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枫：评周杰荣《六四：1989年天安门抗议与北京屠杀》（下）

与如火如荼的城市抗议相比，广大的“乡村的行动与反应”则显得更为复杂和间接。虽然农村地区对 1989 年事件的直接参与程度普遍较低，但并非毫无波澜。一些从城市返乡的学生曾试图向村民宣传民主自由的理念，但根深蒂固的城乡之间的隔阂和农民群体对政治的实用主义态度，使得这种理想化的努力收效甚微。然而，在屠杀发生后，一些遭到通缉的学运领袖和活动人士在逃亡过程中，也确实得到了部分淳朴农民的同情和冒着风险的帮助。总体而言，农村地区对这场政治风波的反应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沉默的观望和基于自身利益的现实考量。

在这一部分的结尾，作者再次运用“另类路径”的视角进行反思：如果各地方政府（例如当时主政上海的朱镕基所展现出的相对克制和灵活）能够普遍采取更为温和、更具对话性的方式来处理本地的抗议活动，而非简单效仿北京中央的强硬镇压模式，那么全国范围内的暴力冲突和流血牺牲是否可以大幅度减少？如果学生运动能够更早、更有效地与工人、农民以及少数民族的合理诉求相结合，形成更为广泛和坚实的社会同盟，其力量的积聚和运动的前景是否会因此而变得不同？这些问题的提出，无疑为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这场运动的复杂性和历史教训提供了重要的思考维度。

第五部分：“余波”，则将叙事的重点转向了屠杀之后的漫长岁月，系统探讨了中共当局如何通过严厉的政治清查、严密的社会控制以及系统性的历史记忆塑造，来巩固其统治并试图抹去那段血腥的历史。周杰荣教授首先将屠杀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的、官方称为“清查清理工作”的大规模政治运动，置于历史的显微镜下进行细致考察，深入分析了这场“清查作为历史”的运动的目的、范围、具体手段和深远后果。他明确指出，这场运动的根本目的在于恐吓和震慑广大民众、彻底清除任何潜在的异议力量、并最终巩固因屠杀而受到严重冲击的中共政权。在官方的宣传和司法实践中，那些在 6 月 3 日晚至 4 日凌晨参与反抗军队进城的普通市民和工人，被迅速地、不加区分地污名化为“暴徒”。

周杰荣教授通过援引一些珍贵的个案，特别是廖亦武在其著作《子弹鸦片》中所记录的那些普通人的真实故事，生动地展现了这些被官方标签化的所谓“暴徒”的真实动机和悲惨遭遇。他们中的许多人，往往是出于对军队屠杀行径的义愤填膺，才在绝望中采取了激烈的、甚至是以卵击石式的反抗行动，却为此付出了被判重刑乃至生命的沉重代价。官方在定性 1989 年的事件时，刻意避免使用“运动”（yundong）一词，因为“运动”本身内含的群众性和自发性，与官方将其描绘为“极少数人策划和煽动的反革命暴乱”的定性是根本相悖的。周杰荣教授深入分析了这种“不要称其为运动”的话语策略背后所隐藏的深刻政治意涵，以及官方是如何通过牢牢掌控历史叙事权来系统地重塑关于那段历史的“正确”版本。

在严酷的“清查”运动中，许多单位和个人为了自保，不得不采取敷衍塞责、“走过场”的态度来应对。通过对作者获得的铁道部某工程局在运动期间形成的内部档案的精读和分析，周杰荣教授生动地展示了普通干部如何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撰写那些言不由衷、空洞无物的“自我总结”，以求蒙混过关，侥幸逃避更严厉的惩处。这从一个独特的侧面，真实地反映了“清查”运动在基层单位的实际运作情况，以及普通民众在政治高压下的消极抵抗和无奈的生存智慧。面对无所不在的政治高压，“谎言与反抗”成为了那个特殊历史时期许多人不得不面对的艰难选择。谎言，在很多情况下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生存策略，许多人被迫隐瞒了自己曾经参与或同情抗议的经历，以求得暂时的安全。

但与此同时，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也总有少数人，例如书中提及的杨宪益、邵燕祥等知识分子，他们拒绝屈从于谎言，在“清查”过程中依然坚持说真话，或者以各种可能的方式表达了对官方结论的质疑和不认同。他们的行为，展现了在高压之下，个体良知与勇气的弥足珍贵和熠熠闪光。在这一部分的最后，作者再次运用“另类路径”的视角进行追问：如果中共在屠杀之后，能够选择与社会和解，展现出一定的政治胸怀，并以此为契机启动迟滞已久的政治体制改革，而非采取如此严厉的“清查”和持续的压制，中国的后续发展道路是否会因此而有所不同？如果官方能够允许对“六四”事件进行公开、公正的调查和评价，让真相得以昭示，让逝者得以安息，那么，历史的伤痕是否能够得到更好的弥补，社会的和解是否能够真正实现？这些问题的提出，无疑引人深思。

