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空：“中国式现代化”还是“通往奴役之路”？评雷雅雯“The Gilded Cag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State Capitalism in China”（上）
雷雅雯这本书，取名叫《镀金的鸟笼》（The Gilded Cage），很见巧思。这让我想起早年改革开放之初陈云提出的那个著名的“鸟笼经济”之说。那时候，“鸟”是市场经济，要放活；“笼子”是国家计划，要管住。鸟要飞，但不能飞出笼子去。这个比喻，形象地道出了当年中共摸着石头过河，既要搞活又要可控的矛盾心态。
几十年光景过去，雷雅雯这本书告诉我们，鸟和笼子的名堂都变了。今天的“鸟”是谁？“笼子”又是什么？这个笼子，不再是当年那个简陋的铁丝笼，而是“镀金”的，金光闪闪，看上去华丽、坚固，甚至让人羡慕。但鸟终究是鸟，笼子终究是笼子。这金光闪闪的背后，笼中人的真实处境又如何？雷雅雯以一位社会学家的细腻观察和多年的田野功夫，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当代中国科技、发展与国家资本主义相互纠缠的复杂图景。这幅图景，与其说是鸟笼，我看倒不如说，更像福柯笔下那座“圆形监狱”（Panopticon）——一种更精致、更深入骨髓的规训体制。身处其中的人，不知道自己何时被监视，但又无时无刻不感受到监视的存在，于是只好自我约束，按照规训者的意图行事。
这本书的核心关切，追根究底可以归结为一个大问题：中国当下这套由国家强力主导的“技术 - 发展型”国家资本主义（techno-state capitalism），是否真的走出了一条迥异于西方、且可持续的康庄大道？抑或，这种模式本身就蕴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其“镀金”的表象之下，是社会活力的窒息和个体权利的全面让渡，最终将导致整个体系因僵化而变得脆弱？
本文第一部分，先看看这个新“笼子”是怎么来的，探讨一下国家资本主义的“技术转向”；第二部分，讲讲“鸟”的更替，看看这场由国家主导的“创造性毁灭”付出了什么代价；第三部分，分析一下“新鸟”，也就是平台科技巨头的崛起，以及它们与“笼子”之间那种既共生又紧张的关系；第四部分，也是最重要的，要看看形形色色的“笼中人”——无论是被淘汰的“旧鸟”，还是被圈养的“新鸟”——他们的真实处境和喜怒哀乐。
一、
凡事要有个由来。雷雅雯这本《镀金的鸟笼》，讲的是当下中国的故事，但要把这个故事说清楚，还得从“土地财政”看起。这四个字，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差不多就是中国城市化这部大戏的“戏眼”。上世纪九十年代搞分税制改革，地方上钱袋子紧了，事权却没少，怎么办？眼睛只好盯上了脚下的土地。于是，“一手征地、一手卖地”的模式应运而生。这套办法，好不好？当然好。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基础建设一日千里，城市面貌焕然一新，靠的就是这笔从土地里“生”出来的钱。这套办法，有没有问题？问题大了去了。
雷雅雯这本书的观察，恰恰是从这个我们熟悉的逻辑走到瓶颈处开始的。她敏锐地发现，大约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原先那套玩法在沿海发达地区开始玩不转了。原因很简单：地越来越少，也越来越贵；劳动力成本也水涨船高。过去靠“三来一补”就能发财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地方主政者们普遍陷入了一种“增长焦虑”。旧的增长引擎眼看要熄火，新的引擎又在哪里？
于是，一个响亮的口号应运而生——“腾笼换鸟”。这个词很生动。“笼子”是什么？是有限的土地、资源和政策空间。“鸟”又是什么？是那些占着“笼子”的企业和产业。要把“旧鸟”——也就是那些劳动密集、高污染、低附加值的制造业——请出去，把“新鸟”——高科技、高附加值、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引进来。雷雅雯在书中把这个过程定义为中国向“技术 - 发展型政体”（techno-developmental regime）的转向。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一场产业升级，更是一场深刻的治理模式变革。地方政府的角色，从过去那个提供土地、修桥铺路的“开发区主任”，摇身一变，成了一位精挑细选的“风险投资家”。增长的赌注，不再押在“人海战术”和“土地扩张”上，而是押在了“技术红利”和“工程师红利”上。这个“镀金”的新笼子，最初就是这么来的，是地方政府为了应对增长焦虑，给自己找到的新出路。
