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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瑜:十三大邓小平要一个人给党当婆婆(中)——赵紫阳“5.13”讲话及邓力群的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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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按语:今年是胡耀邦先生去世 35 周年,是八九民运和六四大屠杀 35 周年,也是邓小平打倒中共十三大选举出的总书记赵紫阳 35 周年。高瑜女士抓住十三大到六四屠城这短短三年的历史,写出中共高层惊心动魄的斗争,这场斗争不存在个人恩怨,而是存在于党和人民关系的定位上的根本分歧。这短短三年的历史,35 年后继续影响着中国人的现实命运。】
十三大邓小平要一个人给党当婆婆(中)——赵紫阳“5.13”讲话及邓力群的下台
赵紫阳 1987 年 5 月 13 日“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是 1987 年的一个分水岭,将胡耀邦下台引发的“反自由化”风浪转向了正面宣传改革开放,为十三大的召开和政治报告的起草做充分的舆论准备。也是中共理论界的“左王‘邓力群,结束他在中央的”十二个春秋“的开始。
邓力群将“反自由化”的矛头直接对准赵紫阳
1987 年 3 月 13 日中宣部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赵紫阳做总结发言。当他说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情况已经开始扭转”,控制思想理论界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邓力群突然插话说,“有人认为,说自由化的受到了批判,干自由化的没有问题。”公然向赵紫阳挑衅,潜台词“你赵紫阳是干自由化的。”暴露他对赵紫阳一直为“反自由化”划界限的仇恨。赵紫阳马上朝邓力群转过脸去,面带笑容反问道:“老邓,你的意思是不是认为现在搞的承包、租赁和股份制都是搞资本主义?”邓力群当场被“抓了包”,因为他知道这都是邓小平支持的,暂时还碰不得,不得不闭上嘴,不做回答。
在这次中宣部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上,中宣部长王忍之提出要进行“第二次拨乱反正”,赵紫阳严厉批评他:““你拨谁的乱?反谁的正?”
早在年初赵紫阳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1987 年 4 号文件)之后,邓力群在中宣部的干将,理论局局长卢之超(文革造反派)通过中央党校教育长江流,部署要召开一次理论研讨会。讨论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的纲目问题。他们散布“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公开用’四项基本原则“贬低”改革开放“,借”反自由化“否定”改革开放“。这个会被赵紫阳发现之后让中央党校校长高扬制止。
就在中宣部召开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的 3 月,赵紫阳曾向邓小平提议,调天津李瑞环到中宣部协助邓力群主持意识形态的工作,得到邓的同意。赵紫阳感觉主管意识形态,加一个人,就会听到不同的意见。两个人管可以有不同的声音,下面情况可以反映上来。不会像完全由邓力群一个人管那样,下面意见反映不上来,中央的意见也贯彻不下去。但是陈云不同意,李瑞环没调上来。
4 月 6 日到 12 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支援下,《红旗》杂志文艺部、《光明日报》文艺部、《文艺理论与批判》三家报刊在河北省涿州召开了一个“组稿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宣传、理论、文化工作者 120 余人。会上确定了一批文艺大批判的题目,准备批判 100 多个人,并且组织了包括政治、经济、哲学、史学、文学、艺术、教育等在内的若干个“大批判组”。
4 月 25 日晚上,鲍彤组织中央政改办对当时改革开放和反自由化的形势进行了一次内部讨论。当晚,鲍彤根据这次会议情况起草了一份报告。据鲍彤的回忆,这个报告的内容,主要讲有人似乎把四项原则与改革开放对立起来。这对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出台十分不利。建议抓一抓改革的舆论,建议在 7 月 1 日重新发表小平 1980 年的‘8.18’讲话。
邓小平的“818 讲话”和鲍彤的“对表”
鲍彤为什么要提出重新发表老邓 1980 年 8 月 18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的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呢?