全书的最后一章“六四的未来”，则对“六四”研究和历史记忆的未来走向进行了展望。周杰荣教授认为，尽管官方的压制和封锁在短期内仍将持续，但民间社会对真相的执着探求和对历史记忆的顽强传承，却从未真正中断。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一代人的成长，对“六四”事件进行客观的重新评价和深入的学术研究，仍然具有其不容忽视的历史必然性。对此，作者抱有审慎的乐观态度。

四、对史料的运用

周杰荣教授在史料运用方面展现了其作为专业历史学者的严谨和开阔。他批判性地使用了官方资料，如官方出版物（《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领导人讲话以及一些内部文件（公安部的情况摘报、戒严部队的经验汇编），但始终保持审视的态度，揭示其宣传意图和固有的片面性。同时，本书极为重视亲历者的回忆，大量引用了各类回忆录，涵盖了学生领袖（如柴玲、封从德、吾尔开希、李录、沈彤）、中共高层官员（如赵紫阳、李鹏的日记或回忆录）、记者（如陆超祺、张万舒）以及普通参与者。在使用这些回忆录时，周杰荣教授也敏锐地注意到了其可能存在的主观性和为己辩护的色彩，并尽可能进行了交叉比对和考证。

更进一步，周杰荣教授有意识地发掘新史料与边缘声音，力图呈现更完整的历史面貌。例如，他获得的铁道部某工程局在“清查”运动中的内部档案，为我们理解基层单位如何应对大规模政治运动提供了生动而具体的案例。他还特别强调了吴仁华对戒严部队的深入研究、廖亦武对被官方标签为“暴徒”的普通民众的访谈、以及“天安门母亲”群体对遇难者名单的不懈搜集等工作的独特价值，努力将这些以往被忽略或被压制的边缘群体的声音纳入到主流的历史叙事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周杰荣教授对一度被认为是权威资料的《天安门文件》（The Tiananmen Papers）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在前言中明确指出因其来源可疑、内容无法核实而未使用。这种对史料真实性的严格要求，充分体现了他的学术严谨性。此外，作者不仅利用了传统的档案文献，还关注并使用了互联网上流传的各类资料，并强调了对网络资源进行及时存档的重要性，以应对无处不在的审查和信息丢失的风险。虽然书中主要引用的是中英文资料，但从其“进一步阅读”的推荐书目来看，作者对整个“六四”研究领域的研究状况有着较为全面的把握，体现了其广阔的学术视野。

总体而言，周杰荣教授在史料的搜集、甄别和运用上是比较全面和恰当的。他既充分利用了宏观的官方文献，也深入挖掘了个体的微观记忆，力图在不同来源、不同视角的史料之间构建一个相对完整和平衡的历史图景。他对史料的批判性使用，尤其是对《天安门文件》这样有争议资料的摒弃，更显示出其难能可贵的学术审慎和求真精神。

五、作者论述与结论的客观性

评价一部历史著作的客观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任何历史叙事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作者的视角、选择和解读。就本书而言，周杰荣教授在其论述和结论中，通过多种方式体现了其追求客观性的努力。首先，他在前言中坦诚地交代了自己的学术背景、接触这一敏感课题的机缘，以及早期认知如何受到西方媒体报道的影响。他有意识地反思这些潜在的偏见，并明确表示试图通过严谨的学术研究来超越它们。他挑战以学生为中心、以北京为中心的传统叙事，转而关注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和全国范围的动态，这本身就是一种力求更全面、更客观地理解事件的尝试。

其次，贯穿全书的“另类路径”分析框架，实际上是在强调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和偶然性，反对将历史事件简化为单一的、决定论的解释。这种独特的框架促使读者深入思考在每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上，不同的选择可能带来的截然不同的后果，从而有效地避免了将“六四”屠杀视为唯一的、不可避免的结局。再者，如前所述，作者努力呈现来自不同立场和群体的声音，包括学生、工人、市民、知识分子、中共高层官员（无论是改革派还是强硬派），乃至戒严部队的一些记录。尽管由于史料获取的固有困难，某些群体的声音可能依然显得缺失或微弱，但这种包容多元视角的努力方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在评价学生运动时，周杰荣教授虽然对学生抱有深切的同情，但他并没有将学生领袖理想化或神圣化。他清晰地指出了学生组织内部存在的分歧、在运动策略上的某些失误，以及在特定历史时刻下学生群体的局限性（例如，未能有效地联合其他社会阶层，对复杂政治局势的某些误判等）。但他坚决反对将屠杀的责任归咎于学生的行动。对于邓小平在事件中的责任，作者的论述也十分明确，他基于对现有史料的分析，指出邓小平是下令镇压的最终决策者，这挑战了一些试图为邓小平开脱或将其描绘成被动角色的流行观点，其论断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同时，周杰荣教授也清醒地认识到，由于中国官方对相关档案的严格控制，关于“六四”事件的许多真相至今仍未完全揭示，现有研究仍存在其固有的局限性。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绝对的客观是不存在的。周杰荣教授的研究带有明显的人文关怀，特别是对受害者的深切同情。他选择以受害者为中心的叙事方式，强调屠杀的非正义性，这本身就包含了一种不容回避的价值判断。但这并不等同于主观臆断或刻意歪曲事实，他的结论是建立在对现有史料的严谨解读和细致分析之上的。对于中国官方长期以来的叙事，他则持明确的批判态度，认为其充满了有意的谎言和系统性的掩饰。