问题是，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你一个地方官，凭什么就能分得清谁是“好鸟”，谁是“坏鸟”？凭感觉？拍脑袋？那和大跃进又有什么分别？雷雅雯在书中用了大量篇幅，为我们细致地描绘了这套“鸟/笼逻辑”（bird/cage logic）是如何具体运作的。答案是，靠一套全新的、号称“科学”的“增长标尺”，也就是雷雅雯笔下的“工具性装置”（instrumental apparatus）。
这个“装置”说白了，就是把过去那种模糊的、凭经验的招商引资，变成了一套精密的、量化的绩效评估体系。这套体系无所不包，上至评价一个地区的发展潜力，中至筛选一个投资项目，下至评判一个具体的人才。雷雅雯在书里给我们展示了广州某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评价体系》，洋洋洒灑，从 GDP 增速、财政收入，到高新技术产品增加值占比、R&D 经费支出占比，几十项指标，每一项都有明确的分值和正负向。一个地区的工作好不好，不再是“面貌一新”这种模糊的文学描述，而是看这些 KPIs（关键绩效指标）的得分。
企业也一样。你想被当成“好鸟”请进笼子里来，享受土地、税收、信贷上的种种优惠？那得先填表，接受“科学”的评定。雷雅雯展示的《高新技术企业评价表》就是这么个东西。知识产权、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研发组织管理水平……每一项都量化打分，最后得出一个总分。分数够了，你就是“高新企业”，是座上宾；分数不够，对不起，你就是“过时产能”，是“旧鸟”，得赶紧腾地方。
最有意思的是，连人也开始被这套“标尺”来衡量。我们过去讲户籍制度，是把人简单粗暴地分为“城里人”和“乡下人”。现在这套办法显得“科学”多了。雷雅雯详细分析了深圳的“积分入户”制度。学历、技能、纳税额、有无房产、甚至献血和做义工，统统折算成积分。分数高的，才有资格成为这个城市的“新市民”，享受这里的公共服务。雷雅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制度的本质，是一种基于“人力资本”的筛选，它系统性地偏爱那些“高学历、高技能”的专业技术人才，而将广大的“低技能”劳动者排斥在外。
读到这里，我不禁想起哈耶克对“惟科学主义”（scientism）的深刻批判。当人们过于迷信所谓“科学方法”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时，当复杂的社会现象被强行简化为可以计算和规划的指标时，其结果往往不是更科学，而是更武断，是“致命的自负”。地方政府试图扮演全知全能的“规划者”，用一套看似客观中立的指标体系来甄别“好鸟”与“坏鸟”，这本身就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精神。市场的魅力，恰恰在于它的不确定性，在于它允许无数匿名的个人去试错、去探索，从而发现那些任何“规划者”事先都无法预见的价值。马化腾当年搞 OICQ 的时候，哪家政府的“评价体系”能算出来他会成为一只价值万亿的“好鸟”？
这套“工具性装置”一旦建立起来，就产生了强大的激励效应，或者说，扭曲效应。对地方官员来说，工作的目标不再是真正地服务地方经济，而是做出漂亮的“数据”，在考核评比中胜出。对企业来说，经营的目标不再是满足消费者需求、创造价值，而是在各项评估中“刷分”，以获取政府补贴和政策倾斜。于是，我们看到各种荒诞的现象：企业为了凑够专利数量而去申请大量毫无价值的“垃圾专利”；为了达到研发投入的指标而虚报开支。每个人都围绕着这套“标尺”在行动，都在“理性”地最大化自己的得分，但整个体系的真实效率和创新活力，却可能在这个过程中被悄悄侵蚀了。雷雅雯称之为“超工具理性”（hyper-instrumentally rational），我看，用中国的老话讲，就是“唯指标论”，形式主义。
这场“技术转向”最大的新特征，是国家权力与现代科技，特别是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如果说过去的计划经济靠的是算盘、电话和文件，那么今天的“技术 - 国家资本主义”靠的则是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雷雅雯在书中提到的“数字驾驶舱”（digital cockpits），就是这个新体制的绝佳写照。地方主政者们坐在巨大的电子屏幕前，看着上面实时跳动的各项经济社会指标，仿佛运筹帷幄的指挥官。城市被视为一个可以被数据化、可以被“优化”的复杂系统。
