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云：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是一个历史性错误（下）
三、人权状况未改善，反而退化
当美国在 2000 年通过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的立法时，最具争议的焦点之一，便是中国糟糕的人权纪录是否应成为其进入世界贸易体系的障碍。克林顿政府在游说国会时一再强调：“与其将中国排除在外，不如让它走进来，让规则来塑造它。”这一主张背后的核心逻辑是，随着经济开放与中产阶级的壮大，中国社会将出现对法治、公民权利和政治参与的更高诉求，从而迫使中国共产党在治理机制上发生变革。人权状况的改善，被当作自由贸易不可分割的自然延伸。似乎只要市场足够自由，个人也会随之自由。
然而，二十五年后的现实证明，这一假设不仅天真，更严重低估了中国体制的韧性与进化能力。
实际上，中国在 PNTR 生效后所获得的出口优势，并非单纯源自市场效率或技术突破，而在很大程度上建立于对劳工权利的系统性压制与剥削之上。在整个 2000 年代至 2010 年代制造业飞速增长的阶段，中国政府并未构建与其经济规模相匹配的劳工权利保障体系，反而刻意维持一种低成本、高压制性的劳动制度。这种制度支撑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却也构成了对人权的另一种结构性侵害。
中国至今延续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正是这一压制机制的根基。该制度将人口人为划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两大类，在教育、医疗、住房与社保等公共服务上设置了系统性壁垒。数以亿计的农村居民虽然涌入城市务工，却无法迁移户籍，因此长期被排除在城市福利体系之外。这些“农民工”虽支撑了全国绝大多数建筑、制造与物流行业，却在法律上始终处于边缘地位。他们往往得不到与城市工人等同的劳动合同、医疗保险、子女就学保障，甚至在工作现场也缺乏最基本的安全防护与维权通道。
这一制度性安排，为中国政府提供了某种“内部殖民”的治理机制：它将庞大的农村劳动力锁定在一个低保障、可替代的流动人口身份中，使其成为一种无需制度责任即可反复动用的经济资源。跨国企业在华设厂高度依赖这类劳动力，而地方政府则通过压低工资标准、削弱工会力量、压制劳资谈判来吸引外资。这种“制度性低人权优势”，构成了中国制造的全球竞争力核心之一。而 PNTR 的通过，恰恰为这一压榨机制提供了充沛的订单、资本与合法性。
更令人警惕的是，中国政府不仅未借经济增长契机改善劳工权利，反而不断强化对维权行为的打压。工会组织始终受制于官方“中华全国总工会”系统，无法形成独立代表工人利益的社会力量。民间劳工 NGO 则面临日益严苛的打压，在深圳、广州、东莞等地，活跃的劳工维权人士频频遭到骚扰、拘捕，甚至被刑事起诉。在 2015 年前后，广东曾爆发一轮大规模罢工潮，本可成为推动谈判机制建设的契机，但中央政府选择以高压应对，拒绝制度响应。多位参与和平谈判的劳工代表被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重判多年，相关 NGO 陆续被取缔，国际资助亦遭全面切断。
在舆论层面，关于劳工问题的公共表达也日益收紧。有关加班、欠薪、职业伤害的调查报道频繁被下架，劳动法研究遭边缘化，社会学与法学学者在课题申报和出版过程中屡受审查甚至禁令。这种对话语空间的系统压制，使“剥削”不仅存在于经济实践中，也在制度与意识形态层面被遮蔽，成为一种不可诉说的社会事实。而正是这种“看不见的压迫”，构成了中国制造得以长期维持低价优势的隐秘基础——美国的消费者和企业从中获利，代价则由数亿工人承担。
需要强调的是，这一剥削模式并非短期的政策偏差，而是深嵌于中国国家发展战略与制度设计中的结构性安排。中国并未将劳工视为拥有独立主体权利的“公民”，而是作为实现国家出口、外汇储备与产业升级目标的“发展工具”加以利用。这种模式或许在统计意义上带来了所谓“脱贫成就”，但在微观实践中，却长期维持着低工资、长工时、缺福利、无保障的现代奴役状态。它不仅剥夺了工人的基本尊严与权利，也从制度根基上阻断了中国社会迈向真正现代化的可能。
而美国在其中的角色，并不无辜。PNTR 通过之后，美国企业成为这一劳工压榨体系最直接的受益者。他们在中国获得了全球最低成本的生产条件，却无需对劳工权利承担任何道义或制度责任。更甚者，美国政府长期对中国人权问题保持沉默，甚至在多边外交场合刻意回避批评，以维护与北京之间的经济互赖。这一姿态，等同于为一个高度不对称的剥削结构提供了道德免责与市场正当性，也实质上背离了美国以人权为基石的国家理念。