这个讲话是小邓(邓力群)负责起草的。他在回忆录《十二个春秋》中明确地说:“小平同志的这篇讲话,其实质是针对华国锋的,为华的下台做准备,寻找理论根据。”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三个最高领导职务,其权力来源都来自毛泽东的临终口授,邓小平、陈云对此都不能接受。陈云甚至认为华是造反派起家,不可信任。当然华国锋掌握最高权力的合法性,还在于他抓捕了“四人帮”,但是 1980 年的邓小平对此已经不屑一顾,说什么:“只要是个党员,都会这么做。”
邓小平这篇“为华国锋下台做准备”的讲话,里边所讲的五条弊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确实抓住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体制中的几个要害问题,在当时全党大批文革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政治氛围里,“很容易使人感到邓是要按照政治现代化、民主化的方向,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制度了。”这是赵紫阳后来对邓的“818”讲话评语,赵紫阳接着说:“但实际上不是这么一回事。邓在批评了种种弊端之后所提出的改革措施中,并没有超出具体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工作作风、工作方法的范围,没有触及根本制度,仍然是一种行政改革的性质。”这也就是邓小平政治改革的“天花板”了。
1984 年赵紫阳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用“商品经济”这个概念代替“老人帮”反感的”市场经济“。获得邓小平的称赞,“老人帮”那里也过了关,写入 10 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将经济改革从农村承包制快速引入城市,冲破计划经济的束缚,带来经济的快速发展。
邓小平因为中国改革的成就荣获美国《时代周刊》1985 年的年度人物,刊登在 1986 年首期封面。到了 1986 年,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提出逐步建立起商品经济新体制,就必须解决计委这个计划经济的核心堡垒,同时需要撤销行业经济管理部门,实现整个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邓小平也发现体改委在那里搞放权,国家计委、各工业部委,很多情况下却是阳奉阴违,在那里就搞收权。邓认为,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进行下去了,必须实现整个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这就回到他 6 年前的“818 讲话”。
1986 上半年开始,邓小平在内部讲话和同外宾谈话中,开始反复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9 月,他竟然把主持政改的任务交给总理赵紫阳,这与他夏天在北戴河就决定让胡耀邦下台有关。邓小平提出四项政改目标:一是党政分开;二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三是精简机构;第四是提高效率。
赵紫阳立刻成立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下设办公室,由鲍彤负责。鲍彤对中央政改办的工作提出一个明确要求——与邓小平“对表”。表就是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著作和讲话,他向中央建议重发邓小平“818 讲话”,也是这个初衷。
4 月 27 日晚,鲍彤将他起草的报告送给了赵紫阳。
4 月 28 日,赵紫阳与邓小平作了一次长谈。向他汇报进行几个月反自由化之后,大气候已经起了变化,自由化言论占领舆论阵地的情况也基本改变过来了。而在一些人中间,以左反对改革开放、借反自由化来否定改革开放的论调仍然甚嚣尘上。这种气氛与把十三大开成改革开放大会的要求极不协调,必须从现在起着重宣传改革开放这一面,为十三大的胜利召开作好舆论准备。赵紫阳的意见得到邓的赞同。他要赵好好准备,就这个问题,最近就讲一次话。
中央政改办,承担了为赵紫阳起草讲话,鲍彤事先传达了赵紫阳提出的数条具体意见。成稿后鲍彤做了多处修改,加入一些非常关键的话,据鲍彤秘书吴伟的记述,其中有:“现行政策的稳定是经济局势稳定的前提,不允许把人心搞乱。试问,如果把现行政策说成是自由化,人心惶惶,生产不搞了,生意不做了,砍树的砍树,杀猪的杀猪,谁负这个责任?”
5 月 3 日完稿后,鲍彤交给赵紫阳。次日赵送给中央五人小组,同时也送给邓力群,均表示无不同意见,赵再请邓小平审阅。5 月 5 日邓小平在稿子上批示“完全赞成”。
“5.13”讲话压倒性回击了“以左反右“
1987 年 5 月 13 日赵紫阳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做了讲话。邓小平在这一段时间,先后对外宾讲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搞社会主义左的错误是主要的;只有生产力发展了才能说是真的搞了社会主义。就更突显出赵紫阳这个讲话的力量,立刻就被称为“5.13 讲话“。
赵紫阳除了对反自由化当中出现的以左反右,企图冲破中央四号档规定的种种干扰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外,从以下四个方面阐述了“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的关系。
第一,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大的气候已经发生了变化,自由化泛滥的情况已经制止。今后应强调改革开放这一面,十三大必须开成改革开放的会议。
二,只有经过改革开放,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准提高了,人们看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受自由化影响才能缩小。所以不能企图依靠搞几次运动根本解决自由化问题。不能因为发生泛滥问题,就从根本上改变我们主要的是要搞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的方向。从长期从根本方面讲,改革开放的障碍主要来自左的方面。
