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鸣：中共恐惧农民工规模性返乡滞乡的深层原因

一、序言

2025 年 11 月 13 日，中共农业农村部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召开全国乡村工匠培育暨脱贫人口务工就业“两稳一防”工作会议。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江文胜出席会议并讲话，提到了要防止农民工规模性返乡滞乡。官方的这一措辞，如同一枚石子投入舆论的湖面，激起了农民工的恐惧与不解。家在乡下，业在城市，当城市失业的寒潮来袭，回到自己的家园，本应是数亿农民工最天然、最理性的生存选择。然而，官方对这种基本生存行为的限制，揭示了在中国当前就业形势下，中共对这场巨大社会危机的深层忧虑和恐惧。

​自疫情以来的经济周期调整，特别是近两年来，中国每年超过 1100 万的高校毕业生涌入市场，加上传统产业的萎缩，使得就业竞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白热化程度。就外部环境而言，美国特朗普的关税壁垒与供应链“去风险化”，导致中国大量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订单向东南亚转移。在内部环境上，长达三年的“清零封控”政策不仅沉重打击了服务业和民众的消费信心，也使得中国国内出现了显著的通缩压力，国内企业家投资意愿普遍低迷，中共的“战狼外交”又让不少外国公司撤资，关闭了在中国的许多工厂。在多重夹击之下，无论是制造业工厂还是运营服务企业，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这直接导致了城市就业岗位的急剧收缩。

​在这种环境下，农民工群体，尤其是文化程度和技能相对较低的近 3 亿流动人口，成为了首当其冲的牺牲品。他们不仅要面对传统工作机会的消失，还要承受着“向下挤压”的生存竞争：大量高学历的本科生、研究生，甚至出现博士生竞聘公共厕所管理员，或是选择外卖配送等灵活就业岗位，这些年轻、有文化的劳动力正在侵占原本属于农民工的生存空间。当城市这座“蓄水池”面临干涸，农民工被迫返乡就会成为严酷的事实——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拒绝工作，而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工作。

地方政府和中央层面的“阻止”规模性返乡滞乡，主要源于官方对“大规模”失业潮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的深层恐惧。这种恐惧，远远超出了简单的经济衰退，它还涉及到房地产市场的稳定、社会保障体系的平衡、城市消费链条的完整，乃至更深层次的农村基层政治稳定和土地权属纠纷。要理解“不准规模性返乡滞乡”这一措辞的真正意图，我们必须揭开笼罩在农民工返乡潮之上的多重迷雾。

二、农民工大规模失业的基本事实

农民工的失业潮始于其最主要的就业“蓄水池”——大基建和建筑业的坍塌。长期以来，以房地产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的建筑行业，吸纳了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为钢筋工、木工、泥瓦工以及大量的体力搬运工提供了生计。然而，随着宏观经济环境的深度调整，这一领域率先遭遇了萎缩。

​首当其冲的挑战是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自 2021 年以来，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持续放缓，新开工面积断崖式下跌。根据中共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3 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 9.6%，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高达 20.4%。新开工项目的锐减，直接导致对建筑工人的岗位需求急剧萎缩。砌墙工、钢筋工等高度依赖新项目的工种，面临着“无业可就”的残酷现实。

​其次，大基建投资的放缓和效率瓶颈也加剧了困境。在经历了过去几十年的大规模铁路、公路、水利建设高潮后，增量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正在减少，存量项目逐渐完工。虽然地方政府仍在努力推行“稳投资”项目，但其创造的就业岗位数量和增速，已远远无法弥补因房地产市场萎缩而释放出来的巨大劳动力。这使得建筑行业的工人，不得不转而在低薪、高强度、缺乏保障的环卫、园林和搬运等基础服务岗位中挣扎求生。

​然而，比“无业可就”更具杀伤力的，是“有业不愿就”的困境。这直接指向了建筑行业长期存在的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顽疾。在房地产企业和施工单位资金链极度紧张的背景下，农民工工资被拖欠成为普遍现象。辛辛苦苦干了一年的活，到了年底却拿不到钱回家过年，这种对基本劳动回报的彻底否定，迫使农民工主动选择放弃这一行。正如许多返乡的建筑工人所言：“不是找不到活，是怕找到活也拿不到钱。”这不仅仅是经济损失，更是对农民工信心的致命打击。

​一旦离开建筑业，这些工人将面临高高的转行壁垒。对于大量年龄在 40 岁以上、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农民工而言，他们缺乏系统性的职业技能培训，难以适应现代制造业对数控机床操作、自动化设备维护等新技能的要求。而那些技能要求不高的城市服务业岗位，又正遭受着高学历年轻劳动力的“向下挤压”竞争。当一位年富力强、有文化的大学生，愿意以相近或相同的薪资去争夺快递分拣或仓库管理岗位时，缺乏学历和年龄优势的农民工群体，便彻底失去了在城市立足的空间。这种失业和转行困境，使得农民工的返乡，成为了一场被动而无奈的选择。

