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评张湖月"High Wire: How China Regulates Big Tech and Governs Its Economy"（下）
三、脆弱性（Fragility）
倘若说蚂蚁上市的骤然中止，是一只出人意料的“黑天鹅”，那么在此之后接踵而至的一系列危机——无论是动态清零及民众在白纸运动中的反抗，还是房地产巨头们连环爆雷所揭示的系统性风险——则更像是一头头庞大的“灰犀牛”。它们体型巨大，行动迟缓，迎面冲来时，几乎所有人都看得见，但奇怪的是，在它们撞毁一切之前，中共整个体制似乎都表现得无动于衷。而这就是为什么张湖月这本书中，将“脆弱性”（Fragility）作为其“动态金字塔模型”的第三个核心特征。
公平地说，任何政策都有成本，任何改革都有代价，这本是常识。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代价的大小是否合乎比例？而体制在处理问题时，又是否能够考虑到成本和代价，以及潜在的副作用？张湖月在这本书中，通过描述教培行业的“团灭”，为我们展示了一个近乎完美的案例。
教培行业的问题是什么？是加重了教育内卷，制造了社会焦虑，可能还涉及一点“资本无序扩张”。这些问题，可能确实存在，那么一个理性的对策应该是什么？或许是规范收费标准，或许是整顿虚假宣传，或许是加强教师资质管理，总之，应该是针对病灶的精准治疗。但我们看到的实际操作是什么？是一纸禁令，将整个行业连根拔起，一夜之间，一个吸纳了数百万高学历人才就业的行业灰飞烟灭；数千亿美元的市场价值凭空蒸发，无数家庭投入其中的教育储蓄化为泡影，并且当企业家们看到，一个合法经营、拥有巨大市场需求的行业，可以因为最高层的一念之间而被瞬间摧毁时，他们内心深处对规则和未来的预期，也就随之崩塌了。他们会意识到，自己所谓的“财产”，不过是权力暂时允许其代为保管的资产。今天可以因为“教育公平”的名义拿走教培，明天会不会因为“粮食安全”的名义拿走别的？这种不安全感，是所有副作用中最致命的一种，它彻底摧毁了民间资本和社会力量对投资教育领域的任何信心，并且在更深远的层面上对整个市场生态造成了“寒蝉效应”，扼杀了一个经济体最宝贵的资源——企业家精神和对未来的信心。
不过，中共的执政方式历来如此，为了追求一个单一、绝对的政治目标，可以完全无视其巨大的、不成比例的连带损伤。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缺乏有效制衡、信息单向流动的金字塔结构里，决策的执行方式必然是粗暴的，因为对于执行者而言，他们的首要任务不是评估政策的综合社会效应，而是确保最高层的指令得到不折不扣的落实。政策的复杂性、社会的多元性、个体的差异性，都可以被忽略不计。“矫枉必须过正”，这句中共革命时期的口号，至今仍然是中国官僚体系的潜意识。
比剧烈的副作用更可怕的，是发现这些副作用时的巨大延迟。张湖月在书中将“信息滞后”（information lag）作为一个关键变量，并且以中国长达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作为经典案例。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关于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导致的严重人口结构问题——老龄化、劳动力萎缩、性别比例失衡，这不仅可以说是基本常识，并且人口专家们从本世纪初就反复提出过预警。然而，这项政策为何迟迟得不到调整？其深层的原因在于，一个执行了三十多年的国策，已经催生出一个庞大的、以此为生的官僚利益集团，也就是计生系统。因此，当来自学界和社会的警报响起时，这个庞大的利益集团的第一反应，不是反思政策，而是捍卫政策。他们利用自己接近决策层的信息优势，不断地夸大放开生育的风险，扭曲和隐瞒真实的人口数据，将政策的调整一拖再拖。正如张湖月书中引述的研究发现，计生委的人口预测数据平均被夸大了 25%。
这个逻辑，可以原封不动地搬到对平台经济的监管上。在 2020 年那场风暴来临之前，难道就没有关于平台垄断、数据隐私、劳动者权益的警报吗？当然有。学界的讨论、媒体的报道、用户的抱怨，早已是山雨欲来。但这些声音，为何没能及时转化为温和而有效的监管政策调整？我们在上面也提到了这一点，就是对于中共的官员来说，一方面，在“鼓励创新”的政治大旗下，任何对平台的批评，都很容易被视为“唱衰新经济”。地方政府为了政绩，乐于与平台巨头结盟，自然会帮忙过滤掉不少负面信息。另一方面，各个监管部门之间九龙治水，各自都打着自己的算盘，谁也不愿率先捅这个马蜂窝，承担可能“扼杀创新”的政治责任。而这就形成了一个可怕的循环：由于正常的信息反馈渠道被堵塞，问题只能以危机的形式呈现，而一旦以危机的形式呈现，就又会触发我们前面讨论过的“运动式治理”，导致剧烈的政策摇摆和巨大的副作用。
究其本质，还是要回到这个体制的“脆弱性”，回到这个体制对“不确定性”和“自发秩序”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和敌视上。哈耶克告诉我们，一个复杂社会的演进，靠的不是某个全知全能的大脑的设计，而是无数个体在规则下互动所形成的“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市场经济，尤其是以创新为生命的科技行业，正是这种自发秩序最典型的体现。它的魅力，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它的破坏性创造、以及它不断涌现出新生事物的能力。你永远无法准确预测下一个“风口”在哪里，下一个颠覆者会是谁。然而，这种不确定性在一个追求绝对控制、强调“顶层设计”、习惯于将一切纳入计划轨道的列宁主义政党看来，恰恰是最大的威胁。一个不受驾驭的市场，一个拥有巨大财富和舆论影响力的企业家阶层，一个能够跨越地域、自发组织起来的网络社群，所有这些，都被视为对权力的潜在挑战。
