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主化成功的三加一因素
提綱：白紙運動是一場革命嗎？
中國民主化的三項客觀因素：
1、經濟持續下滑甚至於長期停滯
2、外來勢力立場的改變，以美國為首的自由民主世界。
3、網路時代的自由如風，風是銅牆鐵壁擋不住的。
中國民主化成功的一項主觀因素：政治領導
我贊成王炳章先生就是革命先行者，這是在剛才蘇曉康談到跟孫中山對比的時候我想到了，因為如果 1982 年就創立了《中國之春》的話。我要說按照現在民主化的這種理論，1989 的 64 天安門事件發生的時候，其實當時中國要民主革命成功的條件相對不成熟。為什麼這樣？等下我會來討論。
我想先介紹一下我自己。我是一個土生土長的臺灣人，我家是佃農，我爸爸小學畢業，我媽沒有讀書，我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狀況之下，非常偶然的情況之下，來研究政治學、政治思想的，因為我是政大俄文畢業，然後大三升大四的時候才開始接受政治學洗禮的。非常的幸運，在大家以為黨校是最保守地方，我承襲了自由主義的東西，因為我老師們的老師是從西南聯大過來的，最重要的一位叫鄒文海教授。那麼他的很多學生都變成了我的老師、師叔、師伯。這裡面自由主義、憲政主義、政治發展、研究方法論、中國政治思想、中國政治制度這些東西，我在從大學到研究所的過程中獲得非常大啟發。所以，我 1984 年碩士研究所畢業，研究的是孫中山主權在民思想，用當時的精英民主理論，找到了民主的定義，到現在全世界通用，也就是判別民主國家最重要標準，就是哪個國家最主要的統治者，不管是總統或總理，還有民意代表，是否經由自由、公平
競爭性的選舉產生，這是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概念，後來是道爾（Robert A. Dahl）、薩托利（Giovanni Sartori）繼續發揮。這個民主真義就被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用來作為探討民主轉型，第三波民主化最重要的判別標準。
1994 年我拿到博士學位，論文研究的是《論自由》作者約翰·密爾（John StuartMill）的政治思想，並來和孫中山思想做對比，在這過程中，透過約翰·密爾，他的思想可以跟希臘、雅典時期相接軌，因為他是自由主義集大成的人物。三歲唸希臘文，八歲唸拉丁文，十幾歲留學法國，通過他的思想，我覺得我自己可以來跟整個西洋民主政治、自由思潮相接軌。我非常幸運的是，1995 就被政大選拔為交換研究副教授，到喬治城大學去做交換研究。那一年，我深刻體驗到什麼是美式民主。回來以後，1996 臺灣剛好首次總統直接選舉完成，變成了自由民主國家，我開始研究民主化。到 2007 年，我升任為教授，在這研究民主化過程中最大的收穫、最大的驚訝就是發現“民主和平”論，也就是自由民主國家之間從未發生過戰爭。但是自由民主國家還是會和不自由、不民主的國家發生
戰爭，不民主國家之間也會發生戰爭，更重要的是一個國家民主轉型過程若不順利，還是很容易對外侵略。
所以中國的民主化過程不是說一步到位，海峽兩岸就安全和平，中國哪一天啟動民主化反而對臺灣構成更大的威脅。2007 年前我寫了一篇文章，《臺灣民主化經驗與中國民主未來》，那是純學理的探討，2007 以後，尤其是 2010 以後，我大量參與海外民主運動，我就是那時候認識盛雪的，記得是在匈牙利，一直到現在我已經參加了很多場海外民主運動。我們最近提出三個共識（杜塞道夫、倫敦、悉尼）、一個宣言（臺北觀選），背後一個最重要精神就是貫穿整個民主
運動宣言的精神，就是自決權。因為我發現自決權是兩大國際人權公約第一條共同的精神，民主是為了保障自由，諸自由等於諸權利，那麼自決權就是所有人權的基礎。所以未來中國民主化過程，台海是否永久和平，還有中國人未來不管會分裂或統一，要變成聯邦也好，邦聯也好，就必須尊重自決跟自治，只有尊重自決和自治的中國，未來才能夠團結，才能更和平，然後海峽兩岸才能夠永久和平，在這裡我將這個結論已經定調了。