因此，我们可以说，周杰荣教授的论述和结论是在现有研究条件和史料基础上，力求客观和全面的重要学术成果。他清晰地阐明了自己的研究视角和价值取向，并通过对多种来源史料的细致分析来支撑其核心论点。对于那些希望深入了解“六四”事件多面性的读者来说，这种带有明确反思精神的“客观性”，可能远比那些貌似中立实则回避核心问题的叙事更具启发和价值。

六、本书的创见、新发现与研究突破

周杰荣教授的《六四：1989 年天安门抗议与北京屠杀》一书，在借鉴和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展现了诸多值得称道的创见和研究突破。其中，最为显著的创见在于将“另类路径”作为一种系统性的分析框架贯穿全书。这不仅是一种新颖的叙事策略，更体现了一种深刻的历史研究方法论。它引导读者深入思考历史进程中的多种可能性和选择性，有力地打破了以往研究中常见的“线性叙事”模式和“历史必然性”的简单解释，为理解复杂历史事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其次，本书在社会史视野的拓展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作者的研究触角从传统上备受关注的天安门广场和北京的精英学生群体，进一步延伸到全国各地的工人、市民、农民乃至少数民族等更广泛的社会阶层。他对工人运动在事件中的角色、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抗议活动的具体情况、以及乡村地区对整个事件的复杂反应的细致梳理和深入探讨，都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对 1989 年事件广度和深度的认知。这种对社会多层面、多区域动态的全面关注，在以往的英文相关著述中是较为少见的。

再者，本书对“屠杀”本身的细致重构也体现了其学术价值。作者综合运用了受害者证词、戒严部队的零星记录、以及吴仁华等学者的专门研究成果，对北京屠杀的决策过程、军事部署的细节、开枪命令的下达方式、屠杀发生的具体地点和时间、受害者的身份构成和具体遭遇等关键问题，进行了尽可能细致的还原和重构。特别是针对广场内部是否发生屠杀、军队不同单位在执行清场任务时的行为差异等长期存在争议的问题，本书也提出了基于史料分析的有力见解。

此外，本书对屠杀后的“清查”运动的深入剖析，填补了以往研究的诸多空白。此前，学术界对这场大规模政治运动的关注相对不足，而本书则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进行了系统考察。通过对铁道部某工程局内部档案等珍贵史料的细致分析，生动地揭示了基层单位在政治高压下如何“走过场”以及个体在严酷政治环境下的复杂生存策略。这为理解后“六四”时代中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控制机制提供了宝贵的微观视角。

在史料的批判性整合与新解读方面，本书也颇具匠心。作者不仅系统梳理了已有的重要史料，如赵紫阳、李鹏等关键人物的回忆录，更重要的是对这些史料进行了富有洞察力的批判性解读和创造性整合，从中发掘出新的历史意涵。例如，他通过细致对比不同人物的回忆和记录，揭示了中共高层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内部矛盾以及信息不对称等问题。

同时，本书还深刻反思了历史记忆与官方叙事的复杂关系。作者的分析并未局限于事件本身，而是进一步探讨了事件如何在后来的岁月中被记忆、被叙述、被扭曲乃至被掩盖。他敏锐地揭示了官方如何通过强大的宣传机器和严格的审查制度来塑造关于“六四”的统一话语，以及这种官方话语与弥散在民间的、多元的、甚至是被压制的记忆之间的持续张力。

最后，本书强调历史的延续性，将 1989 年的事件置于更为宏阔和长远的历史脉络中进行考察。作者深入探讨了“六四”事件与八十年代中国社会深刻的内在矛盾的关联性，以及这一事件对后续中国政治体制、社会结构、民众心态乃至国家发展道路所产生的深远而复杂的影响，清晰地指出了“六四”的幽灵如何以各种方式持续萦绕在中国社会，并影响着人们对历史和现实的认知。

在新发现方面，除了对铁道部档案等一手史料的独特运用外，本书更多的是通过对现有史料的重新组合、深度挖掘和多维分析，从而得出富有启发性的新见解。例如，他对军队不同单位在镇压过程中的行为差异及其背后原因的分析，对全国各地抗议活动与中央地方关系复杂互动的探讨，都为我们理解这一历史事件提供了全新的、更为细致的观察视角。

在研究突破上，本书最大的贡献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为全面、更具社会史视野、更富于批判性反思精神的“六四”叙事。它成功地打破了以往研究中可能存在的某些思维定势和叙事窠臼，将事件的复杂性、多面性以及历史进程中蕴含的多重可能性，清晰而深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代表了当前西方学界“六四”研究的最新进展和重要成就。

2025 年 6 月 20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