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谁需要自由——谈我的自由意志
我出生在青岛的海边。那是 1953 年八月十八日，那一年斯大林死了。十三年后的八月十八日毛泽东接见了红卫兵。这个年月日把我的人生框进了革命年代里了。我注定成革命者们拧在机器中的一个螺丝钉。
我十二岁就步入了文化大革命的红色海洋，学校和街道以及广场到处是红色。我眼看着出身好的同学，把教室的桌椅重新推拉迭加成好几个战斗队部，就回到我住的胡同里，自己成立了“刺刀见红战斗队”。把胡同的墙上写满了毛主席语录和革命口号。把胡同里的小孩集中在一起，夜晚爬上梁老师家的屋顶，昼夜埋伏着，等待女特务发电报。白天我吹哨喊着集合，让那些大妈和孩子们跟着我跳忠字舞。我们还挨家挨户搜查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物品。为了急于破四旧立大功，我当场砸碎刘大娘的玻璃鱼缸，几条红色金鱼在水泥地上蹦跳着，然后就死了。
那时我的刺刀见红战斗队还没有钱做红袖章，但我身佩三角刮刀，常带领孩子们冲出去抢军帽和毛主席纪念章，去观看抄家和工厂的武斗。革命造反本身就成了自由。只是被革命的失去了自由。梁老师家被迁返回农村之后，茂林家、小六家等等出身不好的都被清理出了胡同，我出身富农的爸爸除了被学生们贴了大字报，竟然在胡同里存活下来。而我因为左胳膊摔断，只好躺在床上开始看书了。为了给孩子们天天进来听我讲故事，我读了《三国演义》、《毛洚东选集》、《西游记》、《镜花缘》还有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莫伯桑的《羊脂球》大仲马的《三剑客》、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等一切到手的书，但没有斯大林的书，这个革命者大概除了革除生命，也没时间著书立说。多年之后，我在伦敦的马克斯图书馆外面，找到了斯大林和列宁首次见面的酒吧。他俩当时和我一样四处流亡着，企图通过办那个《真理》报来掀起一场革命。问题是：英国的言论自由给了他俩成功的机会，我的思想和我爷爷的财产很快就成了他俩革命成功的证据。
现在我被马克思流亡在了伦敦，走在了奥维尔写《一九八四》的街道中。每年的五一劳动节，我就会去广场看看那几千名来自印度、罗马尼亚、库尔德人、苏维埃联合体等等的马克思、毛泽东主义者们举着我小时候画了无数遍的马恩列恩毛画像的示威游行。我除了拍照，就是对“自由”的无奈。因为我和他们都活在自由之中。我只好在天安门大屠杀二十五周年之际，用中国共产党的党旗把马克思的坟墓包起来，因为毛泽东等革命家们说了死后去见马克斯。然后我撕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因为那是一部伪装自由的宪法。
在奥维尔写的书名一九八四年里，我己经住在了北京。当时的全国总工会国际部分给我的宿舍：南小街 53 号，很快就成了如英国作家伍尔芙在伦敦住处形成的文艺沙龙之地了。因为那里虽小，但是个独门独院。当中国的文学艺术爱好者们开始冲撞千年的文字狱时，南小街五十三号也就暂时成了风暴眼。翻译付惟慈教授给我们看他的《动物庄园》。戏剧家高行健谈了很多现代小说家的作品和写作方式。搞文艺理论的李陀、周舵、刘晓波，小说家谭甫成、石涛、马原、诗人贝岭、刘斟秋、摄影家王志平、王苗，舞蹈家王萍萍、王姗等等一代文学艺术的追求者，在这个沙龙里交流切磋着。直到我两次被警察抓进西城分局，放出来后我急忙逃离北京，这个沙龙才渐渐人走楼空。从此，我背着警察的告诫：“你再不老实，我会让你悄悄地消失”。就逃亡在了中国各地。我走遍了中国，成了今天驴友们的先驱。但八十年代我是在逃犯，为了追求自由走在了各省各县的路上。最后发现，当你走的越远，你就离自己越近了。世上没有一条道路是通往自由的，所有的起点也都是终点。自由只在你心里。自由是用意志保护着的个人精神思想。我也就接受了我的人生只能是被流亡的命运。
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寻跟文学等流派其实还没有走到独立思考这个层面，自由写作环境还在夹生阶段便嘎然而止了。我自已就是因为南小街 53 号被抄了家，被撕了顶棚，一堆画布画面被赤裸地羞辱过，从此我决定扔了画笔，藏独立思想于头脑之中。
一九八九年，经历了天安门大屠杀之后，我文学中的政治思想便成型了。因为我知道政治如水，我如水中之鱼。政治环境决定你的生命长短。根本不是文学过问政治，而是政治过问文学，甚至是扼杀文学。八九年之后我回到北京写完了《拉面者》，这也证实了自由思想在最不自由的环境中可以写下去。小说是专业作家和专业献血者的对话。一群麻木的人一个又一个从笔下钻了出来。他们有我的邻居、有多年相交的文友，还有我的情人和三条腿的狗。小说描述了六月四日在体育场内举行的自杀表演：一位女舞蹈家当场被老虎吃掉。果然，我已成熟的自由意志使我面对龌龊的中文文字进入了一场政治文学表演，而且挑战了政治环境。正如书中三条腿的狗说：你们人类还不如我们组织的狗政府。
