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霜：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下）

长久以来，中共的官方历史都认定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向西撤退，开始所谓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原因是因为毛泽东被罢了官，没有亲自指挥红军反围剿，军事上的失败都是党内的几个坏人，特别是博古、李德这些教条主义者指挥失当导致的，而毛泽东在长征路上遵义会议之后又拿到了指挥权，就开始“用兵真如神了”，什么爬雪山过草地四渡赤水出奇兵，一路带领红军到达陕北。这种说法其实就是在暗示，假如毛泽东在国民党发动第五次围剿的时候还能指挥红军，那么一定能够反败为胜，至少不会输的那么惨。然而，历史的逻辑，历史的事实远没有那么简单。事实就是，不要说换毛泽东指挥了，从古到今挑出哪一位名将来指挥这一仗，都不可能打得赢，为什么呢？因为经过中共在中央苏区多年的所谓经营，也经过了国民党的前四次围剿，到了第五次的时候，中共处于一个完全不可能取得胜利的位置，博古、李德这些所谓的教条主义者，其实还是成为了背锅的，用来衬托后来毛泽东英明伟大神机妙算。

上一篇文章当中，我通过对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这一本书第一部分的分析，已经可以得出结论，中共在中央苏区强力推行的土改，就是已经在土地分配已经较为平均，租佃关系，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关系较为缓和的赣南、闽西地区强力推动抄家、分土地，甚至说打死地主，这样一种模式的暴力土改，已经大大的破坏了当地正常的农业生产，已经能够看出所谓“竭泽而渔”这一模式的影子，而在本文当中，我将会为大家在中共经营根据地的这个问题上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和讨论。

首先，我们要知道，中共中央苏区根据地的瓦解，归根到底，毕竟还是由于军事上的失利导致的，不管是不是因为党中央出了个博古李德，采取了这样或者那样错误的战术，打输了终究是打输了，但是，究竟为什么会在战场上输的一败涂地？以往我们所听到的、接触到的说法，不都是说红军英勇顽强，善于进行游击战、运动战，善于搞什么分割包围、围点打援、聚而歼之这些战术吗，这些战术为什么到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就不管用了呢？

其实在这一点上，尽管中共的官方历史学者仍然坚持认为是博古、李德这些人放弃了以上提到的这些据说是毛泽东发明创造的正确战术，采取了错误的战术，所以才导致的失败，但其实这都不是最重要的原因。真正重要的原因不是别的，正是中共的对手，蒋介石指挥的国军在第五次围剿的时候调整了他们的战略战术，采取了正确的策略，使得红军的这些原来有效的做法变得毫无用武之地。

有趣的是，在第五次围剿爆发的时候，国共双方都有德国军事顾问的支持，只是双方顾问的水平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先说中共那一边，中共由于是共产国际的儿子党，老子党派些顾问过来是天经地义，但如果我们从整个历史的宏观角度看的话，苏联给中共派来的顾问，多半以误事居多，比如说 1927 年共产国际给中共派来的顾问，印度人罗易就是个完全不顾革命形势的极左，把斯大林发来的完全是痴人说梦的所谓“五月指示”交给了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几乎是逼武汉政府起来搞土地革命，搞阶级斗争，结果汪精卫就发动了武汉分共，将中共赶到了地下。1927 年年底遭到彻底失败的广州起义，其实基本上也可以说是苏联顾问指挥的，结果遭到了惨重失败。中共十大元帅之一的聂荣臻就在回忆录里毫不遮掩地批评苏联顾问，德国人诺伊曼，说“他不懂军事，没有实践经验，连打败仗的经验都没有，对中国的情况完全不了解，又听不进我们的意见，只是生搬俄国城市暴动的模式。”后来派到中央苏区的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也是德国人，也没有怎么上过战场，仅仅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有过短期的进修，然后就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在中央苏区当太上皇，指手画脚。

而国民党一方的顾问阵容就完全不一样了。蒋介石先后有四位德国顾问，与剿共军事行动有着最密切关系的是就是有着“德国的拿破仑”和“国防军之父”之称的汉斯·塞克特，在一战后的德国军队当中曾官居总参谋长，直接领导了德国军队在战后的重建。当李德还刚刚抱上枪走上战场时，塞克特已经是名扬欧洲的军事家了。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计划就是由他直接参与制定的，当时参加蒋介石庐山军事会议的中共特务莫雄对围剿计划的印象是：“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最阴险毒辣、规模巨大而又布置周密的军事计划！与以前的四次‘围剿’，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若此计划得以实施，则红军的处境不堪设想。”李德怎么能是塞克特的对手？

国军剿共的计划究竟是什么样呢？其实归根到底，就是清朝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的时候所采用的战法，也就是所谓“结硬寨，打呆仗”。蒋介石自己就总结道，他认为“匪区纵横不过五百方里。如我军每日能进展二里，则不到一年，可以完全占领匪区”。他说，“从前曾国藩李鸿章他们清剿捻匪，曾掘几千里的长沟，我在江西剿匪，改用碉堡，在两个碉堡之间，我们的火力可以交叉射击，敌人便不能通过。这样连下去由福建经江西连到湘鄂，差不多有一二千里之长，只要每里以内平均有两个碉堡，敌人便不容易窜入。所以碉堡线可说是我们的万里长城，这个长城筑得坚固，就可以困死土匪”。

