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卑斯之鹰：中苏冲突简史（3）

1962 至 1963 年间，随着中苏矛盾问题愈演愈烈，世界上其他国家方才了解到两大赤色政权间的冲突一触即发，这始于毛泽东 1964 年 7 月 10 日在同日本社会党代表团会谈时公开且主动地提及这一问题，在采访中毛表态支持日本对千岛群岛的主张，同时指出苏联在 1954 年以来在蒙古、新疆（西部）和黑龙江以北地区（北部和东北部）的中苏边境集结军队对其政权的威胁，毛直言不讳地批评了苏联“昭然若揭的对土地的野心”，一周后，总理兼任外交部长周恩来又向西方国家的新闻界透露，1957 年 1 月他便曾提出涉及日本、中国、中东和东欧的领土问题，希望苏联能公平公正地处理，但未能从赫鲁晓夫那里得到满意的答复。可以说，中苏领土争端始于 1954 年，比 1956 年的意识形态分裂早两年。如果说意识形态分裂最初只是意见上的分歧，那么这个裂痕很快就变成了鸿沟。在 1959 年 6 月，随着毛泽东不断地挑战苏联的领袖地位，赫鲁晓夫干脆取消了 1957 年《新国防技术协定》中向中国提供原子弹图纸的承诺，催动了中苏关系倒退。

而中苏间第一次直接公屏叫骂出现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当时中国和印度正处于边境摩擦，苏联则支持印度，作为回应中国谴责苏联的背叛，赫鲁晓夫则反击指出中国在香港和澳门问题上搞双重标准，好似两个满嘴粗俗互相指责的青年，不过这两个共产主义巨头虽然相互攻击，但还是只停在口头争吵上；

尽管争吵不断，苏联和中国还是于 1964 年 2 月 25 日在北京进行了首次关于边境争端的会谈。第一轮会谈主体集中在“不平等条约”的定义上，中方拿出国际上以河流划分边界的原则—即国际河流的分界线应沿主要河道中心线划定，根据这国际法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上的大部分河中岛屿都应归属中国，但苏联不出意外地拒绝接受中国关于边界的立场，并否认 19 世纪的边界条约是“不平等的”，声称“苏联从来就没有和任何邻国发生过领土冲突”，甚至拿出了一份自己绘画的地图挑战中国主张。

这又引出了双方对地图的争议，中国认为当年俄国逼迫清朝签订的《北京条约》中使用的地图不准确，因为比例尺为 1:1000000，根本无法确定归属，中国拉出了一张更大比例尺的边界地图以支持其立场，但苏联同样对此拒绝，苏联拒绝接受中方提出的消除“不平等条约”之中原则是因为如果接受这一点可能会为中国追回俄国当年鲸吞的 55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提供契机，这些土地无一例外不是在当年俄罗斯强迫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所丢失的，尽管 1973 年 10 月《纽约时报》采访中周恩来主动示好声称北京从未期望莫斯科归还这大片地区，但这也足够让苏联认为“已经没有什么好谈的了”，同时苏联言明：在双方都能接受的新条约达成之前，旧时代的条约和相关的历史效应都会继续生效且必须维持现状。第一次中苏边界谈判就这么不欢而散。

1968 年 8 月，苏联裹挟部分华沙条约成员国以军事演习为借口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苏联红军六小时内瓦解并侵占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令世界人民深感震惊，同时也加剧了中国的不安感，毛泽东在当时的会议上提出“勃列日涅夫的霸权主义不仅适用于东欧，也适用于中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不久，共产主义阵营中的下一个大议程是 1969 年 3 月 17 日至 22 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全球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筹备会议，众所周知，勃列日涅夫早就想利用这一国际会议平台的机会来批判孤立中共，毛泽东对此也有心知肚明，也许在这时他脑海里就已经有了策划一起主动出击的边境事件来打莫斯科的脸，将揭示“苏联搞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真面目，也将证明苏联提出的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以反对美国和西欧的资本主义的行为是多么虚伪可耻”的大棋。

