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英：毛泽东的神话——富田后二打AB团的报复行动

12 月 13 日开始，从李韶九的魔爪下得救的中共江西省行委成员不顾自己皮开肉绽的残躯召开了紧急会议，并在当天上午于富田的广场上召开士兵大会，除了刚被释放出来的段良弼、李白芳、丛允中、金万邦、周冕等省行委领导人以外还有刘经化、高克念、贺子肃等所谓 AB 团“要犯”，在会上江西省行委将两年来受的委屈一口气全吐了出来，怒斥毛泽东的暴行，并认为其“反水”。当省政府秘书长马铭脱下自己的上衣展示自己遭李韶九拷打的伤痕时，会上的中共干部官兵无不对毛泽东令人发指的行径愤慨不已，江西省行委趁势提出了以下要点：

一、参会者无不要求毛泽东的钦差李韶九血债血偿，显然，与会者都以亲身感受过李韶九“不招供、不停刑”的审问，“有的同志被活活的折磨死。有些同志认为承认与不承认都是要死的、承认了早死还比受刑更好些，因此，采取了李韶九‘要什么，就说什么’的态度，李韶九不仅严刑通供，还随意杀了两批约 40 余人。”省行委的那些领导人要不是因为毛泽东“不要杀得太快，要他们全部说出来”的指示，怕是早已身首异处了。

二、会议直接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并将该口号广泛印刷推广，直接贴到富田周边街头路边。

三、为防止毛泽东的报复，行委决定把红二十军的队伍拖过河西。因为“东固富田之行为一定使毛不满，他肯定要来一个袭击。”

四、段良弼亲自前往上海，希望能获得当时中共中央李立三和周恩来等人的认可（然段良弼后来在上海失踪），同时向中共中央告状，连发九到十四号五个通告痛斥毛泽东，并列出其十大罪状，其中第三条提到：“第三个争论的问题，老毛说赣西南完全是富农操纵，因此、党团要全体解散、但省委反对，如果这样是取消江西党，所以江西省委主张彻底改造党团，如有些党团实在糟糕已极的可以解散。”中共党史也承认“毛泽东根据其‘党团要全体解散’的错误认识，大反地主富农，大抓 AB 团，从而逼出了富田事变。”

让中共头疼至今的密信

富田事变的爆发造成江西苏区内部的严重危机，时值所谓的“第一次反围剿”，中共党宣将这一段时间的战斗认为是毛泽东在操刀，也不过是给伟大领袖脸上贴金罢了，面临富田的“乱臣贼子”，毛怎会还有心情在一线晃悠？将一线担子撂给朱德后，伟大领袖亲自出马、毫无愧怍地于 12 月 20 日草写《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在这封答辩信中他坚持“肃 AB 团”均是有根有据的，他说红军中“AB 团”要犯的口供“多方证明省行委内安了江西 AB 团省总团部，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为其首要”。

毛认定段良弼等为“AB 团”首犯乃是证据确凿，他说“如果段、李、金、谢等，是忠实革命同志，纵令其一时受屈，总有洗冤的一天，为甚么要乱供，陷害其它的同志呢？别人还可以乱供，段、李、谢这样负省行委及军政治部主任重责的，为什么可以呢？”毛明知将段等定为“AB 团”全靠刑讯逼供，却对刑讯逼供无只字批评，反而指责段等不能为革命一时受屈，而不能为革命受屈，就一定是心中有鬼！

这时，一个令中共党宣反复试图狡辩翻案的小插曲发生了，指挥红三军团的彭德怀在 20 日收到了江西行省委的诉苦信，请求这位司令员明辨是非，及时弃暗投明，并附上了先前毛泽东指示博古将江西行省赶尽杀绝的密信：

“据具前各方形势的转变、及某方来信，我们的计划更要赶快实现、我们决定捕杀军队 CP 与地方 CP，同时并进、并于捕杀后，即以我们的布置出去，仅限三日内将赣西及省行委任务完成，于拷问段、李、王等中坚干部时、须特别注意勒令招出朱、彭、黄、滕系红军中 AB 团主犯、并已与某方白军接洽等罪状，送来我处，以便早日捕杀。迅速完成我们的计划。此信要十分秘密，除曾、李、陈书三人，任何人不准告知。

