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華：我的哥哥王炳章——76年的歷程

逃難返鄉

炳章 48 年出生在中國沈陽，正值遼沈戰役決戰階段。全家被困在瀋陽城內，在城內斷電，斷水，斷糧的緊急情況下，父親帶領全家老小逃離了瀋陽。丟了生意及房子，花了所有積蓄顧了一輛馬車拉上全家踏上返回河北老家的路。全家 8 口人，我的爺奶、小叔、小姑、媽媽懷裡抱著哥哥，還有四歲的大姐。據我爸爸講，解放軍只允許百姓出城，但不允許任何人進城。

窮困生活

河北土地貧瘠，十年九旱。返回老家全家無以維持生計。在外婆家的資助下父親買了兩只奶羊，徒步走到北京尋求生意機會。在我大爺爺的建議下開始賣羊奶為生。而後將全家人接來北京生活。大爺爺早年在京城讀書，做了律師，及其富有。在他的接濟下又買了奶牛，這樣一家人的日子就穩定了。

公私合營

在經營奶牛廠的日子裡，姐姐和炳章每天幫助父親幹活。炳章膽子大，曾經獨自去河北老家買兔子，坐火車帶回北京養殖，每當檢票員查票時，他就帶著兔子躲在廁所躲過查票員。但好日子沒過幾年，公私合營運動中，牛奶廠被合營了。父親被分配到副食品商店做了會計，叔叔留在奶廠當了工人。不久位於北京玉淵壇地段的私房被徵收，國家建了釣魚台國賓館。我們和叔叔家搬到北京西郊的四季青農村附近，住在政府分配的簡易房。

自然災害

60 年我開始上小學，每天盼望的就是等炳章哥哥放學回家，我們兩個一起去採野菜，或者是摘樹葉以補充不夠的糧食。他騎自行車帶著我，帶著爸爸做的長竹竿到運河邊（這是流入頤和園的運河）去摘樹葉，我記得最好吃的野菜中是榆樹花，它有點甜，還有黏性，與其他野菜參在玉米面裡面做的窩窩頭不散架。最難吃的是柳樹葉和苦苦菜都發苦。秋天爸爸帶著炳章和我到郊區去挖紅薯和檢紅薯葉。我記得最清楚的那些日子是：“炳章天天喊餓”。還有，我外婆死于自然災害的 1961 年、舅舅家的雙袍胎的一個女兒和我小姨誤食了太多有毒野菜死於同一年。

上學的日子

兒時的炳章特別膽大也淘氣，經常闖禍，媽媽頭痛，到了 5 歲，我媽讓我姐姐帶他去上學。他耍賴非要我姐姐背他去上學。結果在課堂上他特聽話。自此，一路學業優秀。初三畢業時，因為家庭人口多，只有我父親一人的 32 元工資，生活實在困難。爺爺奶奶，爸爸媽媽加我們兄弟姊妹 5 個，全家 9 口人。父親希望他工作。我記得他就讀的海淀區第十九中學的班主任鄧吉武老師特地跑來我家，極力勸我父親讓炳章繼續讀書。由此，炳章得以繼續讀至高中畢業，並於 1963 年得到北京市中學生金質獎章。而後，1965 年以考取北京醫學院第一名的成績被錄取。炳章也答應我父親，暑假去父親工作的水果公司做臨時工，補貼家用直至高中畢業。

文革災難

文革開始，一片混亂，我父親擔心炳章，便帶著我去北京醫學院找他，但無果。之後一天，突然一群紅衛兵衝進我家，翻箱倒櫃開始抄家，我奶奶嚇得癱在地上。領頭那人叫李文普，是我哥哥高中三年的摯友。他大吼大叫說：“快把你哥哥的反動日記拿出來，你哥是校長培養的修正主義苗子，我們紅衛兵要打到他”。我看著他沒有言聲，心中罵道，你個王八蛋，過去三年在我家白吃白喝多少次了，還都是我做的飯。真是個忘恩負義的東西。他們連我家煙囪都拆下來打爛了，也沒找到任何他們要的東西。一週後炳章回家了，他把頂在頭上的報紙拿下了，我才看到他被剃了陰陽頭。我趕快找剃頭的推子幫他剃頭。炳章告訴我，他被李文普帶的紅紅衛兵抓回十九中學陪斗。那天有校長王家俊，黨委書記趙炎，班主任鄧吉武，高中語文老師趙耀良......總共 10 多個，包括附近農村的黑五類。多虧他的同班同學也是女朋友的玉蘭姐出面制止動武的紅衛兵。她撲在炳章身上大喊：“我家數代貧農最紅的紅五類，你們誰敢打我”。那晚，十九中學打死了三個地主。畢業後炳章與玉蘭姐結婚一起去了青海的玉樹藏族自治州行醫數年。但是我家的災難還沒有結束。不久我父親被抓也被專政不許回家，父親被誣蔑為落網資本家，被整整關了三年。回家後確診胃癌，在炳章實習的北大醫院住院手術救回了一命。

心中不平

炳章因病返回內地，就職於河北省醫學科學研究院，從事心血管研究工作。因緣於表哥官至省級幹部得以有機會去拜訪河北省副省長張承先。他因病住在省人民醫院高幹病房。醫院最高的一整層是專供的高幹病房。那天只有張付省長一人住院。炳章異常驚訝的是還有持槍的軍人站崗。炳章通報後，衛兵進去核實后才獲准進入。辦完事後，炳章下樓看到那些擁擠在大廳等候看病的普通人，又想起在青海那些貧困的藏民，他心中異常震撼，更多的是難過和不平。

付諸行動

炳章在我眼中就是一個普通男兒，與一般男生一樣，爭強好勝，喜歡追求漂亮女生。他性格很倔強，一經決定的事就要做到底。中國之春自發刊之日起，炳章就走上了不歸路，無論多麼艱難他一直堅持，直到被綁架。我從未見他流過淚。今年他 76 歲了。用他反覆說過的一句話“成功不必在我，功成必有我在”送給我的炳章哥哥 76 歲生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