当九十年代的文字狱越修越大，甚至已超过了明清。那么，文人的群体开始便分裂为官方社会主义文学和民间地下文学了。中间互相妥协的是以纯文学或是流行文学、商业煽情文学的灰色生存空间。皇帝文学、爱情文学甚至还扮演着与流行歌曲、足球胜负、体育科技等的发展，并行走到了自由写作与不自由发表的时代。《拉面者》中的专业作家最后成了献血者，而献血者坐到了书桌前开始思考。一群群反叛诗人不再书写而是成了书商，一群群画家成了亿万富翁成为体制卫士。政治和历史以及社会动荡带来的冲击，渐渐在文学中消失不见了，反而迎来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中国作协壮大了，一群群流亡作家诗人画家们返回中国当起教授院长，当起电视名人。昔日的反叛者自我消失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洪流中。至此，王安忆、流沙河以及王晓波的风格很快形成官方、民间以及半地下文学的不同层次的涨大。这真是一个复制了又复制的时代、是商业经济和科技来代表自由思想的时代、更是文人们在大瘟疫流行，在看到生了八个孩子的铁链母亲，在看到刘晓波、高智晟、张展等数不过来的悲剧在身边发生依然装傻。当然，在这个极权控制之下中国文学作品也就丧失了个人的叙述能力，也就没有了作家思想的真实表达。在这中国特色的文化潮流中，真正热爱文学艺术，追求真诚地书写，渴望自由思想，在高度物质生活中失去了魅力。然后基督徒学者成为毛泽东的拥护者、天安门学潮中的学生领袖成了政府门前的一条狗，获得了法国骑士勋章的流亡画家成了共产党的国宝。中国走向与文明发展相反的路，这正是因为人们失去了追求自由的意志。共产党的统一思想在二十一世纪初就进入了成熟期。证据是那些本来靠地下发行管道而拈点反叛意识的民间书商们灭亡了。
今天，根深蒂固的文字狱传统不但没有被攻破，反而被中国文学艺术界修筑的更坚固了。共产党还选了最自由的美国，开始用“大同主义”取代“自由主义”。设立众多孔子学院、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大使馆文化处等，开始了全球性的消除中文领域的言论自由。香港已经应声倒下，其它世界各地的中文刊物也已成了中国政府的蓝牙耳机了。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多数中国人以为自己是自由的，因为他们需要经济自由就足够了。头脑自由是那些搞文学艺术的职业病。多数中国是人反感个人自由。直到年青人的举白纸运动，才让我们终止了想象：新一代不过下一代的广场大妈们。
我们从事文学艺术的工作者深知，，作家与其所处时代无法变更，但作家诗人本应该是自由思想的表达者。卡夫卡不能替代莎士比亚，马奎斯也不能替代赛万提斯。在中文简体字的领域尽管“自由”二字己被关进文字狱，以后半部《新华字典》也插翅难逃被关押，但我们不能停止思考，停止争取语言文字的自由，以表达我们真实念头。作家们关心政治的目的，不在权力，而在自由。其实，关心政治是关乎每个人的写作命运。因为我们必须成为一位元会用文字思想的人。然后才有我们的有趣人生以及无聊的死亡丧礼。
大多数中国人都相信二十一世纪是由中国统治世界的，传统的“大同主义”会取代现代“自由主义”。准确的表述是：未来是后奴隶时代了。而说这种语言的奇异人种就是我以前的文友、一起长大的发小和曾经尊重过的长辈们。没办法，任何时代都会有革命，都会有文字狱，自由意志都会面临挑战：比如强人对权力集中的渴望/穷人对财富不均的怨恨/无知者对乌托邦的向往/无信仰者将自由和放纵混为一谈。在这个时代，便产生了不关心政治的人们可以有良知、学识、诚信、善良和气节的群体。炮友网约、访贫问苦、环保文化、米兔文化充满了发泄无自由表达的空间。关心政治的、拥有思想和信仰者们几乎找不到生存空间了。思想自由的丧失会对经济自由产生影响。因为国家权力的“分配自由”越多，个人自由就越卑微，真正的自由正义也会消亡的。
从今天的传统文化寻根到个人的自由寻根，我走向流亡之路。我讨厌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反对政治浸蚀文学，但又不敢反对政治监控。做人不要为摘掉沉重脚铐换了双精致手铐而高兴。哪怕是天鹅绒铺的监狱还是监狱。没有自由，那国家就是监狱。但是中国人对自由的认知就止于井底之蛙。
现在我以流亡者的身份清醒地生活在伦敦。自由地思想和写作，把岁月变成中文作品。我也命该遇到失望和危险。在漫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我几乎难以找到个人自由写作的存在。近五千年的文明史没有造出一个文明社会，确造了一千多个皇帝。这可以说明思想者和主流社会总是对抗着。独立写作恰恰是中国文人的思想史，前提是：不再做专制机器中的那个螺丝钉。
我们还必须警惕，中国共产党向人类挑战的是文明本身，因为文明给了他们展示野蛮的自由。他们还圈养了大批丧失了自由意志的文人墨客，来对付我们这些守护自由主义的文化流亡者。在这个还无法定义文明的网络时代，人类唯一可做的就是守住个人自由，因而才能守住思想。在文学与政治领域守住台湾这片中文社会。让这块不断被流亡的土地不再漂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