在蒋介石一再督促下，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期间的作战和推进始终与堡垒修筑同步，到 1934 年 4 月，仅在江西就构筑各种碉堡 5300 余座，福建 573 座，并且为了配合作战，还在江西修建了 4300 公里的公路，相当于当时江西公路总里程的几十倍。和碉堡战术相配合，在“围剿”进行过程中，蒋介石具体作战指挥时坚决贯彻稳中求进的方针，战争初期，红军仍然想靠主动出击来牵制敌人，然后再伺机歼灭，但是国民党军根据蒋介石的战略安排，“十分谨慎，步步为营，稳扎稳进，很少出击”，结果红军既“未能牵动敌人”，投入攻坚战后又无胜算，不得不撤出战场，所占有的地盘也就在一次次撤退当中逐渐丧失。

在上一篇的结尾，我曾经提到过，无论是牲口、粮食、农具还是土地，这些东西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分光了之后就没得分了，尤其是土地，只能越分越小，而中共这一方面，随着军事压力的逐渐增大和自身军队和干部群体的逐渐庞大，面对的资源层面的压力也就越来越大，最终无可避免地走向了竭泽而渔的死循环。

我们还是先来看土地问题。1933 年第五次反“围剿”展开前夕，中共再次在苏区农村展开大规模的查田运动，要在苏区内彻底清查地主、富农隐瞒成分，进一步在苏区执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政策，从而深化苏区内部的阶级观念和阶级斗争，纯洁阶级队伍，然而实际上到了那个时候，苏区哪里还有什么地主、富农可以让共产党去斗争呢？共产党什么德行，我们都是知道的，完全能够想象出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就是把中农甚至一部分贫农和工人也强行划为地主、富农。查田运动开展后的三个月内，中央苏区查出所谓的漏划地主将近七千户、富农六千多户，一个县就能强行收回土地一万多亩。根据毛泽东 30 年代初在中央苏区所做多次调查，当时人均拥有 6～10 担谷田仅为够吃的标准，实际生活相当于中农的水平，但在查田运动中，人均拥有 9 担田、每年需租进田地耕种的家庭也被定为地主。而且在这些人中，不乏因为残疾或者其他身体原因被迫雇人耕种的，甚至还有红军家属因为家中缺乏壮劳力，请人耕种，也被划成了地主。福建汀州在查田运动中就有没收“工人、雇农、红军家属财产”的情况。查田运动搞到最后，连共产党的基层干部也受不了了，说“将来有一碗饭吃的人都会被打成地主的”。

讽刺的是，一边疯狂的搞查田，另一边却又有着大量的土地抛荒，无人耕种。1934 年初，整个中央苏区荒田达到 80 万担，我们刚才提到，当时人均拥有 6-10 担谷田就能勉强够吃饭，八十万除以十，等于是能够养活八万人的土地无人耕种，要知道，中央红军撤离苏区开始长征的时候，也就是八万人。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土地抛荒？原因我想大家也都很容易能够猜到，都被拉壮丁当红军去了呗。

当时，江西、福建的苏区，加起来人口不过 300 万，就是这样一个以任何标准看都是规模很不大的人口基数，到最后已经被中共压榨到了极限。中共为了应付战争，只能不断地扩军，一批又一批地征发青壮年劳力，据国民党方面占领苏区后的调查，一些边缘的县，壮丁人数均不及全体人口的 20%，中心区域的情况更严重，一个 700 多人的村镇，壮丁只剩下了六七十人。毛泽东 1933 年底的调查，也证实了当时苏区兵源穷尽的现实。他调查的兴国长冈乡全部青壮年男子（16 岁至 45 岁）407 人，其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 320 人，占 79%。另外一个才溪乡，全部青壮年男子 1319 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 1018 人，占 77%。根据黄道炫在书中的计算，当时中央苏区脱产、半脱产人员总数达到三四十万人，平均每 8 个人就要负担一个脱产、半脱产人员，对普通百姓而言，实在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负担。

家里的地要么没有人能够耕种，要么就是强行被共产了，好不容易种出来的东西还要去供养七八万党政干部，在这样的条件下，强行征兵来的红军，士气能有多高，这是可想而知的。1933 年底，仅瑞金一县逃兵就达到 2500 人，经过强制突击并枪决、捕捉部分屡次逃跑者后仍有八九百人。而随着战争形势日益恶化，以及资源的日益紧张，说句实话，再要什么士不士气的也没多大用了，因为红军到了那个时候，已经连子弹都供给不上了。中共自己承认，他们的兵工厂不能制造枪支和子弹，子弹只能翻造，也就是将打过的弹壳装上新造弹头而成，这种子弹因为“装的是土造的硝盐，是从厕所墙壁上刮下来的尿碱熬成的，燃烧速度慢，动力不足。弹丸是用电线拧成的一坨铁蛋，不能匹配膛线，初速很低，所以打出去之后在空中翻跟头”。

中共的高级干部后来曾经对这一段历史有过总结，说“我们中央苏区最后不能坚持而被迫万里长征，除了路线错误之外，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财政的枯竭，人力物力财力的枯竭，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中共的真实历史，往往都隐藏在迷雾当中。中共，毛泽东，为了能够进行他们的革命，为了能够找个好地方供养自己的军队和政权，选择落脚到赣南、闽西这一块地方。为了能够迫使农民为自己卖命，又强行在土地分配已经较为平均的地方鼓动农民造反，迫使农民手上沾血，向共产党交了投名状，然而，初期的胜利掩盖不了这种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为了能够继续革命，就要继续对外扩张，就会引来蒋介石国民政府的重兵围剿，而为了应对蒋介石的围剿，中共只得采取饮鸠止渴，竭泽而渔的方法，过一天算一天，强征本就不是很充裕的青壮年劳力上战场，搞得大量农田撂荒无人耕种，又大搞查田运动，革完地主富农的命，共完地主富农的产，再去革中农的命，共中农的产，最终，就在这样一轮一轮的内耗，一轮又一轮的清洗当中，在蒋介石的围攻下，走上了无可避免的失败，只能孤注一掷，向西逃窜，以谋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