这次事件后来便是珍宝岛之战。

1965 年起，苏联就开始在中苏边境进行大规模的军事集结。1965 年，苏联在边境地区部署了 14 个一线作战师，其中两个师处于战备状态；到 1969 年，苏联在边境地区的部队增加到了 30 多个师（其中大约一半处于战备状态），总人数达到 27 万至 29 万人。1966 年 1 月，苏联借与蒙古的互防条约开始在蒙囤积军备进一步刺激了中国，长达 4500 公里的中蒙边境线能同时对中国北部、东北部、西北部构成了威胁，其距离首都北京只有约 560 公里，中途地形一马平川，相当适合苏联人擅长的坦克集群冲击。自 1967 年起，苏联又在边境部署了“天平”（SS-12）战术核导弹，这种射程长达 500 英里，携带 500 千吨的核弹头的武器足以将毛泽东在北京的住宅瞬间化为灰烬，中国无疑意识到了这些活动，并在宣传中将苏联的军事威胁作为进一步证明莫斯科“侵略性”和“修正主义”的证据。1967 年 1 月，毛泽东提到苏联军队“在行动”，中国后来声称苏联军队“再三”增加了中苏边境的部队。1967 年 9 月，《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指出苏联“加紧在蒙古的军事扩张和战争准备，试图将该国变成‘反华包围圈’的一环”。

虽然中国在蒙古/黑龙江边境地区的人数上占优，但这些部队大多是还在靠两条腿跑路的步兵，更缺乏苏联部队所拥有的火力支援，在紧张局势升级之前中国在东北地区部署了约14个步兵师，在内蒙古和新疆各部署了5个师。在这两个地区还有额外的大约相当于2至3个师的边防军，每个师配有一个炮兵团和其他支援单位，中国还以其臭名昭著的生产建设兵团作为补充，算上他们，中国在上述地区共有35至40个师，相当于38万至48万人（每个师平均约11000至12000人），作为战略预备队的沈阳军区有14个或更多师，如果需要还可以由北京军区的一部分部队提供支持，中国唯一可以拿来一谈的优势大概是他们可以迅速将这些部队调往乌苏里江、黑龙江和蒙古，毕竟这块地区的交通网是整个中国最发达的。

相比之下，苏联军队几乎都是机动部队，其中一半是装甲部队，拥有更优质且数量更多的火炮、飞机和直升机，关键在于苏联不仅坦克数量更多，而且质量一流，更不用说苏联甚至在新疆地区都把有人数上的优势，这一切的一切都使得中国在北部和东北部在人数上的小优势变得虚无缥缈。此外苏联的后勤支援方面也远超过对方。

随着中苏关系日益紧张，边界冲突也不断增加，据中国消息来源称从 1964 年 10 月到 1969 年 3 月就发生了 4189 起边界事件，比 1960 年至 1964 年期间多出一倍半。双方都承认存在零星的边界事件。苏联指责中国在 1959 年在新疆的天山山脉主动挑起冲突。据苏联称，中国在 1962 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增加了事件的频率。从 1966 年到 1968 年初，冲突从推搡升级到用棍棒互殴，北京有几种解决中苏边界冲突的选择。第一种选择是采取克制态度，维持现状，中国士兵将尽一切努力避免与苏联部队发生暴力冲突；第二种选择是限制战斗水平，防止战斗升级；第三种选择是对任何进入中国领土的苏联军队进行严厉打击，包括使用致命武力。在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氛围和全国范围内的“反修”和反苏运动中，毛泽东选择了最为激进的第三种计划，剩下的问题是选择时间、地点和机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解放军总参谋部提出了在珍宝岛进行“反击”的计划。

