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空：土地国有化的后果（下）

【编者按】本文作者在文章开头指出，中国问题的核心就是土地问题，在编者看来，所谓土地问题，大致可以分为土地产权、土地革命、土地财政等几个横跨不同时间和视角的方面。最近中国房地产市场陷入重大危机，中国政府的应对措施也显得极为乏力，而房地产市场的危机一旦全面爆发，后果将会是全面且严重的，为此，本期《中国之春》将会刊登有三位作者写作的上下共 6 篇有关中国土地问题的文章，以供读者思考中国土地问题的历史根源和现实表现。

第四个问题，政府限制土地供给造成的高房价，不仅严重阻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而且是导致内需不足及城市劳动力短缺的基本原因。世界所有工业化国家的内需的很大部分都是同住房紧密相关的。随着住房的扩大和改善，消费水平稳定大幅上升。当住房的扩大和改善缓慢时，内需发展就会受严重影响。同时，城市住房又直接影响城市工人的生活质量及生活成本。因此，城市住房的高度短缺和高价会大大推高城市劳动力价格。即土地的问题引发劳动力供给不足。

实际上中国是从 1998 年开始房地产的市场化，在 1998 年开始了房地产市场的时候，当时其实也正好赶上了中国政府的一个重大政策变化，当时的一个基本政策变化就是中央政府有个财税政策的变化，所谓的朱镕基启动的分税制改革，是要把财税的权利大幅度的抓回到中央手里去。在这个之前原本中国是以地方收税为主，然后地方再把一部分收来的税再交给中央，那么他要改，他说这个地方收小头，中央拿大头就是所有的税收，但是当时表面上看它的改革的方案是世界银行设计的，但是当时世界银行在设计改革方案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误解了中国的土地制度，他虽然表面上知道中国是国有制的土地，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这个是多么深刻的一个问题。

世界银行的改革方案是很肤浅的，它基本上就是要中国来模仿美国的联邦税跟地方税之间的关系，所以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在模仿中央税相当于美国的联邦税，地方税相当于美国的征税。那么这个税分两部分，大头是中央拿走，小头地方拿走，这个是完全对中国情况的一个误解。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的基本制度就是极权主义制度，就是党控制一切，党控制所有的人事控制政治控制意识形态，但是他把资源和行政下放到地方去了，所以全中国的绝大部分的行政都是地方做的，所以他来模仿美国是完全错误的，美国绝大部分的内容是私营企业做的，就是无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在经济里的份额都很小的，然后他们做的只是公共服务，但是中国根本不是这样子的。中国的绝大部分资源在各级地方政府手里，原因是地方政府要为地方的经济负基本责任的，而在美国这个地方政府对经济并不直接负什么责任，它只是提供地方的公共服务而已。那么在中国公共服务和经济中间没有清楚界限的，所以这个就是完全错误的理解了中国的问题所在。

然后当中国政府这样改了之后，由于中国的绝大部分的行政是地方做的，而所谓的行政包括了绝大部分的基础建设，所以中国的绝大部分基础建设都是地方政府做的，然后你把钱中央政府拿走了以后，全中国的基础建设不能进行的。所以如果真的是按照美国的税法来改中国的税制的话，中国经济就停止了，不用进行了，所以当时采取的办法就是开放土地市场。

那么开放土地市场靠的就是土地国有制，所以政策设计者的基本想法就是说税收的大头中央都拿走了，那么地方怎么解决自己的财政收入？既然土地是你的，你就想办法卖地或者租地，那么现在马上这问题就来了，当我们讨论到房地产市场的时候，我们现在在中国看到的房地产市场是有一个独家垄断的土地供给者，这和世界上任何别的国家都不一样，独家垄断这个概念，我认为只要有非常基本的对经济学的理解就可以领悟到，因为在经济学里讨论到独家垄断的时候，它的定价是怎么定的？当他独家垄断的时候，他一定要追求他的收益最大，追求收益最大定价的方法就是一定要减少供给，用减少供给的方式把价抬上去，这样才能够最大化它的收益。

于是自从 1998 年开放房地产以来，整个操作按这个操作用控制土地供给的方法来抬高地价，用这个方式政府来获得从土地获得财政收入，所以人们把这种制度叫做土地财政。对所谓土地财政实际上是根源是土地国有制，而不是土地财政政策，你没有土地国有制就没有这个政策，这个政策就没有根子了。所以最后积累下来的结果就是变成了，如果我们是按照房地产的价和人的收入比例来看的话，那么中国就是全世界最昂贵的房地产的国家，那么最昂贵的房地产的国家就意味着大量的财富都进到土地手里，而所谓进到土地手里就是进到政府手里了，所以这个东西就决定了普通人和政府的财富分配，私营企业和政府的财政分配等等，所以政府手里的很多的钱是从土地来的，而所谓从土地来的，实际上是从居民那来的，和从私营企业那来的，就是这么个道理。

那么当以土地财政为基本目的推动的，房地产市场如此的发展的时候，当中国已经变成了世界上最昂贵的房地产市场，也拥有着最昂贵的土地价格的时候，这肯定是不能持续的，因为当它昂贵到某种程度的时候，它肯定是不能再持续发展的了，并且不仅不能持续发展，这种模式实际上也蕴含着重大的危机，也就是现在中国面临的巨大的，天文数字一般的地方债问题。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当时中央政府提出来要有 4 万亿财政刺激，实际后来执行的是达到了差不多 10 万亿，当时在提 4 万亿的时候，中央就说得很清楚，中央出 1 万亿，地方自行解决 3 万亿，最后实际弄出来了差不多 10 万亿，中央基本上出的就是一两万亿，其余都是地方政府弄出来，那么问题就是地方政府怎么弄出来的，这就是问题所在。怎么弄出来的？就是靠把土地用一个特殊手段放到银行里去做抵押，在银行借出来的抵押贷款，特殊的办法就叫做“地方融资平台”，所谓的“地方融资平台”实际就是一种特殊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就是个空壳企业，地方政府把一部分的土地拨给空壳企业，再注射一点点的现金给他，于是他拿了这个土地，那么他有个资产负债表就去银行去借钱，用这个方式借出来的，那么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就是说自从那个之后，地方上的这种融资平台大发展，所以早在许多年前统计上就已经知道地方融资平台用抵押土地的方式借出来的钱就已经达到差不多 50 万亿，而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中国因为各种原因而制造出来的地方债，已经高达 94 万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