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笠：三十六年后回首六四及逃亡与信仰（上）
2025 年 5 月 31 日，张伯笠在大中国审判推特空间主讲。
目录：
一、89 年我为什么要参加天安门运动
二、我是在怎么样参与六四运动的
三、七条请愿诉求是怎么产生的
四、 “四二六”社论是重要转折点
五、绝食抗议的背景
六、中共用坦克车压死学生
七、被迫逃亡
八、六四运动的意义
一、89 年我为什么要参加天安门运动
我今天可能从三个角度来分享。
第一个，我会讲一下我在广场，包括 89 年我为什么要参加天安门运动。我叫张伯笠。1989 年，从头到尾参加了 89 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那么今天在这里来回忆这段运动的时候，我觉得重点，我们还是要回到历史的真实。过去了 36 年了，每一年我们都在开纪念会，但是我发现这个纪念会越来越多地流向于对当时学生运动的责备，尤其对天安门学生的责备。
那么这话语权基本不掌握在学生手中，大多掌握在知识分子以及中国政府的手中。他们对当时的学生运动进行妖魔化，对当时的学生进行妖魔化。我觉得从这一点来看，这是对天安门死难者非常不公平。尤其对天安门参加这些年轻的孩子们，付出的青春和他们生命的代价，甚至自由的代价，也不公平。
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们另外一次的讨论。今天早上我起来，我真的听到了王丹、胡平他们的讨论，我非常失望。我觉得这个讨论根本就没有……不是纪念，它的题目就错了。是纪念“六四”的一个讨论会，那不是纪念“六四”，他们在责备学生。
什么所谓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还有现在新流行的一个观念，是程凯出来的。我很尊重程凯，但是他代表着不是他一个人，是一群中国的既得利益的知识分子。他们因着“六四”，失去了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心中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用的这种语言，已经不是当时的历史真实。
这个我要澄清一下。程凯用了一个说法，说“六四”的事情是中共共产党里的保守派和学生里的激进派，他们联合导致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损失，或者说造成了一个悲剧。那这种说法我是不能接受的。
我今天主要分两点。第一个，回顾一下我为什么要参加 1989 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我所参加、所经历的、看到的，简要地跟大家说一下。第二个，关于大家所关注的话题，可能回答一下弟兄姊妹或者朋友们的问题。
我是 1989 年在北京大学作家班，我在作家班。当时我还是班级的学生干部，也算是共产党所培养的下一代吧，是时刻准备着接班的那一代。到北京大学那就是“镀金”来了。当然我的老师曹文轩是班主任，还有钱理群，这些都是我的老师。我在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1989 年 4 月 15 号，胡耀邦逝世，是 89 民运的导火索。这点我要告诉大家，这是非常重要的。无论前面经济改革、物价飞涨，或者出现了什么大的矛盾，但胡耀邦的去世是导火索。胡耀邦的去世点燃了北京，尤其点燃了大学生的愤怒。
因为胡耀邦对知识分子非常好。他作为总书记，比较强调中国走向改革开放，也强调言论的自由。他甚至说，每一天我们的党报出现一篇批评党的文章，共产党也不会垮，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不允许批评呢？
二、我是怎样参与六四运动的
我那个时候背景是记者出身，也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所以我对胡耀邦是非常非常支持、欣赏的。当然我也是党员。当他死的时候，我就很悲痛，我写了一首诗。
我写了一首诗，就拿到了三角地。那时候三角地还没有人。那首诗应该是属于三角地的第一首诗。当时也没有考虑到未来会怎么样，没有想那么多，就是对胡耀邦的一个悼念和愤怒，我就贴了这首诗：
风一程，雨一程，长歌当哭送君行，赤县泪无声（中国古代 自称“赤县神州”）。
后来我还记得中国的《科技日报》在悼念胡耀邦的社论上，用了“风一程，雨一程，长歌送君行”，也用了我这个词句。
那我就这样被卷入进去了，其实我也没有想说怎么样。那么这是我参加民运的第一个原因，因着对胡耀邦的情感。
第二个，因着一些知识分子对中国政局的关注，也把我卷进来了。当时我在北京大学作家班，我住在 47 楼 3011 室。就是，47 楼是研究生楼，我是第一个房间，就是我的房间。楼下我们四个同学在一个房间，那就来了很多很多的知识分子跑到我这里来，因为我跟他们很多是认识的。