彭德怀作为早年间毛泽东最坚定的拥护者之一对这封主子的密信选择了无视，表示支持毛，如若不是时值“第一次反围剿”，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大有可能直接磨刀霍霍向二十军。

这封毛泽东的密信还是令后来的中共党宣笔杆子着实费心，因为他们真不知道该怎么为伟大领袖撇清干系，甚至抛出了滑天下之大稽的“语气论证”，中共党宣如此替毛辩白：

“信中说:‘我们决定捕杀军队 CP 与地方 CP，同时并进。’我党我军的创始人、领导人怎么会密谋捕杀共产党员呢？一看便知、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语气，特务的语气、同毛泽东的语气没有丝毫共同点。”

到这里不妨劝今天还在试图洗白毛泽东在富田惨案所扮演角色的“饭圈粉丝”，你们的言论真的大可休矣，因为中共到今天都没找出那位“将整个江西苏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国民党反动派”。

毛项合流“肃清”“AB”团

我们在谈论历史时，需在以良知为出发点的同时摆正客观姿态，尽管不过是中共的一颗棋子，但江西行省委对毛泽东的反抗有可圈可点之处；同样，他们也是幼稚的，即对毛泽东、彭德怀为代表的中共地方蛇头，还有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高层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还在试图上大天天就能解决争端，即所谓的“相信组织，自己少出头”，而这也将引发比富田事变更为血腥的屠杀，除毛泽东外，另一个刽子手即将粉墨登台。

1931 年 1 月，中共中央也变了天，在去年吆喝着夺取全国各大城市的李立三黯然下台，以周恩来为首一批看似靠谱的中共党员趁势改组了中共中央并成立了以周为书记的中央苏区中央局，由于他人在上海由项英为代书记。

不过项英可不是什么“青天大老爷”，刚到苏区，他就在不查、不问的前提下不顾江西行委先前的遭遇，直接将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刘敌等人开除了党籍，并主持发出了《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二号》批评富田事变是绝对不能允许的错误行动，同时解散了省行委；相对的，毛泽东仅仅是被解除了前敌委书记，却马上又走马上任新成立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但一心“相信组织”的这些前省行委党员依然抱着天真的幻想等一个公道，谢汉昌、刘敌、李白芳等地区领导人接受了项英的命令到黄陂参加中央局会议作了检讨，等战事平稳后中央的下一步处理。

残酷的事实再次泼了行委一桶冷水，项英于 4 月初继续沿袭毛泽东的思路认定“赣西南的 AB 团是反党反革命组织”，并迎来了一个加盟有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的中央代表团在 4 月 18 日进驻永新，将所有前来开会的前省行委成员以“AB 团”的身份再次拿下，就此开始了二打“AB”团。

关于富田事变后 1931 年 4 月开始的又一次腥风血雨，当代毛粉也有无力狡辩之词，声称毛已经失去了苏区一把手的位置，所以二打 AB 团与其“干系不大”；但毛泽东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其实不难考证，尽管中共官方材料的遮遮掩掩使一般路人很难看出谁才是这持续了八个月时间的大屠杀的元凶，但笔者仍能看出一番端倪：

关于中央局书记项英，他是 1 月 15 日才来到中央苏区的，尽管途中听说了富田事变但却没有与任何一方有过接触。来到毛泽东的总前委所在地后，项英首先传达了“三中全会”精神、成立苏区中央局，以项英小学毕业的文化程度和思考能力，在既没有接触事件人员也没有时间的情况下，他没办法对局势做出正确评估，所以很大概率会被毛泽东和朱德牵着走；

果不其然，1 月 16 日项毛朱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发布《对富田事变的决议》很容易看出其中大部分文字就是毛的观点：“富田事变在客观上说，正是反动的 AB 团取消派等及党内一般动摇分子相汇合的一种反党反革命的阴谋的总的爆发”，“虽然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等仍然打着红旗，声言拥护中央，但是富田事变在事实上毫无疑义的是一种反革命的行动。即使在组织上还没有完全证明他们全部是 AB 团取消派，但是他们反党破坏革命的行动在客观上是与 AB 团取消派等的联合一致的反动行动”，可以看出来，毛头上虽然多了一个中央局，但仍位列其二把手，还是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就算项英为人再强势，他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左右项的决策。

