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云：重新回顾白纸运动

2022 年 11 月 24 日，在乌鲁木齐一座高层建筑内爆发的大火夺走了几十条人命，因为楼梯门被从外面焊死。很快揭露出，该建筑位于指定的 COVID-19“低风险”区域，但已经实行了 100 多天的封锁。隔离的居民通过直播展示了火灾和受害者的哭声，其他人分享了消防车上长长的高压水枪无法到达火灾现场的视频，部分原因是被封锁和隔离的居民的车辆挡住了通道。公众进一步愤怒是因为当地官员在隔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否认公寓楼的门被从外面封死，反而指责受害者包括几名不满 12 岁的儿童“自救能力差”。第二天，社交媒体上充斥着愤怒居民在乌鲁木齐几个行政区域游行的视频，呼吁结束封锁和其他“动态清零”政策，一些人挥舞着中国国旗，高唱国歌和《国际歌》。“人民的警察是为人民而存在，但你们却压制人民！”示威者们高呼。在各地，几名当地官员被记录下试图安抚人群，当地党委书记承诺在随后的一天解除所有被视为“低风险”的地区中最严格的封锁措施。

然而，有关火灾和新闻发布会上官方回应的消息已经在其他地方引发了示威和守夜活动，特别是在大学校园。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南京林业大学和四川电影电视学院的学生于 11 月 25 日举行了守夜活动；当据称因违反南京传媒学院关于公共海报内容的规定，纪念乌鲁木齐火灾受害者的海报被学校当局移走时，一名女学生默默地站在那里，手持一张空白的 A4 纸——这种策略曾在 2020 年香港人抗议中国限制性国安法以及俄罗斯人抗议乌克兰战争时被使用过。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一段视频显示，一名未经确认的男子从她手中夺走了一张白纸，而她仍然站在那里，举着手，好像那张纸还在那里一样。视频迅速走红，这个手势被北京和上海等地的人群模仿，在 26 日晚上涌现的示威和守夜活动中，这两个城市举办了最大规模的聚会，而在全国至少三十九个城市都爆发了示威和守夜活动。

上海法租界的乌鲁木齐中路，抗议者点燃了蜡烛，在街道牌匾下留下了鲜花，以纪念新疆火灾的受害者。随着人群的增加，呼喊声响起，要求结束与“动态清零”相关的措施，甚至要求习近平和中共下台，然后警察进驻镇压了示威活动。在北京，三环路附近的亮马桥地区，数百名居民手持蜡烛和鲜花游行，高唱《国际歌》，为在乌鲁木齐死去的人们建立了临时纪念碑。然而，歌声很快变成了对自由和封锁结束的呼吁，甚至是对新闻自由的呼吁。这群人中包括许多 20 多岁和 30 多岁的年轻女性，她们还挥舞着空白的 A4 纸，并高呼支持司通桥抗议者彭立发及其要求的口号。一位亮马桥抗议者告诉路透社记者：“白纸代表着我们想说却不能说的一切。”当警察严厉警告人群不要呼吁结束封锁和核酸检测时，他们改变了策略，开始呼吁进行更多的封锁和额外的检测：“继续封锁！我想做核酸！”这种讽刺性的逆转策略在线上也得到了回响，社交媒体上充斥着重复单个中文词的消息：“好，好，好，好”，“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对，对，对，对”。其他消息同样含混不清：北京著名的清华大学的学生抗议者挥舞着由俄罗斯物理学家亚历山大·弗里德曼设计的复杂数学方程的页面，可能是因为他的中文姓氏与“自由人”同音，或者也可能是因为这个方程被认为是“宇宙的基本现实是恒定的、永恒的膨胀，或者换句话说，是开放的”的证明。

面对社交媒体被示威者广泛依赖的事实，中国审查机构不仅删除了与示威活动有关的内容，还采取了转移注意力的策略。假的机器人账户涌入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了暗示性甚至色情的图像，据称与正在举行示威和守夜活动的城市名字有关，以阻挠网络用户寻找关于最近事件的信息。致力于帮助中国网络用户规避审查的组织 Greatfire.org 发出警告，称 Twitter 从 11 月 25 日开始就充斥着与“乌鲁木齐”有关的半色情垃圾信息，涉及“陪游服务”。几天内，类似的模式也出现在香港、深圳、北京、杭州、上海和其他发生示威活动的地方。