这就带来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当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插上了技术的翅串膀，变得前所未有地强大和精准时，它与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互补，还是替代？按照官方的说法，这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但实际情况呢？当政府手握所有数据，并试图用一套统一的算法来配置所有资源时，市场自发调节的功能还剩下多少？当一个企业能不能拿到土地、贷款，不再取决于它的产品有没有市场，而是取决于它在政府的评估系统里得分高不高时，企业家精神还有多少生存空间？
这套被技术高度赋能的“笼子”，看似是为了更好地引导和服务市场这只“鸟”，但它自身的运行逻辑，却越来越像一个自我循环、自我强化的权力系统。它用“科学”和“发展”的名义，将复杂的社会经济活动简化为冰冷的指标；它用强大的数据和算力，将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个人都变成其精算和管控的对象。这个笼子，远比先生当年那个简陋的“鸟笼”要复杂、要精致，也因此更加坚固、更难逃脱。它外表镀着一层耀眼的技术和效率，但其内核，仍然是国家权力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面渗透和主导。这与其说是习近平所谓的“中国式现代化”，不如说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
二、
经济学里有个词，叫“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是熊彼特提出来的。说的是市场经济里，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出来，就会把旧的给淘汰掉。这个过程看着残酷，却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就像汽车出来了，马车夫就得失业；数码相机普及了，胶卷厂就得关门。这个道理不难懂。
不过，读雷雅雯这本书，我发现中国的这场“鸟”之更替，味道不太一样。熊彼特讲的“创造性毁灭”，动力来自市场，是企业家和消费者“用脚投票”的结果，是个自下而上的过程。但在中国，我们看到的却是一场由国家权力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急风暴雨式的运动。雷雅雯在书里专辟一章，讲“过时资本与劳工”（Obsolete Capital and Labor）的命运，读来让人心情沉重。
故事的主角，是那些曾经为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立下汗马功劳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曾几何时，它们是地方政府的座上宾，是解决就业、创造税收的“香饽饽”。雷雅雯的田野调查集中在珠三角，那里的情况我们都熟悉。当年的中共乡镇干部，为了招商引资，真是跑断了腿、磨破了嘴。只要你肯来投资，土地、税收、劳工，一切都好商量。正是这种“地方法团主义”，加上无数农民工的辛勤汗水，才有了后来几十年的所谓中国经济奇迹。
然而，风向说变就变。还是那个“腾笼换鸟”的逻辑。当地方政府的“增长标尺”从 GDP 转向“高科技”和“创新”时，这些昨日的功臣，一夜之间就成了“落后产能”，成了“笼子”里必须被清理出去的“旧鸟”。雷雅雯的访谈里，企业家们充满了困惑与愤懑。他们发现，原本笑脸相迎的官员，变得横眉冷对；原本行得通的做法，突然就“违法违规”了。
怎么个清理法？不是靠市场竞争，而是靠行政手段。雷雅雯记录了地方政府的“组合拳”：环保、消防、安监、劳工等部门轮番上阵，以“执法”的名义进行高强度的检查。今天说你排污不达标，明天说你消防有隐患，后天又说你用工不规范。标准呢？说变就变，而且越来越严。一位企业主抱怨道：“他们早上发一个命令，晚上就能废掉它。”另一位则说得更白：“政府就是不想让你活了。”罚款、停产整顿、甚至直接查封关停。这些曾经被容忍甚至鼓励的“灰色地带”，如今都成了套在民营企业头上的紧箍咒。
这背后是什么道理？真的只是为了“绿水青山”或者“安全生产”吗？雷雅雯的分析指出了更深层的原因。这些严苛的执法运动，往往与地方政府清理土地、为“新鸟”（高科技产业和房地产）腾挪发展空间的意图紧密相连。一家“旧鸟”工厂被关停，它占用的那块宝贵的工业用地就可以被“盘活”，重新招拍挂，引进更“高端”的项目，既完成了产业升级的 KPI，又为地方财政带来了可观的收入。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执法行动常常是“运动式”的，充满了选择性和随意性。一位官员甚至向雷雅雯坦言，这就是“杀鸡儆猴”，就是要制造一种高压态，迫使这些“低端”企业自己“知难而退”。