无论是以项英为首的中央局，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还是毛泽东领导的军事委员会，对于残杀主要是参加富田事变的赣西南红军的干部以及赣西南地方政权的干部显然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而毛仍占大锅。

屠杀从来都没有限制

项英、任弼时和毛泽东再次掀起的肃 AB 团高潮相较富田事件达到了什么程度？1932 年初中共自己的官方材料《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讲得清清楚楚，那时：

“一切机关都认为打 AB 团是中心最中心的任务，把一切工作停顿起来，用全月去打 AB 团”

“所有 AB 团的破获完全是根据犯人的口供去破获的，并没有耐心去考查犯人的口供和搜查旁证，审犯人的技术，全靠刑审，在省保卫处有所谐软硬兼施办法，软要诚恳。硬要庄严。所谓诚恳者、就是用言语骗出犯人口供，如果此方法行不通、即开始用硬的方法、亦有先硬后软的，而不是固守不变的。所谓硬的方法，通常捆着双手吊起、人身悬空，用牛尾竹扫子去打，如仍坚持不供的则用香火或洋油烧身，甚至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人手指甲内、在各县的刑法种类无奇不有。”

仅就胜利县统计，刑法让有 120 种之多。“在胜利县，常将犯人吊起，从第天晚。上七时起，吊到第二天早上的，在万泰不论犯人招与不招、每审必用刑。总之，犯人不招供，审判的方法。就是用刑来对付。不招供，不停刑。”受刑者仅招认自已是 AB 团还不行，还必须招出他的反革命组织，“如在县--级机关中，捉着一个 AB 团、---定要将县委和青年团县苏县上会县少先队县儿童团...等机关内 AB 团组织完全供出。如供不出，则续刑追，因之，犯人就在各机关捉熟人诬供，没有熟人的、则看见过某机关袖章上人名的，即据以招供，所以在当时所有工作人员在袖章上不是把名字涂去，就是把他放在袋子里面，有许多被供人与供他的人对质时，彼此都不认识。”

当 AB 团抓得多，无暇审间无法一个一个追线索时、就把拘捕的 AB 团所供出的有 AB 团组织的机关内工作人员站队点名追问，“如承认加人 AB 团的，即允许自首自新，不承认的即认为是 AB 团坚决分子处以死刑”。处决 AB 团，一般都是“于夜间处决，如省保卫处一夜之间处决六十个保卫队、兴国一夜处决三四十个”。

对于工作消极、说梦话、不挑禾草，不去开会的人员，“一律认为这些分子都是 AB 团，有计划的来捣鬼”,“在打 AB 团最激烈的时候。两人谈话，都可被疑为 AB 团”,凡打 AB 团不毒辣的，都认为与 AB 团有关系，有被扣留的可能。这就迫使大家要“毒辣”的去打 AB 团。”

对于这些和封建王朝迫害老百姓差不多的手段，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在当时不以为耻，反以为傲，巡视苏区肃反工作的欧阳钦曾在报告里沾沾自喜

“在江西省总工会竟清出四十余 AB 团，各县县工会都有 AB 团把持，省总工会的委员长萧道德即是 AB 团。AB 团特别在地方武装中发展，如乐安、万泰的警卫营大部分的干部都是 AB 团。江西的党与团，政权，群众组织各领导机关，过去几乎都是地主残余富农知识分子所把持，而这些分子最大部分都是加人了 AB 团了，比如过去的江西省行委最大部分的都是 AB 团分子、各县县委或县政府整个是 AB 团的，有许多接连破坏三次四次，甚至有破坏到九次的、少共的领导机关更严重过去团的赣西南特区委，各县县委，童子团少先队，负责的最大部分都是 AB 团分子，总之，过去赖西南知识分子的地方干部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 AB 团分子！”

那么，肃出这么多 AB 团来，问题是否解决了呢？答案是没有，因为项英直到 11 月给周恩来的报告中还是认为“AB 团问题还是很严重”，换句话说，杀的还是不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