从中国网络管理部门泄露的文件呼吁所有相关单位启动一级互联网应急响应，这是最高级别的内容管理。北京市中央政法委员会发布了一项单独的指令，警告将“坚决打击敌对势力的渗透和破坏活动”，在示威活动之后的星期二，公安充分利用手机定位数据追踪参与示威活动的人员。在上海，示威者连续两个晚上呼吁习近平下台，警方在街头和地铁站对居民的手机进行了随机的停止搜查，寻找 VPN 或端到端加密通讯应用程序（如 Signal 和 Telegram），这些应用程序被示威者用于实时协调行动。其他参与者被广泛存在的城市面部识别摄像头、基层举报人员或者通过追踪被逮捕者的密切接触者而被识别出来。

12 月 7 日，“新十条措施”发布，几乎取消了中国庞大的“动态清零”制度，这一举动被《纽约时报》称为“示威者的胜利”。出门所必须的阴性核酸检测要求被取消，轻度或无症状病例不再需要转移到隔离设施。相反，他们可以在家隔离。几乎每个城区和大部分乡村都拔地而起的测试亭和令人恐惧的隔离设施被拆除，“大白”被迅速解雇并遣返，其中一些人没有收到全额工资。

2022 年 12 月 31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权威评论，暗示中国几周前将 COVID-19 从“甲类”传染病重新分类为“乙类”传染病“受到了外国商会的欢迎”，因为这一举措“为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更多利益”，但它仍然坚持中央决策过程的无误性：“我国的疫情防控政策是正确、科学、有效的。”

次日，习近平发表的新年讲话基本上保持了相同的语气，尽管他承认：“不同的人对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关切或观点是很自然的。重要的是我们通过沟通和协商建立共识。”一周后，新华社发表了一篇长篇“重要评论”，重述了习近平标志性的“动态清零”政策及其逆转的演变过程，同样承认“2022 年 11 月下旬，一些人反映了他们对一些地区封锁措施、多层次官僚主义和其他防控问题的严重关切…… 14 亿多人口的国家，不同的人自然会对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和提出不同的要求。”尽管新华社的万字长篇评论被一些国外人士解读为间接承认，不仅抗议活动迫使党和国家改变了政策，而且在中国内部，官方媒体一直提供了两种备选的叙述：第一，是党中央的智慧——以习近平为核心——预见到了一旦更不致命的奥密克戎出现，中国将重新开放，从而在病毒最致命时保护了中国人民的生命，并且只有在病毒减弱后才放松控制措施，证明了“动态清零”方法的智慧。第二，中国社交媒体上的“自干五”和一些爱国大 V 试图将动态清零结束后的医疗崩溃和人道灾难归咎到抗议者头上，谴责他们为“躺匪”，指控他们是境外势力。例如，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坚称，抗议“散发着”外国挑拨的“颜色革命”气息——因为他说，“毕竟，白色也是一种颜色”——尽管他拒绝提供证据支持他的说法。

左玥，一位自称是中国 NGO 和基层组织长期合作的活动人士，在一篇长文中观察到，似乎是由乌鲁木齐的悲剧引发的“A4 抗议”实际上是由中国“动态清零”三年造成的“系统性人道主义灾难和政治经济危机”引发的三个不同的运动，包括工人阶级的抗争、城市居民和受教育知识分子/大学生的抗争以及海外离散新生代中国社群的团结运动。在二十大之后，人们对解除封控的普遍期待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为这三股力量的联合提供了政治空间。四通桥抗议者的诉求为这三个群体长期积聚的不满提供了话语的助推。然而，由于缺乏可能支持这三个运动联盟的公民或社会基础设施，抗议活动很快就短暂地爆发了，然后迅速消失了。

可预见的是，对参与者的镇压并没有结束。党和国家对左玥描述的无组织、分散的利益集体动员的典型反应通常是逐案化解、消散和控制。市公安机关通过从手机基站获取地理位置数据，逮捕了第一波抗议活动的许多或大多数参与者，强迫抗议者交出他们的手机进行检查，然后要求他们签署空白逮捕令——这实际上是承诺不再参与任何类似行动的保证。之后，当局又重新逮捕了一些最初被拘留的人——其中许多是年轻女性——试图确定他们与“外国势力”的联系。至少有一些被重新逮捕的抗议者被询问参与女性读书俱乐部、使用海外的消息平台、他们参与女权活动等方面的情况。

然而，对“外国势力”的持续搜寻可能掩盖了政权更深层次的脆弱性：即使在抗议者与海外人士之间没有直接的组织联系的情况下，很明显，许多参与者实际上不仅学习了，而且积极运用了自 2019 年开始的香港抗议活动中使用的策略。一名就读于上海某大学的参与者向记者传达了从香港抗议者那里学到的“技巧”，包括离家前关闭电子设备，使用现金以避免留下数字足迹，戴上口罩掩盖身份，“Be Water”的行动宗旨等等。尽管政府尽最大努力压制未来的集体异议表达，但其越来越精通技术的人口可能仍然设法保持领先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