中国曾是世界的工厂，在加工制造行业更是有更大规模的农民工群体，随着国外订单的持续减少，国内消费萎靡、通缩，加工制造企业关、停、并、转的越来越多，在短短的两三年内，就有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失去了工作，他们要另找工作又面临着每年毕业的高学历大学生的竞争，找到工作十分困难，回到家乡是无奈的选择。由此可见，政府不让农民工“规模性返乡滞乡”是多么荒诞。

三、“规模性返乡滞乡”对宏观经济的深层影响

“不准规模性返乡滞乡”的措辞之所以不近情理，是因为中共的担忧，已经远远超越了个体的生计问题，上升到了维护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高度。农民工近 3 亿的庞大体量，使得他们的任何集体性流动都会引发巨大的风险，引发中共统治集团的恐惧。

​1、对房地产市场冲击的恐惧。过去几十年，一些农民工家庭在二三线城市或城市郊区积累了财富，购入了房产，成为了名义上的“新市民”。一旦失业性大规模返乡，家庭收入链条断裂，面对沉重的房贷压力，他们唯一的选择很可能是抛售城里的房产以回笼资金或偿还债务。这将会增加二手房市场的供给，在需求本已萎靡、信心极度脆弱的房地产市场中，进一步加剧房价的下行压力。房地产不仅关乎金融稳定，更是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命脉。政府担忧的不是农民工的返乡行为，而是返乡行为可能引发的房价螺旋式下跌。

​2、对社会保障体系崩溃的恐惧。中国目前有约 4.9 亿人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有约 5.4 亿人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农民工群体虽然参保率不高且多为低标准的居保，但其缴纳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无论是居保还是少量的职工社保）都是社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的大规模失业和返乡，意味着数以百亿计的缴费将中断。社保池的资金流入减少，而同时，需要领取养老金和使用医保的人口数量不变，这必然会加剧养老金的支付压力和医保基金的平衡难度，对整个社保体系的可持续性构成重大挑战。政府需要这数亿人留在城市继续缴费，哪怕只是低水平的缴费，以维持庞大社保体系的平衡。

​3、对城市消费链条断裂的恐惧。农民工群体不仅是生产者，也是城市服务业的重要消费者。他们对租房、日常零售、公共交通、基础餐饮等构成了城市消费的“毛细血管”。大规模返乡意味着这部分消费需求将在城市瞬间蒸发。这不仅会使得原本就艰难运营的中小微企业（如小饭馆、便利店、出租屋主）面临倒闭和裁员，形成恶性循环，也会间接导致城市增值税和消费税等地方税收收入大幅减少。政府需要农民工留在城市进行消费，以维持经济的基本运转和地方财政的收入。

四、“规模性返乡滞乡”对基层政权稳定的影响

在所有对返乡的顾虑中，最深层、最敏感的担忧，并非来自经济领域，而是来自对基层政治稳定的冲击。大规模、非自愿的失业性返乡，被视为将城市经济风险转移到了农村基层。

​过去二十年，随着青壮年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农村基层长期处于“权力混沌”状态。村里的青壮年男子多数外出，留守的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在这种缺乏有效制衡的环境下，村干部成为村里少数的壮年权威，其权力长期得不到充分监督。这为基层治理的不透明和腐败提供了温床。许多村干部利用职权，在土地流转、集体资产出售、公共事务中徇私舞弊，甚至做出不法行为。一些村干部不仅工作作风不堪，生活作风糜烂，男女关系混乱，这些都构成了农民工回到家乡后爆发冲突的诱因。

​然而，返乡的农民工已不再是二十年前“一盘散沙”的传统农民。他们在城市里生活多年，接触了现代的法律知识、积累了在城市工厂、公司中学习到的组织能力和维权经验。他们的回归，等同于将“外部监督力量”和“现代公民意识”带回到了村庄。

​这种回归，必然会使过去被掩盖的矛盾和不法行为集中曝光。返乡的农民工将对村里的土地流转收入、集体经济的收支、甚至村干部的工作作风、生活作风提出质疑，充当起“社会监督员”的角色。

​一旦这些个体矛盾与农村深厚的宗族、家族势力相结合，并得到失业农民工带来的组织能力和行动力量的加持，个体的不满就极易迅速演化为大规模的群体事件。前不久发生在四川江油和海南的基层冲突事件，便是这种矛盾激化的前兆。这种直接挑战基层政权权威、动摇中共执政根基的风险，对于中共而言，远比经济下行更为可怕。政府宁愿在城市通过低效的“稳岗”政策来创造岗位，也要避免将数以亿计的“新组织力量”释放到缺乏监管和稳定基础的农村基层。