中国记录的苏联边界侵犯始于 1967 年 1 月 23 日在达曼斯基岛，也就是珍宝岛上的一次“入侵”，然而，位于珍宝岛上游仅 7 公里处的七里沁岛为中国提供了对苏联挑衅采取更强硬回应的借口。1968 年 1 月 5 日，苏联边防军搭乘两辆装甲车开上七里沁岛与中方爆发冲突，导致四名中国农工死亡，另一名伤者不治身亡。中国称截至 1969 年 3 月 2 日，苏联军队 16 次进入珍宝岛（其中 1969 年 1 月和 2 月各 8 次），18 次进入七里沁岛，并多次使用直升机、装甲车开进乌苏里江沿岸约 8 公里的恰博子岛（卡波茨/布延岛）。在七里沁岛出现了人员伤亡后，林彪主持的中央军委向沈阳和北京地区发电报要求提高警戒状态，做好必要的军事准备以支持任何外交回应。在电报中林彪说：

如果苏联人来打我们，我们要反击，但不要开枪；如果苏联人用装甲车攻击我们，我们可以相应地、果断地、坚决地对其迎头痛击，我们会炸掉他们的车辆并用棍棒对付他们的人员，但不允许开枪；如果俄国人向我们开火，我们会向空中开枪示警，如果经过两次这样的警告，俄国人仍然向我们开火，我们的边防部队就可以进行自卫还击。但这必须本着‘先礼后兵’的精神，所有的抵抗必须在我们的领土内进行。

虽然中央军委的指示中带有一定的克制，但在外交上却全力出击。中国外交部不断地指责俄国人“撞击中国渔船，抢劫中国渔民并用高压水枪冲击中国渔民......绑架中国渔民”，殴打和打伤中国边防部队，夺取武器装备，侵犯中国领空。指责不仅仅是单方面的，苏联也指责中国在 1969 年 6 月至 8 月之间有 488 起“故意侵犯苏联国界”的事件，后来有消息称，1965 年至 1968 年间，共发生了 8,690 起边境事件，涉及 35,000 名中国人，其中包括 3,000 名士兵。

1969 年 2 月 7 日，据中国方面消息来源称，苏联士兵在珍宝岛向中方巡逻队开火，进一步加剧了中苏边界的紧张局势。中央军委向沈阳和北京军区发电报，指示中国边防部队这次要进行反击。他们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和地点，但“只有在有把握取胜的情况下才反击。”中央军委仍然提出了警告，强调边界上的战斗主要是政治和外交斗争。因此每一个边防行动都要考虑全局，严格按照请示和汇报的规定进行。尽管最后时刻仍希望通过外交解决问题，但要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一项名为“珍宝岛反干涉斗争计划”的方案应运而生。1969 年 2 月 19 日，解放军总参谋部和外交部批准了该计划，毛泽东批准将进攻珍宝岛作为打响反击苏联的第一枪。

珍宝岛是一个理想的进攻地点，因为它明显位于中国一侧的主航道上，在 1964 年的边界谈判中基本上被划归中国，因此中国对其拥有权的主张非常强。此外在珍宝岛进行攻击对中国具有重要的战术优势：中国岸边的地势较高，从而为驻扎在那里的部队、炮兵提供了完美的视野；中国岸边距离岛屿大约 100 米，而苏联那边大概有约 400 米；最近的中国边防哨所肯定比最近的苏联哨所要近得多。总参谋部指示沈阳军区和黑龙江军区“争取行动的突然性”、“速战速决”和“避免纠缠”。在取得胜利后，部队被命令撤退到安全地点并取得“可靠证据”，例如缴获苏方武器装备并拍照。毛泽东批准了该计划并授权周恩来监督行动，中央军委直接控制这次袭击。

在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后，沈阳军区和黑龙江军区开始增援乌苏里江地区，派遣了第 133 师（46 集团军）的两个侦察排和 67 师（23 集团军）的两个步兵连。为了协调可能的战斗，在合江军分区参谋长王子良的指挥下于公司湸子设立了前线指挥所。在 2 月 7 日的两方又一次互相开枪射击事件后，中国认为进一步的武装对抗迫在眉睫，合江军分区又进一步加强了一个侦察连，珍宝岛之战就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