事实上，PNTR 并未促成中国人权状况的渐进改善，反而为政府提供了更隐蔽、更系统性压制基本权利的契机。加入 WTO 与融入全球市场，确实迫使中国在营商环境、行政效率等技术层面进行改革，但在权力结构、言论自由、司法独立等核心领域，中国不仅未“与世界接轨”，反而构建出一套以数据、算法和组织控制为支撑的现代化维稳体制，使国家对个体生活的干预达到了冷战以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精度。
最具代表性的例证，莫过于新疆问题。自 2014 年起，中国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推行所谓“去极端化”政策，逐步发展为一套庞大的拘禁与“再教育”体系。据联合国估计，至少有一百万名维吾尔人与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被关押于未经司法程序的“再教育中心”，被视为“极端行为”的日常举止甚至包括蓄胡须、持有《古兰经》、与海外亲属通信等。这些设施并非秘密设立，而是在“反恐”与“法治”修辞包装下高科技运转，广泛使用面部识别、DNA 采集、行为积分、电子脚环等技术，对目标人群进行精密管控。该系统的建立与扩张，与中国在 PNTR 之后所获得的财政基础与技术引进密切相关。来自西方的监控设备、人工智能算法与大数据架构，在此被转化为全方位压制机制的一部分，成为当代数字威权治理的典范雏形。
在言论自由方面，中国对媒体、出版、学术与互联网空间的管控也在过去二十年中螺旋式升级。2000 年代初，“南方系”媒体与博客文化曾一度推动社会舆论的多元化，但自习近平执政以来，国家重塑了整套舆论控制机制，系统性打造包括《网络安全法》、新闻审查流程、舆情引导专班与“清朗行动”在内的监控手段。境内社交平台受到全天候内容过滤，敏感词库不断扩大，独立记者与异见人士屡遭封号、拘押或“被失踪”。在高校与智库中，政治敏感议题被禁止研究，外国文献遭封锁，师生监控与匿名举报机制被制度化嵌入教学流程。WTO 并未带来开放，反而为政府提供了更多资源与经验，构建出一个更强效、更精细化的审查国家。
宗教自由亦在持续收缩之中。过去二十年，基督教会、佛教寺庙、道教宫观乃至传统民间信仰群体，均遭遇不同程度的行政干预与再编造。在西藏与新疆，宗教场所被大量拆除，僧侣与神职人员必须接受政治思想培训，并公开表达对党的忠诚。自 2018 年修订《宗教事务条例》以来，所有宗教活动均被纳入“依法登记、接受监管、禁止境外渗透”的治理框架，等同于在法律上取消了宗教独立存在的空间。这种“合规化”的压制策略，使迫害披上了合法外衣，也更难被外界清晰识别其真实规模。
而香港的命运，更标志着“一国两制”在实践中的终结。2019 年，针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的抗议演变为全城性反送中运动，尽管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北京仍于 2020 年强行实施《国家安全法》，以“分裂国家、颠覆政权、勾结外部势力”等模糊罪名刑事打击异见。媒体机构被封，议会被重组，教材内容被清洗，普通市民因社交媒体言论而遭起诉。香港在短短数年间从一个拥有司法独立、新闻自由与集会权的国际都市，变为大陆治理模式的延伸。这个转折不仅彻底粉碎了“渐进改革”的期待，也清晰揭示了中国体制演化的真实方向：权力集中、制度封闭与治理输出。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切并非发生在一个资源短缺、经济封闭的国家，而是在一个已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科技力量直逼西方、外交影响力迅速扩张的背景下完成的。换言之，PNTR 并未促使中国在人权领域做出让步，反而通过提供资本、技术与国际合法性，帮助其构建出一个更精密、更自信、也更危险的威权结构。这种结构不再依赖传统暴力镇压，而是通过算法治理、数据监管与舆论工程，实现一种“自愿服从”的新型统治范式。这不仅稳固了其国内统治模式，也为全球威权主义的输出提供了样板与资金支持。