三,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方针、总政策。说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个目,其目的是借反自由化否定改革开放,也就是抓住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我们从来坚持的立国之本,来贬低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的新内容。必须以改革开放的观点去理解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只能导致否定改革开放,陷于左的教条主义泥坑。那样,所坚持的也只能是带有空想成分的或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而不可能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四,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判断社会进步还是倒退的主要标志。在理论研究中,有些把实践证明是有利于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却把它说成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而把一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却说成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思想理论界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生活的观点,陈旧的、停滞的、僵化的观点,至今相当严重,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提倡大胆探索。
赵紫阳的讲话,通篇大快人心,在党内外、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影响,受到热烈欢迎。
李锐剑走偏锋,助赵紫阳拿下邓力群
“5.13 讲话“之后,赵紫阳提出如果继续由邓力群主管理论,不仅不能发展理论,只能成为理论发展的束缚。所以正式建议,十三大邓力群可进政治局,给他一个说话、发表见解的地方。但不进书记处,不再负责思想战线方面的工作。这件事正酝酿的时候,又发生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邓力群要当总书记
1987 年夏,叶选宁打电话给赵紫阳,说王震想找他谈一次话,赵紫阳就去了王家。王震劝他说,你不要接任总书记,国务院的工作很多,离不开你,书记处的事不多,可让姚依林去搞就行了。谈话时叶选宁在场。赵紫阳当时因为也不想任总书记,就请王震去说服邓小平。
随后有人告诉赵紫阳,胡耀邦下台以后,王震一直出面向高层活动,推荐邓力群当总书记。所以许多人担心,要赵无论如何不要把位子让给邓力群,这就引起了赵紫阳的警惕。
第二件事:李锐用书面方式反映邓力群的问题。
胡耀邦下台以后,王震出面向高层活动,推荐邓力群当总书记。令许多人感到担心,李锐是其中之一。他提笔给赵紫阳和邓小平写信,反映邓力群延安时期生活作风和道德方面的问题。信的开头是这样的:
紫阳同志并小平同志:
邓力群同志在中央担任领导工作期间,有许多言论和行动 于党于国十分不利,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中影响极坏。我认为十三大后,应当让他离开中央领导工作岗位。我向中央作这样的建议,不仅根据近几年来自己的观察,而且还根据他在延安审干期间,利用职权,奸占审查对象这一恶劣表现的具体材料(见《附件》:《一九四五年一月卅一日中直学委会对大会讨论的总结,杨尚昆同志讲话》),同今天言行的对照。
李锐的信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近年对邓力群的观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贯抵制中央改革开放这一根本方针;组织上严重不守纪律;思想上顽固坚持“左”倾教条主义,长期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非常不得人心,在广大知识份子中影响尤坏。
第二部分揭发延安抢救运动时,李锐因诬告被捕一年两个月,妻子范元甄也被怀疑,邓力群是她机关学委负责人,受命审查范。他乘人之危,向范讨好泄密,花言巧语,勾引通奸。甚至受到党的处分之后,继续保持通奸关系。
李锐信的附件是一九四五年一月卅一日,杨尚昆主持对邓力群“严重的政治错误,玷污审干”5 天的批判大会所作结论的原件。信和附件由鲍彤递交赵紫阳,赵转给邓小平。
邓小平很快批了三条:第一,撤销邓力群一切工作;第二,旧账不算;第三,保留政治局候补资格。然后将信转给陈云、李先念和薄一波传阅。陈云和李先念的批语都说邓力群如何如何好,但是三个人都圈了。邓力群不再负责宣传和意识形态领导工作也就定下来了。由邓力群兼主任的书记处研究室也确定解散。被他所控制的《红旗》杂志次年也被赵紫阳停刊。
十三大实行有限的差额选举,在中央正式委员的预选中,邓力群就落选了。邓小平知道后,表示要尊重选举结果,这样邓力群进政治局就泡汤了。陈云专门写了批示:邓力群的政治、生活待遇一律不变。
赵紫阳向十三大主席团再建议,把邓力群改作顾问委员会候选人,以使他能当常委。结果他当选了中顾委委员。但选举常委时再次落选。
邓力群在十三大落选,引起陈云、王震、李先念等对赵紫阳和鲍彤的不满。他们认为,胡耀邦那个时候想干而没有干成的事,赵紫阳却干了。传说陈云有过这样的话:这回“青红帮”变成“青紫帮”了(“青”指青年团,“红”指新上来的青年干部,“紫”指赵紫阳)。
几年后软禁中的赵紫阳对老友宗凤鸣讲:李锐为党立了一大功。
注:本文采用的事实,来自赵紫阳《改革历程》、鲍彤系列文章、杜导正《赵紫阳还说了什么》、吴伟《80 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台前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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