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raphine：评曹长青《普京的真面目》（九）
4.
至于反复引用的“北约不东扩承诺”，则是对历史文献的彻底误用。1990 年 2 月，西德总理科尔与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之间确实曾就“东西德统一后北约是否东扩”进行非正式探讨，但当时仅限于德国统一语境，并未涉及更广泛的中东欧国家入约问题。更重要的是，该所谓“口头承诺”从未写入任何具约束力的条约，也未出现在 1990 年《最终解决德国问题条约》中。即使存在某种历史模糊，也不构成今日俄罗斯用武力否定主权国防选择的法律或政治依据。国际关系的基础不是道德怨恨或历史补偿，而是当代主权平等原则和宪章秩序。中东欧诸国出于对俄罗斯的地缘焦虑主动要求入约，是其主权决定，俄罗斯无权否决。
所谓“北约承诺不东扩”，是俄罗斯在每次对外军事扩张或边境紧张加剧时反复使用的外交叙事。它常被包装为“苏联在冷战结束时被西方背叛”的悲情史诗，藉此为今日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乃至干涉中东欧事务寻找历史道义的支点。然而，这一叙事在历史文献与国际法框架下根本无法成立。所谓“北约不东扩承诺”不仅在实质内容上极为模糊、范围有限，而且从未在任何具备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中被正式确立，更不能成为俄罗斯今天动用军事手段否定邻国主权选择的正当理由。
我们首先必须回到 1990 年，柏林墙倒塌之后，德国统一成为苏东剧变进程中的核心议题。此时的谈判焦点在于西德吸收东德后的安全架构安排，而非整个东欧未来是否可以加入北约。1990 年 2 月，时任西德外交部长汉斯 - 迪特里希·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和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在与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与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会谈时，确实有过表达“北约不会向东扩展其军事管辖范围”的言论。但这类话语是出于外交安抚语境下的非正式探讨，而且其使用的是含混词汇——“jurisdiction”（司法或政治影响力）而非“membership”（成员国）——明确表明其并非在谈论北约未来是否可以扩展成员国，而是在安抚苏联对统一德国领土驻军问题的短期担忧。
更重要的是，这些“口头表达”从未写入任何具约束力的国际条约文本中。在德国统一谈判最终签署的《最终解决德国问题条约》（Treaty on the Final Settlement with Respect to Germany, 1990）中，没有任何关于北约扩展限制的条款。该条约所规定的是苏军在 1994 年前从东德地区撤军，以及统一后的德国可以保持其在北约中的成员国地位。北约从未在条约层面作出“拒绝东扩”的任何承诺。事实上，戈尔巴乔夫本人多年后在接受《明镜》采访时也明确表示：“没有任何人向我们作出过东扩的正式承诺”。因此，将 1990 年的模糊外交语言上升为俄国今日主张自己“被欺骗”的依据，是完全没有任何道理的。
而即使退一步说，即便存在某种“道义上的承诺”，也完全不足以支持对主权国家武力施压。北约是一个成员国基于自愿选择加入的集体防御组织，并非一方单边扩张的帝国联盟。自 1990 年代以来，包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波罗的海三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均是因对俄罗斯日益显现的复仇主义与帝国回归倾向而主动申请加入北约。它们的入约不是北约“东扩”的机械推进，而是中东欧国家基于主权决策的集体避险机制。俄国若对此不满，应反思自身地缘信誉与邻国信任的破产，而不是将“北约违约”作为侵略邻国的借口。
更深层的逻辑危机在于，俄罗斯这一“承诺论”的基础本质上是历史复仇主义与对主权平等原则的否定。其潜台词是：苏联曾经对东欧有过控制权，而这一历史“地缘特权”应被保留或补偿；西方在冷战胜利后未能妥善照顾俄罗斯的“情感”，所以今日俄罗斯有权纠正这一“战略羞辱”。但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并非基于前大国的心理复仇权，而是基于《联合国宪章》明文规定的主权平等、边界不可武力更改与国家自决权。在这一框架下，任何以历史承诺、地缘情绪、战略失衡为由否定他国安全自主权的行为，都是对当代国际法的公然违背。
更现实的是，如果我们接受俄罗斯对“北约承诺不东扩”的叙述逻辑，那么势必打开一个极其危险的先例：任何大国只要自称“曾被欺骗”，即可通过战争手段改写边界与否定邻国主权。这将彻底颠覆战后世界构建的和平共识，也将使所有国际条约沦为权力博弈后的任意废纸。
综上所述，“北约曾承诺不东扩”这一说法，在历史上属于高度断章取义与后设神话，在法律上从未构成任何国际义务，在政治上更是俄罗斯用以合理化自身帝国企图的语言工具。它的反复使用并非为了推动和平与稳定，而是为发动一场不义之战披上遮羞布。这种话语，既不能改变战争是侵略的本质，也不能掩盖俄罗斯否定乌克兰主权、破坏国际法秩序的实质。
5.
