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云：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是一个历史性错误（上）

二十五年前，美国国会以 237 票对 197 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一项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法案：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取消了此前每年因人权审查引发的最惠国待遇辩论。这一决定不仅标志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最后一块拼图落定，更昭示着一个宏大愿景的确立——美国政界和商界普遍相信，融入全球自由市场将不可逆地推动中国走向开放、法治与自由。时任总统比尔·克林顿曾宣称，与其将中国拒之门外，不如把它拉入国际体系，让市场规则与公民社会在潜移默化中改变这个庞大的威权国家。这种信念代表了一种带有道德色彩的战略自信：只要拥抱全球化，历史终将站在自由民主一边。

然而，从 2025 年的今天回望，这场带有“历史终结论”色彩的豪赌，已被冷酷现实彻底击碎。PNTR 的通过并未促成中国的制度转型，反而成为中国国家能力跃升、权力体系巩固以及全球影响力扩张的催化剂。中国不仅没有在市场经济中软化其威权结构，反而将全球化的资本、技术与市场资源转化为对内压制与对外扩张的力量基础。在美国放下制度性防备的同时，中国迅速构建起一个高度整合的国家资本主义体系，以出口驱动实现空前的财政积累，以产业升级推动战略自主，以数字技术重塑社会控制机制，并在全球范围内积极输出其特有的“秩序观”。

与此同时，美国自身却深陷由 PNTR 引发的一连串结构性反噬之中。中西部工业基地的衰败、大批蓝领工人的失业、供应链主权的流失，以及贫富差距与社会信任的急剧撕裂，构成了对这一政策的沉重回响。更糟糕的是，曾被视作 PNTR“正当性担保”的人权改善承诺，不仅毫无兑现，反而发展为数字极权时代的前沿模式：新疆大规模拘禁、香港自由的崩塌、宗教压制制度化、信息封锁技术升级，构成了二十一世纪最严密的国家控制体系之一，而这些压迫手段，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通过 PNTR 所获取的资本与技术积累。

这不是一场偶然的失算，而是一次结构性误判。PNTR 的设想不仅基于对中国体制转型路径的误判，更源于对市场与自由关系的盲目信仰。

一、PNTR 加速了中国的强权崛起

2000 年，美国国会通过立法，赋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取消此前每年需总统签署续期的最惠国待遇机制。这一决策在当时被广泛视为一种战略投资——西方普遍相信，随着中国被纳入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贸易体系，其经济开放将带动法治健全、中产阶层壮大，最终促使政治体制走向自由化。

然而从 2025 年的视角回望，这一判断不仅未能兑现，反而深刻改变了全球权力格局：PNTR 成为中国国家能力高速集聚的加速器，极大增强了中共政权的统治韧性、经济实力与全球扩张能力。

PNTR 的直接后果，是美国市场在制度层面永久向中国敞开。这一转变标志着一个历史性节点：中国不再需要每年接受人权审查与美方政治审议来换取出口资格，而是获得了一个稳定、可预测的对美贸易环境。对中国而言，这不仅意味着出口红利与外资激增，更关键的是，其国家治理模式赢得了时间与空间，得以重构一种非西方路径的发展范式。

在获得 PNTR 后的十年内，中国对美出口迅猛增长。成千上万家中国企业——无论国有、集体还是民营——为诸如沃尔玛、戴尔、耐克和通用等美国品牌大规模代工。在全球价值链的垂直分工中，中国凭借廉价劳动力、基础设施优势与政府动员能力，从低端加工迅速迈向中高端制造。同时，大量外资涌入催生了一批依托国际资本成长的民族企业。它们在国家政策扶持下，不仅复制西方商业模式，更快速实现了自主化、国产化。

然而，这场经济奇迹背后，并非自由市场的胜利，而是国家主导发展战略的深化。在中国，国家不仅未因全球化而退场，反而在新一轮增长中扮演了更加强势的角色。政府主导的科技规划、“以市场换技术”的准入模式、大规模的产业补贴与税收优惠，构建起一种“外开放、内集权”的混合体制：对外看似开放，对内则由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牢牢掌控发展方向。PNTR 为这一体制赢得了极为宝贵的战略喘息期——在国内尚未开放的前提下，尽享开放国家的全部经济红利。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PNTR 的通过，恰逢中国中央政府推行“科技兴国”“西部大开发”与“振兴东北”等一系列国家战略之初。外贸与出口型增长的繁荣，为这些政策提供了坚实的财政基础；而国家财政的空前充盈，则反向支撑了军工、基础科研与战略产业的系统升级。许多如今被视为对西方构成战略挑战的关键领域——如量子通信、人工智能、5G 技术与无人作战平台——都在 2001 年后取得关键性突破。这些突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国技术、市场订单与工程管理经验的持续输入。

PNTR 还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使中共政权在民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统治正当性。在出口繁荣与外资驱动下，中国经历了一场空前的城市化与消费化浪潮。农民进城务工、地方财政依赖土地出让、房地产成为财富增长核心渠道，构建出一种“国家–市场共生体”——国家与资本在制度层面深度嵌合，互为支撑。在这一结构中，改革不再意味着民主化，而转向更高效率的管控、更精准的数据治理能力与更主动的产业调控权。PNTR 非但未能推动制度转型，反而为现有体制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治理合法性与国际纵深。

与此同时，强大的外汇储备和经常账户盈余，使中国在全球金融格局中赢得一席之地。以“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为标志，中国开始以国家资本为杠杆，对外输出基础设施、贷款、标准与话语权。从港口和电站，到电信网络与数字货币试点，北京在全球南方构建起广泛而深层的制度影响力。而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和自由市场规范，则在这一过程中逐步被侵蚀。PNTR 开启的不仅是经济通道，更是一场制度扩张的征途，而美国在起点上便自愿放弃了关键的制衡工具。