有刘宾雁的代理人刘小燕（刘宾雁的女儿），还有中国电影家协会的副主席郑义，他从山西赶过来。还有从山西赶过来的好多好多的知识分子。这些人都对学生的前景、中国的命运比较担忧，他们也影响到我对这场运动的参与。因为我那块就成为他们出谋划策的地方——我的宿舍。
比如说第一次他们绝食的时候，甚至把我的床单都扯下来了，白的床单写上“绝食”两个大字。
那这是我第二个参与的动因。
第三个，是因为我个人希望能够忠实地记录 1989 年运动的开始，包括它的结束。我觉得这个运动开始了，一定会越来越大，波澜壮阔。我个人有这种预感，我这人预感比较敏感。第二，我觉得它有可能有两个结果，一个是非常悲壮的结束，一个是非常平稳的结束。不管它是悲壮的结束，还是平稳的结束，对我一个作家来说，我都应该记住这个事实、事情的发展。
所以我就天天记笔记，然后参加各样的活动。后来我还办了个报纸，叫《新闻导报》，不是《新闻自由导报》，那是在美国办的。那时候叫《新闻导报》，出了七期。我是总编辑，跟有一些同学，理科的、文科的都有，都是本科生，一些年轻孩子。我们在一起，在 28 楼，我们来编这个报纸。
这个就是我参加运动起初的三个动机。
当我进入到这个报纸的时候，北大就成立了筹委会。在成立筹委会之前，是因为一次游行，我跟大家回忆一下。
第一次游行是 4 月 17 号，我现在在路上，我没有看我的书。如果我记错了大家可以纠正，大概是 4 月 17 号。4 月 17 号晚上，在三角地，围了大概有那么千八百人，几百人、上千人是有的了。三角地那时候大字报已经是满满的了，有的写的：“该死的没有死，不该死的死了。”那这矛头就指向了邓小平了。
写的什么都有。当然这之前还有方励之写的，释放魏京生的，给军委主席邓小平的信。还有《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方励之先生写的，也在那个三角地有出现。
晚上大概是九点多钟，王丹出现了。因为王丹最早是在北京大学有一个“民主沙龙”，他是民主沙龙的组织者。经常搞些活动，也请一些像洛德的夫人（美国大使馆的大使夫人，前美国驻华大使 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和夫人包柏漪（Bette Bao Lord）），李淑贤老师（原北京大学物理系教员李淑贤，她是北大教授方励之的妻子），吴祖光先生（著名戏剧作家），来讲演。我每次都会参加，我是个听众，吃瓜群众。
每次我都参加，我也看到这个学校对这个很不以为然。学校也会跟我谈，说不要参加这种活动。我是比较活跃的，在北大。
结果那天王丹就站起来说，大家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悼念胡耀邦？校方已经给我们准备了祠堂，大家可以到纪念堂，祠堂有一个教室在开放，大家到那去可以放花圈什么的。
有的人就说，为什么不把花圈送到广场？我们应该让全中国人民了解我们表达对胡耀邦的悼念。我们也让中央知道他们对胡耀邦的不公，我们要给胡耀邦争出口气。这个想法都有，在底下说说，七嘴八舌。
那王丹说，那我们怎么办？有人说我们游行，我们在校园里转两圈，有人说我们去广场。没有什么准备，我们就出发了。我们就出发了。
我还记得非常清楚，那个时候突然在博士生楼就扔下了一个大的条幅，上面写着“中国魂”，上面写着“北京大学博士生”这样的署名。我们就拿着这个条幅，我就不说有的被通缉了，就说王丹也在，我也在，那没通缉的、有的在中国的，我就不讲了。很多人扯着这个条幅，当然还有甚至现在身居高位的都有。那我们扯着就往外走。
走到一半的时候，就到人大，就喊“人大下来”，人大就有一批人参与，清华也有人参与。人就越来越多，往前走。走到了钓鱼台国宾馆，大批的警察拦住了。我们第一次跟警察对峙，这是我们很难忘的一次。不知道如何来面对警察，因为北京有请愿十条（北京游行示威的「十条」规定），如果你请愿的话，会违反十条，违反了北京的法律。大家都不敢动。
后来我那时候扯着呢，我就推着我的自行车，把那个“中国魂”交给了我的同学。我跟王丹说，我去跟他们谈谈，看他们什么意思。但是我年纪比他们大一点，我觉得不会那么冲动。我就走到前面一个人，感觉到非常的孤独。前面是警察，后边是群众，我就一个人往前走。
那是我第一次从一个胆怯的人变成一个勇敢的人，就从那时候开始，我已经走出来了。那个走出来对我人生来说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转折。那天我就看着夜灯、路灯把我的影子拉长，拉到了警察的前面。
警察问：“你们是哪学校的？”我说：“我们北大的、清华的、人大的都有。”他说：“你们干什么去？”我说：“我们要到广场纪念胡耀邦。”我问他：“你们接到的命令是不允许我们去，还是允许我们去？”他说：“我们没有命令。我们只是保卫钓鱼台国宾馆的安静。”我说：“那我们能不能绕路？”他说：“可以。”
我说：“这不错。”当时我心就放下来了，就不会开枪，也不会怎么样，也不会抓人。我回来跟王丹说：“我们就绕路。”
三、七条请愿诉求是怎么产生的
在绕路的时候，我就跟王丹谈一个问题。我说：“我们去干嘛？我们今天晚上如果走出去了，就回不来了。”说实话，我就知道，这个运动就开始了。那我们要干嘛？我们一定要提出几点诉求。那我们的诉求是什么呢？