五、“规模性返乡滞乡”势必引发土地“价值重估”危机

在基层矛盾中，最核心且最容易引发激烈冲突的，依然是土地问题。土地是农民最后的生存保障，也是维系他们与家乡关系的纽带。农民工的返乡潮，势必引发一场对土地“价值重估”危机。

​在过去城市收入高企的时期，农民工对家里的土地采取了“轻视”的态度。他们更看重城市打工带来的每月数千元稳定收入。

近郊农民在城镇化过程中对土地出让金的给付本来就心存不满，这些人在政府安排工作的情况下都不“安分”，现在失了业，回到了没有土地的家，他们肯定会更不“安分”。

城市远郊和偏远地区的农民在土地集中经营过程中，对土地租金的要求不高，甚至乐于将土地低价流转给农业公司，以便安心在城市工作。这使得许多农业公司在政府鼓励“集中耕种”的政策下，得以以低廉的价格、长达十几年甚至三十年的期限，将土地集中连片承包下来，进行规模化农业开发。

​然而，这种平衡在失业潮中被打破。当城市收入中断，返乡农民工的生活来源彻底被切断，土地成为了他们唯一的生计选择。此时，他们对土地的“价值期望”随之大幅提升。他们不再满足于每年仅几百元或上千元的低廉租金，可能会要求收回土地自用，以进行更高附加值的家庭经营活动，例如发展小型加工厂、特色养殖业或乡村民宿。于是矛盾爆发了。

​对农民工而言，这是生存权的问题，他们要求收回本属于自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用于生计自救。

​对农业公司而言，他们已经投入了大量的长期资本（如灌溉系统、大型农机），收回土地将彻底打破其规模化经营的连片格局，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他们会以“合同期限”为由拒绝退还。

​更严重的是，许多早期的土地流转合同，往往是在基层干部的权力介入下，以不透明、不合理的价格签订的。农民工返乡后，一旦发现自己的土地权益被变相剥夺，立即会将矛头直指村干部与农业公司结成的利益同盟。这种由“钱”与“权”共同推动的土地流转，一旦遇到返乡大潮的冲击，其后果远比历史上东汉末年和明末的土地兼并更为复杂，可能会产生同样、甚至更大的后果，这是中共最忌惮的。

六、“规模性返乡滞乡”不利于中共对农民工的监控

“规模性返乡滞乡”是一种逆城市化行为。

中共实施城市化，不仅是基于行政管理的便利和降低行政管理成本，也不仅是城市房地产开发的需要，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便于对公民的控制——现代化进程中的城镇化，早已被中共巧妙地转化成了集中控制民众的手段。

城市基础设施垄断化、武器化是中国城市化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一个显著特质。电力、供水、供气、供暖是城市生活的基石，也是中国政府控制公民的工具，电力、供水、供气、供暖一旦被切断，个体的生产和生活能力将瞬间崩溃。

​这种城市基础设施武器化为中共提供了精确的管控民众的工具。对于被认定为“不忠”或“高风险”的个人、家庭乃至特定社区，政权可以实施定向的断水断电断气断暖。这比传统的逮捕和监禁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对民众产生的威慑心理效果也更为强大。这种威胁使得民众将维护与基础设施的连接视为维持生存的首要任务，从而有效地消解了反抗的意愿。

乡村居民拥有自然水源、传统燃料等低依赖性生存备选方案，使他们对中心化基础设施的依赖程度较低。民众一旦被大规模吸纳进城市，他们就彻底陷入了对城市基础设施的零容忍依赖。在城市，他们无法轻易找到替代水源或燃料，使得其生存脆弱性急剧增加。

城市无处不在的监控网络，无疑是控制公民的最有效手段，这在农村的自然村庄是不可想象的，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回到政府没法监控的乡村，对中共来说是一件十分恐惧的大事。他们清楚的记得自己是如何从国民党手中夺取政权的，那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他们也非常清楚，在他们的历史中，最对不起的就是中国的农民——改革开放前，他们用农副产品剪刀差，牺牲了一代农民，成就了中共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后，他们用低工资、低福利、低人权牺牲了一代农民工，成就了中共世界工厂的地位，如果让数以亿计的失业农民工回到农村，如果有人如法鼓动，如法炮制，共产党有可能成为国民党 2.0。农民工失业返乡前的工友来自全国各地，很容易形成全国性串联，导致全国性运动，这是共产党最恐惧的事情。

七、结语

​农民工“规模性返乡滞乡”带来的中共政权的极度恐慌，是中共对自己的政治制度极不自信的表现。如果中共不进行深层次的、外科手术式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建立一个宪政、法治、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的公民社会，不推行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现代治理体系，中共的这种恐惧将长期存在，直到垮台。

2025-11-24

2025 年 11 月 30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