归根结底，PNTR 在政治判断上的最大误区在于：它误以为市场接入本身就会催生政治转型，却忽视了中国体制的独特性——一个能够吸纳资本与技术，却拒绝权力分化与信息自由的“韧性威权”结构。这种体制并未被全球化瓦解，反而学会了驾驭全球化。今日中国之强盛，并非全球化的副产品，而是 PNTR 所构建的特权通道的直接产物。从经济到科技，从治理到外交，PNTR 为中国政权注入了决定性的结构性能量，使其在短短二十年内完成了从“体制后进者”到“全球挑战者”的转变。

这场变革的真正代价，直到今日才逐渐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所认清。

二、对美经济的冲击远超预期

在 2000 年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时，政界与商界几乎形成了共识：这一政策将有助于扩大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促进出口，增加就业，提升美国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克林顿政府宣称，中国市场将成为“未来十亿消费者”，而美国企业若缺席，便是自废武功。

这一愿景在短期内似乎得到了印证——大批跨国企业进入中国设厂，华尔街对中国概念股趋之若鹜，消费品价格因进口商品充足而趋于平稳。然而，这些早期成果掩盖了一个快速扩大的结构性裂缝：美国制造业的崩溃、就业结构的断裂与产业链主权的流失，构成了 PNTR 所引发的根本性经济反冲。

首先必须指出，PNTR 直接加速了美国制造业的外流。虽然产业全球化在 1990 年代已初现端倪，但中国的加入使“离岸制造”成为整个行业的系统性选择。从纺织、玩具、家电到钢铁、家具与电子装配，美国的中低端制造产业迅速被中国产能所替代。大量工厂关闭、工人失业、产业聚集区凋敝，最典型的受害区域是美国中西部的“铁锈带”——这片曾支撑战后繁荣的工业核心地带，在十年之内沦为失业率高企、楼市空置、财政吃紧的萧条地带。

这种冲击并非零星案例，而是具有统计显著性的结构性后果，已有大量研究予以佐证。经济学家戴维·奥托（David Autor）及其合作者提出的“中国冲击（China Shock）”理论指出，仅 2001 年至 2011 年间，中国出口激增带来的贸易冲击，就直接造成美国制造业净减少岗位超过 200 万个，间接影响更为广泛。这类冲击主要集中在转型空间有限、工会薄弱、教育水平偏低的地区，形成了长期性的区域衰退。

其次，PNTR 带来的不只是就业数量的下降，更深刻改变了美国就业结构的质量构成。大量被裁撤的制造业工人，难以凭借再培训进入高薪行业，最终只能流入低技能、低工资、缺乏保障的服务性岗位。过去二十年间，“体面劳动”阶层不断萎缩，中产失去上升通道，家庭收入原地踏步，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与此同时，由于资本收益远超劳动收益，跨国企业高管与股东从对华投资中获取暴利，进一步加剧了财富向上集中。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它为日后美国的社会极化与民粹主义崛起埋下了制度性伏笔。

再者，美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迅速加深，严重侵蚀了国家的供应链安全。自 2000 年代中期起，美国几乎在所有中低端制造业品类中对中国形成依赖：家具、玩具、医疗器械、电子组件、稀土材料、金属制品乃至基本药物成分。特别是 2010 年后，中国政府推动“产业链控制力”上移，在多个关键环节掌握了战略垄断地位。新冠疫情进一步暴露了这一脆弱性：美国在个人防护设备、基本药物、电子元件等领域因对华依赖而陷入断供与价格失控。换言之，PNTR 并未增强美国经济韧性，反而将若干关键产业的命脉外包给一个战略对手。

与此同时，美国跨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逻辑也悄然转变，从“出口中国”转向“为中国而生产”，并深度依附于中共政治结构以交换准入与市场份额。这种模式虽短期内带来股东红利与成本优势，但长期代价是越来越多的核心制造、研发与供应链控制被转移至中国。一旦美中关系紧张或政策变动，美国企业便陷于受制局面。更为讽刺的是，美国消费者虽享受“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但这些商品背后的社会成本——失业、工资停滞、福利负担上升——最终仍由本国底层纳税人买单。

从宏观经济看，PNTR 之后美国贸易赤字大幅扩大，对华逆差尤其显著。尽管美方一度寄望于中国扩大内需、增加美国产品进口以实现“再平衡”，但这一愿景始终未能兑现。中国虽在部分年份象征性采购波音飞机、大豆、牛肉等战略产品，却始终对关键高附加值领域维持市场壁垒。这种结构性逆差导致美元资本持续外流，催化国内金融泡沫、资产膨胀与货币政策失衡。

更重要的是，PNTR 造成的经济震荡最终反噬了美国的政治基础。曾长期被忽视的制造业工人、低学历选民与中小城镇居民，在不断被边缘化后，爆发出对建制派的系统性愤怒。他们将全球化视为精英主导、背弃工人阶级的骗局，并通过投票予以报复。这一情绪首先在 2010 年代以“占领华尔街”形式浮现，最终在 2016 年凝聚为一场民粹风暴，将唐纳德·特朗普送入白宫。可以说，PNTR 不仅重塑了美国的经济结构，也撼动了其政治秩序的根基。

综上所述，PNTR 带给美国的并非一场双赢的市场繁荣，而是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再分配：资本得利，劳动失守；成本转嫁，利益集中；表面开放，实为剥夺。这种由制度设计推动的失衡积累，正是今日美国裂痕撕裂、战略焦虑与影响力下滑的重要根源。而一切，始于对一个核心信念的误判——即市场准入终将引导制度融合。但现实是：开放的大门给错了对象，结果不是改变对方，而是改变了自己。

2025 年 5 月 2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