王丹说：“那你整两条吧。你作家班的吗？有文采，你整两条。”我说：“那我就整两条。”我写了几条，大概写了七条。这七条请愿，就变成了最后的（七条）。那几条就一直延续到八九运动之后。
这七条，我大概起草了七条，然后大家又到广场修改。我记得是郭海峰站在纪念碑上面，他爬上去了。郭海峰后来被判了五年。本来应该是 22 个被通缉的学生领袖，变成 21 个，因为郭海峰被捕了，他就不在里面。所以他被关注得很少。
可是郭海峰当时是我们七员指挥部绝食团的秘书长，所以他做了很多的工作。他个子很小，很灵活。他是北大法律系的硕士研究生。他跳到上面去，说：“有的同学整了那么几条，大家来每一条过一过，大家来修改一下。”
所以我们当时这几条，我记得有：第一条是因为抓住胡耀邦的问题，重新评价胡耀邦的是非功过。是非功过，就是他也不能都对，对吧？但是我们要公正地评价他，因为他死了。
第二条，我们说要公布领导人及家属的收入和财产，这个也有点挑战性。
第三个，允许民间办报，言论自由。
然后还有取消北京市的游行十条，增加教育经费，如实报道此次的悼念活动。
这个七条，后来又经过一些加工，最后也变成了还是七条。但是加了一个“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精神污染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平反”。我甚至把王若望、刘宾雁、方励之都写进去。后来大家改掉了，删掉了，说就是“公民”吧。有政法大学的说“公民”比较好。所以我们就改成了“公民平反”。
那这七条我们就扔出来了。
第二天，4 月 18 号，我记得早晨大家先看升国旗，因为很多人散了。没散的人也很冷，那时候 4 月份晚上很冷。然后大家到那看升国旗，我在那里跑步热身。
然后我们就围坐在人民大会堂门口。李进进，我记得，我、王丹，我们都在。
然后让王丹进去递这“七条”，拿大字报。我记得好像是我写的，谁写的我都忘了，应该是我写的。就卷吧卷吧，就递上去了。李进进去递上去的，然后好像是宋世雄（全国人大代表的体育转播播音员）出来接，接进去了。就完了，这就完事了。
然后我们四月二十号又游行，我们就围攻新华门了，两个晚上围攻新华门。我都在。我们往新华门里面扔鞋呀，扔什么都有，有的还跑进去了，跑进去没出来。后来大家说都是特务，我们注意别搞成这个“国会纵火案”，小心点。
那个时候，后来大批的警察冲进来，把我们包围了，还有武警包围了，挨个打。用那个皮带往脑袋上抽。那我们就跑，骑自行车，跑得快就跑出去了，没跑快的就挨打了。
有一个女孩被打击着，喊“打倒共产党！”这是第一次喊出“打倒共产党”的。我记得当时在那黑夜里边，一个女孩尖利的声音，我一下眼泪就出来了。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变化。
后来吾尔开希就说：“我们往广场撤。”我们又从新华门往广场跑。吾尔开希站在一个三轮车上，有个板车师傅在蹬三轮车，“蹭蹭”跑。我在旁边看着，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吾尔开希。他穿着一件绿色的军服。
所以后来有人说他爸爸有军队背景。我说他也很勇敢，是北师大的学生。我们就骑着自行车，跟着他的三轮车跑。那时还不算戒严部队，是解放军在后边追。我们有的人挨打了。
后来我们回学校。回学校就喊“流血了吗？”有的嘴被打出血了，有的脑袋打出血了，很惨。这就是我经历的那件事情。
接着，四月二十二号，就是胡耀邦的追悼会。这也是局势升级的时候。学生们提前进入到广场。
头天晚上，各个学校都有人进入广场。我记得北大是王丹在前面，大家往前走，都按照秩序进入广场，来悼念胡耀邦。我也在其中。
在四月二十二号悼念胡耀邦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知识分子的参与。凌晨的时候，我们大概有二十万学生，整个广场站得满满的。
军队大概有几十排人，挡在人民大会堂前。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准备冲击人民大会堂。
那天凌晨，因为头天夜里进去的，第二天早上，我们接到了郑义送来的一封知识分子的联署信。包括戴晴、苏晓康、严家其（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包遵信（原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等三十多位知识分子，来声援学生。
那封信感觉特别强烈。我读的那封信，还有一张历史性的照片。我读的时候，因为大家听不到，就一个小喇叭，听不清。我就说：“我读一句，你们听到的人给我重复一句。”整个广场就像海浪一样的声音，一层层传过去，大家就都听到了。
我说：“我们要求——”大家就喊：“我们要求——我们要求——我们要求——我们要求——”
关于是否冲击大会堂，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要冲进去，把“请愿书”交上去。后来是郭海峰、张志勇（前北京大学国政系研究生）、周勇军（中国政法大学 85 级政治系肄业）三人冲进去了。