那麼接下來那我就討論一下，白紙運動它是一場革命，因為誠如前面先進所講的，革命就是暴力武裝，這是最原始定義，洛克認為，一個不義政權，一個不經過人民同意的政權，人民可以擁有革命的權利，但是當冷兵器時代的時候，革命還可能奏效，但熱兵器時代完全用暴力革命不儘然能很容易就推翻擁有強大武裝的統治者，所以革命已經變成政治體制的變革，也因此臺灣國民黨在李登輝主政時期，從蔣經國自由化到李登輝的民主化，寧靜革命就是民主革命的
一種。臺灣民主化過程，是國民黨主導的，多黨配合的，寧靜革命成為一種民主革命，臺灣靜悄悄變成華人世界真正的從專制體制轉型為自由民主體制。因為 1912 年的革命，孫中山過世前承認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那成功就是 1996 年臺灣確立為主權在民的自由民主國家。到了 2022 年《自由之家》將臺灣分數評為 94 分，高於美國，高於法國，《經濟學人》將臺灣評為全球第八名，第八名是什麼意思？首先，2000 萬人口以上的國家，臺灣第一名。其次，從來未
有過非白人世界為主的國家進入《經濟學人》的排行前十名，臺灣在民進黨 2016 年真正的政黨輪替（國會首次過半），2020 再繼續當選執政以後，2022 年臺灣的民主程度被《經濟學人》評為全球第八名，這個是了不起的成就。
這個成就本身，它的某些部分，一定可以提供給中國人做借鑒。因此，我現在就討論民主化對中國來講，我所思考到的三加一因素，三個客觀因素以及一個主觀因素。很多人說經濟發展將導向民主化，沒錯，臺灣、南韓都是經濟發展以後中產階級擴張，進行民主化轉型。這種現代化模式在亨廷頓的概念裡面叫做變革模式（transformation），但另外一種模式什麼？經濟發展一段以後那個國家不走民主化道路，不主動改革。可是如果哪一天經濟掉下來並長期停滯，人民還是可能會推翻原有的統治者的政權，那麼他就進行替換模式（replacement）的民主轉型，這個時候民主化還是可能成功，這就是中國現在正在走的路線，因為共產黨一直不但不改革自己，還變本加厲，認為東升西降，甚至還強調、提出所謂的“全過程民主”。十幾年前，我和中國知識份子接觸
的時候他們還不斷強調說，中國人還不成熟，要未來才能走民主政治道路，也就是所謂的“漸進式民主”。結果，習近平上臺以後根本就認為他們已經是全過
程民主，還老調重彈所謂“東升西降”。這種情況之下，中國至少到目前為止，我們看到共產黨斬斷了民主變革的可能性。那這個部分就有意義了，那就是中國經濟發展哪一天掉下來就可能發生替換模式的民主化革命成功。
第二個就是網路手機技術的發明，這一點是亨廷頓時代沒有看到的。網路時代自由如風，風是擋不住的，我們可以看到白紙運動就是中國擋不住資訊流通的最重要證明。
第三個，外來勢力的改變。因為中國的面積這麼大，人口這麼多，全世界本來是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影響它。臺灣、南韓都是外來世界改變它的，美國的壓力使它需要走向民主化。中國本來是沒有這個機會的，但是 2018 年從川普開始啟動對中國的這個壓力，到現在拜登繼承了這個對中國壓力，聯合全球自由民主國家對中國施壓，外來世界改變中國的壓力給中國民主化帶來了一個契機。
這三個客觀因素我提出來了，但是我要強調，亨廷頓研究第三波民主化最重要的一句結語就是“經濟發展使得民主成為可能，但只有政治領導才使得民主成為真實”，也就是經濟發展為民主化最重要的客觀因素，但只有政治領導才是主觀因素。缺乏主觀因素，不可能民主轉型，轉型不可能成功，就像新加坡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新加坡不搞民主，它成為全球唯一經濟發達的非民主國家。因此，中國未來民主化成功的最重要條件就是政治領導。我回應到《中國之春》復刊，還有海外民主運動這些重要性，包括這一次白紙革命那麼多人站出來，就是廣義的政治領導。我們不能期待一下子大家都覺醒，但是精英的覺醒非常重要，所以我的結論就是，海內外、國內外——包括臺灣、香港這種助力，一起幫助中國人民主化，但政治領導才是中國民主轉型最重要的不可或缺因素。
作者介紹：李酉潭博士，現任政大國家發展研究所兼任教授，高中公民與社會科教科書翰林版主編，前政大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國發所所長。研究主題：政治思想、民主政治、自由主義、民主化、人權、生態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