将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定性为“代理人战争”，实质上是否认乌克兰作为独立主权国家的选择权与生存权。在现实中，乌克兰并非被“操控”，而是主动寻求防御性支持以抵抗大国入侵。战争爆发后，泽连斯基政府在战争初期仍多次表示愿意中立化、愿谈判；反倒是俄罗斯不断提高谈判门槛，并试图以武力逼迫乌克兰在主权问题上让步。
具体来说，将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简单定性为“代理人战争”，构成了对乌克兰国家主权与人民选择权的根本否认。这种叙述的核心逻辑，是将乌克兰描绘成一个丧失能动性、任由外部大国操控的“工具国家”，然而事实与法理层面的严肃分析清楚表明：乌克兰并非“被美国驱动参战的代理人”，而是一个在国家灭顶危机面前自主寻求援助、合法保卫自身生存空间的主权国家。
我们必须首先从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谈起。根据《联合国宪章》第 51 条，凡联合国会员国在遭受武装攻击时，享有单独或集体自卫的固有权利。2022 年 2 月 24 日，俄罗斯武装部队未经任何形式的挑衅或宣战程序，全面入侵乌克兰，包括对基辅、哈尔科夫、马里乌波尔等非前线城市发动地面与空中袭击，摧毁政府设施、医院、民宅并造成大量平民伤亡。这是自二战结束以来，欧洲大陆首次发生由一个核大国对主权国家发起的大规模领土战争。乌克兰作为被侵略的一方，当然拥有请求他国援助以行使自卫的权利，美国及其盟国的支持在法律上构成“合法协助自卫”（lawful aid to self-defense），而非“操控代理人”的干预行为。
其次，从政治实践上看，乌克兰并非“受美策动而卷入战争”，而是在俄罗斯侵略面前不得不以军事方式保卫自身国家存续。战争爆发前，尽管乌克兰自 2014 年后逐步靠近西方阵营，但其对北约的加入始终未获得成员行动计划（MAP），美国政府也在多次场合表示对乌入约“无明确时间表”，并未构成俄罗斯所谓“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战争初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多个公开场合表态：愿就国家中立化、放弃加入北约等问题进行谈判。2022 年 3 月 21 日，乌方明确表示愿接受“无军事同盟地位”，只要俄罗斯承诺撤军并尊重乌克兰主权完整。然而，正是俄罗斯方面不断将谈判条件升级，要求乌克兰“去军事化”、“非纳粹化”，并事实上要求乌克兰“承认克里米亚为俄领”、割让顿巴斯地区、甚至承诺未来外交政策“服从俄罗斯安全利益”。这些条件，本质上是否定乌克兰的国家独立地位，等同于接受一种新殖民式的屈从体制。换言之，是俄罗斯拒绝谈判，而不是美国“逼迫乌克兰死战”。
再看美国自身的行为。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并未涉及驻军或主导作战指挥，而是集中于装备援助、战场情报与资金援助，且从未将美军正式卷入战事。在战争爆发后，白宫多次申明：“美国不会在乌克兰领土上与俄军作战”。如果美国真视乌克兰为“代理战争前线”，那么逻辑上，它早应借机直接卷入以压制俄罗斯国力。相反，美国在战争前的外交活动——包括 2021 年底布林肯与拉夫罗夫之间的多次会谈，以及日内瓦、布鲁塞尔、维也纳三轨外交尝试——正说明其本意并非主动激化冲突，而是试图通过外交阻止战争。
此外，这种“代理人战争”话语还极易被滥用为否定乌克兰人民牺牲的合理性与道德价值。它模糊了前线阵亡者是为自己国家而战的基本事实，使其英勇抵抗被轻描淡写为“为美国火中取栗”；它掩盖了乌克兰社会在战时展现出的民族团结、动员能力与制度坚韧性，将这场国家保卫战歪曲成“被西方操纵的傀儡行动”。然而事实是，正是乌克兰民众强烈的主权意识与对自由生活方式的坚持，使他们选择了抵抗而不是屈服。
因此，将美乌合作定性为“代理战争”，不仅在事实层面是歪曲，在道德与法律层面也是对受害者的再度侵害。这种话语不但无助于推动和平，反而是为侵略者制造合理性空间的修辞工具。它让我们忘记战争的起点、误读战争的责任，最终可能使人类再度接受一个旧式的国际秩序：在大国对抗中，小国只能沉默，人民的意志可以被忽略，主权不过是可以由外部裁定的游戏筹码。
总结来说，这一段文字所建构的是一种以“道德受害者”自居、以“战略焦虑”包装暴力、以“历史误解”混淆现实侵略、以“反西方”口号取消乌克兰主权的意识形态宣传文本。它不仅忽视了国际法明确禁止武力侵略的基本原则，也蓄意模糊了受害者与施暴者的界线，更将乌克兰人民争取自由、安全与国家独立的斗争贬低为“代理人战争”的表演。这类说法，不是对战争的反思，而是对入侵的辩护。
参考资料：
Charap, Samuel, and Timothy J. Colton. Everyone Loses: The Ukraine Crisis and the Ruinous Contest for Post-Soviet Eurasia.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Crawford, James. Brownlie’s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9th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Gorbachev, Mikhail. “No Agreement on NATO Expansion Was Made.” Interview with Der Spiegel, October 26, 2009. https://www.spiegel.de
Kaldor, Mary. New and Old Wars: Organized Violence in a Global Era. 3rd e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NATO Public Diplomacy Division. NATO and Ukraine: Myths and Facts. Brussels: NATO, 2022. https://www.nato.int
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NATO Expansion: What Gorbachev Heard.” December 12, 2017. https://nsarchive.gwu.edu/briefing-book/russia-programs/2017-12-12/nato-expansion-what-gorbachev-heard-western-leaders-early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of Ukraine. “Volodymyr Zelenskyy’s Statement on Neutrality and Peace Talks.” March 21, 2022. https://president.gov.ua
Sarotte, Mary Elise. Not One Inch: America, Russia, and the Making of Post-Cold War Stalemat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1.
Shaw, Malcolm N. International Law. 8th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act Sheet: U.S. Diplomatic Efforts Regarding Russia and Ukraine, December 2021–February 2022. https://www.state.gov
White House Press Offic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the Situation in Ukraine.” February 24 and March 11,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
Zelikow, Philip and Rice, Condoleezza. Germany Unified and Europe Transformed: A Study in Statecraf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2025 年 8 月 13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