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云：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生产的转型（下）

后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的转变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许多学者试图强调官方意识形态对民众吸引力的下降，他们不再对冗长的官方政治报告感兴趣，而是在市场化浪潮中攫取财富。赵鼎新修正了韦伯关于合法性的传统定义，将政权合法性分为三种类型： "绩效合法性"、"意识形态合法性 "和 "程序合法性"。他认为，随着改革开放，共产主义的党国意识形态逐渐失去了对被统治者的吸引力，而程序合法性则不断缺失。此时，政权合法性的来源是 "绩效合法性"，即通过保持持续的良好政绩，包括经济增长和公共产品的提供，来维持政权的合法性和社会稳定。政权对 "绩效合法性 "的追求也促成了中国所谓 "经济奇迹 "的出现。另一些学者则强调了意识形态失望和非政治大众的出现。特别是市场的逐步建立，虽然由政府主导，但为人们提供了追求财富的渠道和机会。人们忙于追逐财富和权力，对官方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学说不屑一顾，也不持自由主义立场，使国家显得相对 "世俗化"。有学者调查了中国顶尖大学大学生的政治光谱，发现大多数学生认为自己是 "非政治 "和 "自由主义"，而不是左派立场（在中国语境中的）。

然而，尽管学生认为自己是非政治或自由主义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受党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仔细研究上述几位作者识别学生政治光谱的方法，会发现他们只是让学生在问卷中列出的几种政治立场中进行选择。然而，这种调查方法的一个重大失误是忽视了 "自我认知 "与 "实际立场 "之间的认知失调，即布迪厄所说的 "误认"。这种 "误认 "向我们揭示了意识形态是如何微妙地发挥作用的。例如，一些受访者可能认为自己是 "自由主义者"，但却支持党出于国家需要控制新闻媒体和新闻。很明显，这种政策倾向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自由主义，但受访者仍然认为自己是自由主义者。意识形态在这种 "误认 "中暗中暴露了自己。

看似不关心政治的人，往往深受党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例如，高校的政治教育课很难吸引学生的兴趣。当不得不待在教室上课时，学生往往使出 "撒手锏"，溜号、开小差、玩手机、睡觉等，不选择听课。甚至有些任课教师也敷衍了事，对所教内容不以为然。然而，这样的故事却忽略了隐藏在意识形态操纵下的另一面。在一堂关于习总书记政治理论的课程中，老师讲得激情澎湃，一开始学生们还是对课程不感兴趣。然而，当老师开始讲到 "收复台湾 "问题，并兴奋地预言台湾将在五年内 "收复 "时，学生们爆发出了强烈的欢呼声和掌声。这种情况使我们想到下文将提到的党的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部分。

与 "世俗化 "的中国几乎同时出现的一个看似矛盾的形象是 "民族主义 "在中国的兴起。在探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衰落后中国合法性的来源时，其他学者也观察到了民族主义合法性的复苏。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不断高涨，中国共产党发起了多次爱国运动，《中国可以说不》等反美、反西方的书籍常常成为畅销书。他们认为，20 世纪 90 年代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复苏表明，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衰落之后，中国共产党试图重新发展 "民族主义"，为自己提供合法性。

然而，回顾意识形态演变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衰落并不是后毛泽东时代才出现的现象。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中虽然经常提到共产主义，但始终没有深入人心，甚至在改革之前就开始失去对人们的吸引力。在毛泽东时代党的意识形态世界的核心中，党和国家始终紧密地混杂在一起。虽然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之后，毛泽东的极端个人崇拜在制度上得到了补充，但在毛泽东时代后期，由于毛泽东的政治运动造成的灾难和贫困，毛泽东的威望明显下降。改革之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再是官方意识形态的一个有意义的部分，但毛泽东仍然作为后毛泽东时代不可或缺的意识形态象征而存在。邓小平没有像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那样批判毛泽东，而是试图挽救毛泽东的威望。邓小平时代对毛泽东时代历史的官方叙事，主要将文革的灾难归咎于毛泽东被四人帮和林彪欺骗，这在后毛泽东时代得到了自觉和不自觉的广泛接受。

在 "民族主义 "的官方话语中，代表国家和中华民族利益的党国处于中心位置。对立面则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势力，试图暗中颠覆中国。这种 "中美对立 "的世界观也是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更确切地说，这种 "民族主义 "不能称之为民族主义，而是 "国家主义"。这种国家主义意识形态试图维持一种敌视西方的世界观，维护党国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虽然我们把这种意识形态称为 "国家主义"，但应该清楚的是，"国家 "一词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含义非常广泛，是党、国家、政权、主权和民族的混合体。同样，国家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并不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才重新出现的，而是从毛泽东时代开始就经常出现的。

国家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更多地体现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微妙控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正式垄断了教育系统中的历史叙事，这在国家主义的生产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中国古代的叙事中，反复强调古代王朝的统一。晚清以来外国侵略者对中国造成的屈辱被视为近代中国衰落的标志；然而，1949 年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被解释为这一趋势的逆转，并证实了国民党在执政的这些年里的腐败。在叙述中，1949 年后的历史非常简短。政权建立后发起的许多政治运动，如反革命运动、反右运动或四清运动，都被省略了。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仍被归咎于 "毛泽东的错误发动和四人帮对毛泽东错误的利用"。1978 年后的历史则更加简略，胡耀邦和赵紫阳以及 1989 年残酷的天安门镇压都被从历史中抹去。这种官方叙事与其说是历史教育，不如说是塑造学生对政权热爱的政治教育。同时，互联网时代的 "防火长城 "以及对出版物和网络言论的审查有助于党垄断其官方历史叙事和叙事权力。这种微妙的控制无疑对塑造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至于人们虽然对冗长的官方政治报告不感兴趣，但仍然对国家推崇备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意识形态的不一致性以及现实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可以通过被统治者的力量来弥合。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的 "裙带资本主义"——一种制度性腐败--被学者们广泛描绘。在与我的同学交谈时，他们似乎常常对中国的现实有着 "正确 "的理解。  "在中国，有权力才能保持富裕，没有权力的富裕者会有悲惨的下场"。同时，他并不认为这种现状是不可接受的，尤其是与西方国家相比。"我们国家有权的人有钱，要保住权和钱，就要好好执行法律，保持社会稳定。不像美国，有钱的人都很贪婪，想让自己更有钱。" 同时，在谈到民主制度时，他认为西方虽然有民主，但却是虚伪的。中国虽然不民主，但官员是为人民着想的。

结论

无论是毛泽东时代还是改革时代，党国从未失去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尤其是在天安门镇压之后，党的领导人更加意识到意识形态的控制对于其统治的稳定是不可或缺的。然而，改革之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从垄断意识形态生产变成了需要面对更多挑战的主导力量。意识形态领域也从意识形态机器中复苏。尽管后毛泽东时代与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内容有所不同，但国家或党国始终是党的意识形态的核心。官方试图强调其道德崇高性或 "国家理性"，即政权或党不会受制于既得利益。尽管意识形态符号和意识形态内容之间存在不连续性，意识形态与现实之间也存在巨大差异，但人们总是利用自己的能动性将这些矛盾 "合理化"，并接受党的统治。通过这一过程，意识形态完成了其再生产，可以发现它是压制性和生产性权力关系的结合。

本文主要关注两个时代之间意识形态生产方式的转变，而没有集中讨论其具体的意识形态生产方式，这需要另文讨论，并有助于揭示当代党国的运作方式及其统治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