这套体制的内在逻辑决定了它无法容忍任何独立于其控制之外的强大社会力量的存在，哪怕这种力量是其经济活力的主要源泉。实际上，一个真正强大的系统，应该是有韧性的，它能够容纳、吸收、并转化各种不确定性和冲击。而韧性的来源，恰恰是多样性、冗余度和自组织的纠错能力。然而，我们看到的这套中共主导的金字塔式体系，其运作原则却与此背道而驰。它追求的是单一（思想统一）、高效（令行禁止）和可控（一切尽在掌握），它系统性地消灭冗余（不允许存在独立于官方之外的社会组织），压制多样性（打击异见），破坏自组织能力（原子化个体）。这样的系统，表面上看，拥有无与伦比的动员能力，可以在短时间内“集中力量办大事”。但也正因如此，它在面对复杂、动态、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社会时，显得异常脆弱。因为它缺乏必要的“弹性缓冲带”。当一个地方的金融出现风险，没有独立的金融机构和市场机制来就地消化，风险就容易直接传导至中央；当一个社会问题出现，没有自发的社会组织来缓解矛盾，压力就直接指向政府。也正因为此，在中共这种高度集权、压制反馈、视自发秩序为敌的体制下，张湖月在书中所揭示的“脆弱性”，是无法根除的。
这也就回答了我们开头提出的问题。科技监管风暴并非孤例，它与清零政策的溃败、房地产的债务危机一道，共同指向了这套治理模式的根本困境。当外部环境相对平稳、问题相对简单时，它可以凭借强大的动员能力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当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当内部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当“灰犀牛”开始成群结队地冲来时，这套系统的脆弱性就会暴露无遗。
四、中国科技巨头的未来
张湖月在这本书的最后部分，对这场风暴的深远影响做出了评估，并将目光投向了未来。第十章“评估影响”（Assessing the Impact）的开篇就点出了一个核心现象：“私营部门的退却”（The Retreat of the Private Sector），这的确是我们肉眼可见的事实。腾讯，这家曾经以其庞大投资版图而被戏称为“投行”的公司，开始大规模减持京东、美团等核心资产的股份，做起了战略收缩，阿里巴巴则干脆将自己庞大的帝国一拆为六，化整为零。而那些曾经在聚光灯下指点江山的企业家们，如今则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低调、沉默，或避居海外。而与私营部门的退却相伴而生的是“行政国家的挺进”（The Advancement of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张湖月敏锐地捕捉到了“黄金股”（golden share）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所谓“黄金股”，就是国家以象征性的少数股权（通常是 1%），换取在公司重大决策中的一票否决权，尤其是在内容、人事等关键领域。我们也能看到，从字节跳动到新浪微博，国家队的身影正悄然进入这些曾经被认为是纯粹民营企业的核心地带。
这两件事合在一起看，意味就深远了。这并非简单的“国进民退”，不是要回到过去那种国家直接经营一切的老路上去，它更像是一种新型的公私合营模式——一种“控制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中共并不想、也没有能力去亲自运营一个复杂的电商平台或社交媒体，它要的是确保这台机器的方向盘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私营资本和企业家精神，对中共来说仍然有用，但前提是它们必须在一个由中共划定的笼子里活动，所以中国改革改了几十年，在这一个层面上，又倒回陈云的“鸟笼经济”那里去了。
监管风暴的另一重后果，是资本和创新方向的巨大转向。张湖月在书中点出了从“软科技”（soft tech）到“硬科技”（hard tech）的战略转移。在监管风暴初期，官方媒体曾发表评论，痛心疾首地批评互联网巨头们“只惦记着几捆白菜、几斤水果的流量”。这句尖锐的批评，直指当时打得火热的社区团购大战。言下之意很明白：你们掌握着如此巨大的资本、数据和人才，却只知道在存量市场里相互倾轧，与小菜贩争利，格局太小了。
那么，大的格局应该是什么？答案就是“硬科技”——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这些领域，关乎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是中美科技博弈的主战场。在华盛顿的制裁大棒下，解决“卡脖子”问题，成了中共体制的最高战略共识。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场由国家主导的、规模宏大的资本迁徙。一方面，政策的铁拳砸向消费互联网领域，使得资本望而却步；另一方面，政府引导基金、国家队资本则大举进入“硬科技”领域。张湖月在书中引用数据指出，风险投资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涌入半导体等行业。但是真正的、颠覆性的创新，尤其是“硬科技”领域的原始创新，是可以通过这种“命题作文”式的引导而实现的吗？科学和技术的突破，往往源于自由的探索、对权威的挑战和无数次的试错。在一个目标被预设，路径被规划，并且失败的代价（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极其高昂的体系里，中共真的能够培养出创新土壤吗？？历史的经验，似乎并不那么乐观，远的不用说，我们只需要回想一下当年的新闻，“宁波市准备投资五千万人民币，培养一千名乔布斯式的科技人才”就能明白，在这样的体制下，根本谈不上什么创新土壤，能谈得上的，也就是通过高强度的内卷式发展，蒙骗自己终会实现对西方科技的弯道超车罢了。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