当时封从德、我、吾尔开希都不太同意冲纪念碑，但郭海峰主张要冲。
虽然解放军有几十排，当我们往前冲的时候，他们让开了一条路。那三个人就进去了，没有其他人进去。
他们跪在那里，大概跪了四十五分钟。没有人接。没有人接这封请愿书。
胡耀邦追悼会开始了，国家领导人从大会堂正门走出来，往下走，就像会议散场一样地走，没有人接。
只有李昭，也就是胡耀邦先生的夫人，走过来跟学生握手，跟那三个人握手。
然后陈明远——有位知识分子，陈明远教授——他冲进去，抱住学生们痛哭。
那一刻，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都在哭，都在流泪。
这么大一个国家，总理、那么多国家领袖，没有人来接学生的请愿书。我觉得那一刻，我开始觉得这个政府，这个党，它已经不能代表人民。
那个时候开始，我走向了一条民主的不归路。
那当时我就回去办《新闻导报》，写文章。后来 1989 年 4 月 25 号晚上，赵紫阳那个时候去北韩访问。这个检讨，这是赵紫阳最大的失误之一，就是赵紫阳去北韩那一个星期。他不该去北韩。他去了北韩，政治局由李鹏来主持工作。
李鹏总是想把问题搞大，然后他好夺权。赵紫阳总是希望把问题平息，能够保证改革开放继续往下走下去。但是都是为了共产党的“一党专制统治”，这是没有问题的。
学生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是“不得已”了。因为赵紫阳在访问的时候，邓小平已经把天安门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所以那天晚上，在一些首都的领导干部会议上讲话时他说：“这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动乱。
四、 “四二六”社论是重要转折点
“四二六社论”是我觉得 89 年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标志着天安门民主运动和政府之间的对立加剧。如果没有“四二六社论”，可能就没有后来的“六四屠杀”。
“四二六社论”是邓小平接到李鹏、陈希同他们提供的情报以后做出的判断。他觉得学生的矛头是对准了他，甚至对准了他的孩子。因为反腐败，说什么捐款贡献了一个普方（朴，邓朴方是邓小平儿子））、彩电贡献给紫阳，所以学生们对他们是有一些意见的。
邓小平就发表讲话，人民日报用了一个标题叫《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我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呢？因为我也写了一篇《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四二六社论”》，我写了一篇社论，登在我们的《新闻导报》上。
“四二六社论”是在 4 月 26 号清晨，由中央广播电台先播的，然后人民日报出来了。这基本上把学生运动给定性了。
本来前面的活动主要是纪念活动，在前段几乎没有抗议，主要是纪念。当然这个纪念可能是政府不希望发生的，就是学生们走出了学校，走到广场，围攻中南海、围了大会堂。
围大会堂是为了悼念胡耀邦。他的棺木是从后门走出去的，我们在前面其实也没看到。看到的是一个很大的条幅写着：“耀邦同志千古。让我们再送你一程，让我们再看你一眼。”这是整个过程。
当“四二六社论”一出来的时候，整个运动性质就被改变了，运动升级。
“四二六社论”出来以后，摆在学生面前的就两条路：
第一，偃旗息鼓，等待处分；
第二，争取摘掉“四二六社论”的“动乱帽子”。
但大多数学生都认为这对我们学生来说是很危险的。如果“四二六社论”的帽子没有摘掉，我们毕业分配都是问题。我们这些参与过的人，可能都得坐牢、判刑。
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出现了学生组织，主要是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每个高校都有代表，我记得北大有王丹、杨涛、封从德，他们都是我们的代表。
我们北大也有筹委会，叫“学生自治会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我也是筹委会的成员。
那时候我们就开始讨论该如何面对“四二六社论”。
这时候戈尔巴乔夫要访问中国，有的学生认为这是个机会。因为中苏两国冷冻了这么多年，突然解冻，两国的最高领导人会晤，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全世界的记者都来到北京。
其实最早到的记者，是台湾和香港的比较多。但 5 月份，当戈尔巴乔夫要来中国的时候，全世界各国的新闻社、报纸都进入中国。
2025 年 6 月 9 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