命運動獲得無窮的鼓舞力和動力，喚醒民眾凝聚共識，擊敗專制，實現民主化使命，並且在民主化後能有權威地構建優良的民主憲政體制，避免陷於政治利益糾纏而產生諸多制度缺陷。所以說我們必無選擇，只能選擇祖輩先賢的民國理念和憲法構建精神，開展當代民主革命運動，我們比不了祖輩先賢的民主成就和革命精神，但是我們必須“站”到巨人似的先賢先烈的肩上，才有可能把渙散和低迷了許多年的民運升級換代成民主革命運動，凝聚力量，打開民主化大門。
當今中國大陸形勢已經漸漸緊迫了。回顧中共十八大落幕不久，王岐山就向幹部推薦《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一來凝聚中共幹部的危機意識；二來恐嚇知識份子和資本家不要革命導致崩潰和倒退，只能依靠中共來漸進改革；三扶植民間的改良聲勢。此書長期被自由派刻意誤讀為：論述革命之危害。然後他們借此強調改良才是上選。這種思潮最後被王岐山等中共高層利用。其實托克維爾 (Alexis de Tocqueville) 的此書論述頗深，它寫了法國經濟繁榮，第三等級（資產階級）崛起，統治者實行改革和開明專制，結果一場財政危機就導致了革命。雖然其綜合原因很深刻，但其結果是動盪的激進革命，離理想的共和夢更遠。其實，後來所謂的革命派一開始並不激進，而是只求更多改良的改良派，但是統治者以外強為援而要鎮壓改良，然後才演變成革命及深陷內外戰爭而革命更加激進不止，如此產生了國家的倒退和恐怖。簡單的說，根本原因是封建列強武力干涉和法王貴族仗外力不妥協使改良演變成暴力革命。然後是連綿的內外戰爭和激進革命交加，動盪不已的革命及其恐怖與倒退只是最後的惡果。所以任何探討法國大革命的經驗教訓絕對不能倒果為因的。但是很多自由派和知識界人物卻只批評惡果，不探究原因，且有意忽視革命的成果，忘記了現在的法國繼承的是共和國的成果。擁護“告別革命”和祈求改良的、或者追求改革擱置革命的人群究竟是誰的同道呢？習近平、王岐山等上臺以後吸取這本書的教訓是相反的，其實施的政策是：反腐敗整頓統治集團，挽回一部分民心；打擊中共內異己派系，加強獨裁和集權；壓制資產階級，抑制紅色權貴資本和太子党，弱化改革，強化專制，管制思想且鎮壓異議和維權，妄圖消滅一切可能的革命因素以及掃蕩妨礙其獨裁的任何力量。習近平等人自以為如此倒行逆施就能夠避免“其父”——蘇俄的下場。但是形勢發展是相反的，中共為了應對 2008 年始的世界金融大危機而依靠舉國體制的國家力量盲目刺激經濟，表面上度過了危機，實質上因此“病入膏肓”，在經濟大泡沫裡（如貨幣空前超發等）越陷越深。現在外資外流，內需不振，美國貿易保護主義高抬。大陸民有大資本也在拚命外逃。在統治集團內部，習近平大搞集權獨裁以及反貪腐和借機清除異己，形成毛澤東之後的最大規模的派系鬥爭，還造就了普遍貪腐的官僚階層的普遍不滿和不願作為。在經濟上，習近平意圖用“混合所有制”搞“半公有化”，抑制民有大資本，以削弱大資產階級，並且遲早會有限度地“抑豪強”，即：壓制權貴富豪及暴發的太子党。最終維護其獨裁和中共的極權主義的地位和權力。故而中共統治集團的中上層及社會的上層大多處於不滿和憂心仲仲之中，而沒落的中產階級和被壓迫的下層工農則前途迷茫，這是典型的革命前的形勢。但是如何發動革命且最終形成理性的民主化結局呢？這是被改良主義渙散了意志的民運維權運動和公共知識份子們沒有準備好的。這是遺憾，也是必須“亡羊補牢”，才猶未為晚。
民運必須從改良主義的迷思裡解脫出來，民運必須光大民主革命精神，才能有所擔當未來民主化的使命。所以在當前民運裡弘揚王炳章精神和接續王炳章精神而開大局，有非常重大的現實意義。
同時我們要有包容的精神。昔日“六四”後曾犯錯搖擺的劉曉波後來進步成堅定戰士，終為今日的烈士；昔日在秦城監獄犯“軟骨症”的王丹後來到海外能大膽雄言；老邁的胡平至今還在鼓吹“和平理性”的改良主義。等等。我們要有包容和團結的心胸，要向前看。對於外顯自由派面貌而內行改良主義實質的思潮；對於許多人物畏於中共強大而民主化信心不足且又左顧右盼的國家民族主義和機會主義、個人主義“小我”的“苟合心態”，我們要堅決抵制和瓦解它。
我們要以祖輩先賢為楷模，以祖輩的中華民國的開國立國的理念為本，繼 1947 年憲法而開中國憲政民主之未來，要追隨國父蔣公的足跡，學習辛亥革命、國民革命的精神，開展當代的民主革命，光復“民主中國”；學習牟宗三、張君勱的學說，我們就會克服現代學術訓練導致的“小題大作”的狹窄眼界和“學步”西方的習氣，學會思大課題和高瞻遠行，如此就能繼承民國的現代中國文化的精神，光復“文化中國”；要學習林覺民、秋瑾而不是有局限性的顧准和林昭，我們就會克服一切懦弱和悲情，永不會左顧右盼，只會如長風破浪勇往直前，擊垮專制再造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