这个过程，深刻地暴露了中国民营企业产权的根本脆弱性。我们讲市场经济，基础是产权。你的财产是你的，受法律保护，不能被随意侵犯。可是在“腾笼换鸟”的运动里，我们看到的是，企业家的财产权，包括厂房、设备、土地使用权，其价值的生杀予夺，并不由市场决定，而是取决于政府的一纸文件、一场运动。当你是“好鸟”时，你的产权是安全的；当政策风向一变，你成了“坏鸟”，你的产权就岌岌可危。
雷雅雯访谈中的企业家们那种普遍的焦虑和无力感，根源就在于此。他们面对的，不是来自市场竞争的、可预期的风险，而是来自政府行为的、完全不可预测的“政策风险”。一位企业家说得好：“我们不怕市场竞争，但政府的干预正在杀死我们，因为我们根本无法预期他们会出台什么样的政策。”在这样一个“规则可以随时改变”的环境里，企业家怎么可能做长期投资？怎么敢投入巨资搞研发创新？他们最理性的选择，反而是“捞一把就走”，搞短期行为。从这个角度看，“腾笼换鸟”运动，虽然名义上是为了促进产业升级和创新，但它采用的手段，却恰恰在破坏创新所必需的最根本的制度基础——稳定的产权预期和法治环境。这岂不是缘木求鱼？
比“过时资本”的命运更令人揪心的，是“过时劳工”的处境。如果说企业家们还尚有资本可以转移，尚有发声的渠道，那么千千万万在这些工厂里打工的农民工，他们的命运就更加被动和无声。
雷雅雯准确地捕捉到了官方话语体系里一个冰冷而残酷的词——“低端人口”。这个词的出现，标志着一种新的、更精致也更残酷的社会排斥机制的形成。过去我们讲城乡二元结构，那道鸿沟主要基于户籍，是身份上的。现在，一道新的鸿沟出现了，它的标准是“人力资本”，是“对技术发展的贡献度”。
谁是“低端人口”？在“腾笼换鸟”的逻辑里，就是在那些“低端”产业里从事“低端”劳动的工人。雷雅雯书中引述一位地方官员的话，可谓一语道破天机：“研究发现，两个低端人口会带来一个低端服务提供者……产业转移最终将有助于驱逐低素质人口。”话虽刺耳，却道出了这套政策背后的冷酷算计。城市需要的是“人才”，是能够为“高精尖”产业做出贡献的“高端人口”。至于那些曾经为城市建设流血流汗的农民工，一旦他们所在的产业被判定为“落后”，他们也就成了城市想要摆脱的“负担”。
这种排斥是如何实现的？雷雅雯的分析直指要害——通过公共服务的选择性供给。教育，就是最核心的一环。农民工的孩子想在城市里上学？可以，但要通过严格的积分制度来筛选。这套积分制度，说白了，就是为父母的“价值”打分。高学历、高技能、有房产、纳税多的“高端人才”，他们的孩子可以轻松进入优质的公立学校；而那些在工厂流水线上辛苦劳作的“低端人口”，他们的孩子则很可能被拒之门外，要么回老家做留守儿童，要么只能去上收费高昂、质量堪忧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
雷雅雯在调研中也反复听到类似的故事。一位在东莞打工的母亲，为了让孩子能上公立学校，想尽办法考各种职业证书来“加分”。她说：“我知道那些证书没什么用，但为了孩子，没办法。”这种以“贡献”为名对公民基本权利进行差别配置的做法，不仅制造了巨大的社会不公，更是在代际间固化了这种不平等。它斩断了底层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最重要通道，形成了一个新的“身份”壁垒。这不再是简单的城乡之别，而是在城市内部，用教育、住房等公共资源，划出了一道看不见的、却难以逾越的鸿沟。一边是生活在配套完善的社区、子女享受优质教育的“科技精英”；另一边则是居住在城中村、子女入学无门的“低端劳工”。
这种做法，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深刻的社会和伦理危机。一个社会的发展，如果代价是将一部分人定义为“低端”而加以排斥和牺牲，那么这种发展的正当性何在？一个自称“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又怎能心安理得地将它的人民划分为三六九等，并以此为据来分配公共资源？这种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底色的治理逻辑，与现代文明社会所追求的公平、正义和包容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它或许能在短期内提升城市的“品质”和“竞争力”，但长期来看，必将撕裂社会，埋下巨大的冲突隐患。
总而言之，雷雅雯对“鸟”之更替的描绘，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式“创造性毁灭”的另一面。它不是一个自然演进的市场过程，而是一场由国家权力精心策划和强力推动的社会工程。在这场工程中，效率和增长的宏大叙事压倒了一切，而个体权利和程序正义则被轻易地牺牲。资本的产权是不安全的，劳动者的尊严是可疑的。这是一个没有赢家的游戏：企业家失去了安全感和长期预期，劳动者失去了希望和向上流动的阶梯，而整个社会，则可能在“镀金”的表象下，逐渐失去其内在的活力和凝聚力。
2025 年 11 月 26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