结论是明确的：美国所信奉的“经济自由化会带来政治自由化”的公式在中国彻底失败。PNTR 不仅未能推动制度开放，反而成为北京政权压制权利、掩饰现实的双重工具。它削弱了西方人权价值的对外影响力，鼓励了他国仿效“经济增长不必依赖自由制度”的模式。从新疆集中营，到香港沉默，再到“数字极权”的制度整合，今日中国展现的，不是一个在改革中渐进的现代国家，而是一个在控制中完善的系统结构。而这一系统，部分正是由美国在 2000 年那一票所催化的。
四、历史性误判的教训
回望二十五年前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的决定，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政策背后的核心假设源于一套深植于冷战胜利叙事的思想结构——即自由市场具有文明塑形的能力，经济全球化将不可逆地推动专制国家走向开放，而接触优于对抗，互利胜于遏制。这套逻辑并非始于 2000 年，而是萌生于 20 世纪末自由主义的巅峰时刻。苏联解体、东欧转型、南非种族隔离瓦解之后，美国政策界形成了一种几近本能的历史自信：世界正在朝向一个共同终点迈进，而资本流动与信息开放将是不可阻挡的进程。
中国被视作这趟历史列车上的下一个候选者。PNTR 的通过，是对这种信念最典型的体现。华盛顿相信，只要让中国融入全球市场，它就将受到外部规则的约束，内在结构也会随之调整。私有经济扩展、中产阶层壮大、民间组织成长、教育普及深化，这一切将自然催生对言论自由、司法独立和代议制度的广泛诉求，最终改写中国的政治逻辑。这是一个看似连贯的推演路径，但历史最终选择了另一条轨道。
今日的中国，并未如美国所愿被“同化”，反而在全球体系中找到再造自身的战略空间。它没有被市场改造，而是反向塑造了市场的功能边界；没有在全球化中自我解构，而是在其中积聚实力、巩固体制，并开始输出自身范式。更关键的是，它没有放弃威权统治，反而赋予其现代化的技术手段、金融资源与国际合法性。
这表明，PNTR 背后的最大误判，并非简单的情报失灵或短期算计，而是一种文明性误读：将自由制度视为历史的必然终点，将制度演化误以为一条不可逆的线性路径。
这种误判的根源，在于西方自由主义对制度可移植性与价值普世性的长期盲信。在苏联解体后的战略真空中，美国丧失了对文明异质性的敏感。它相信所有国家终将走向“我们”，只差时间；它误以为只要放下防备、提供资本与规则，对方便会自然放弃压迫与对抗。然而，中共政权并非被动参与者，而是在系统性重塑全球秩序的价值结构与权力重心。
与此同时，美国内部的制度机制也未能阻止这一误判的发生。在 PNTR 立法辩论中，尽管有声音警告中国人权恶化、贸易不公与产业政策倾斜，但在华尔街的资本压力、跨国企业的游说攻势与白宫所主导的“自由贸易即人权”叙事面前，这些警告显得微弱无力。立法程序本应成为风险评估与战略审视的平台，最终却沦为短期利益交易的结果。美国的制度优势在此失灵：它未能将分权制衡机制用于阻止这项错误政策的历史性推行。
这一制度性误判的代价，也不只是对外战略的失利，更反噬了美国自由制度自身的根基。制造业流失、中产阶层崩塌、社会裂痕加剧、民粹主义上升、政党极化加剧——这一切源于一个过度开放而缺乏调节机制的体系，在面对全球异质政治结构时的自我暴露。而今天，在面对人工智能、网络主权、生物科技等新型博弈时，美国终于意识到：我们并未驯服对手，而是低估了文明竞争的复杂性与战略对抗的持久性。
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当年应完全拒绝与中国接触。问题不在于“是否接触”，而在于接触是否对等、是否设限、是否可逆。PNTR 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市场交换本身，而在于它取消了每年评估中国体制走向的制度窗口。在一个尚未改革的威权体制面前做出不可逆的开放承诺，无异于自我缴械；在一个不守规则的对手面前持续赋权，无异于制度自裁。美国的问题从来不是在中国问题上被“欺骗”，而是在根本上忘记了政治就是权力的交换，而不是历史的奖赏。
从 2025 年回望，PNTR 不仅是一项误判的贸易政策，更是一场被自由叙事包裹的结构性让渡。它揭示了一个沉重的现实：自由主义的道义正确，并不自动转化为战略成功；制度的普世化，不是历史潮汐，而是持续斗争的结果。在这场斗争中，天真的信任比冷静的对抗更容易失去世界。
历史不会给出重来的机会，但会留下清醒的教训。PNTR 就是这样一堂课：它告诉我们，在尚未实现权利平衡与制度透明的国家面前，盲目开放不是理想主义，而是原则的放弃；在面对有明确战略意图的对手时，拒绝现实不是包容，而是自毁。这场历史性误判，不只是一个国家的失败经验，更是一个文明在面对全球异质性挑战时必须作出的自我校正。
2025 年 5 月 2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