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立桐：關於亞歷山大·潘佐夫新著《蔣介石：失敗的勝利者》第4-6章的若干問題（下）

4. 1921 年底馬林訪問孫中山

潘書第 76 頁：

Maring proposed to Sun the establishing of a secret alliance between the Guomindang and Soviet Russia and sending several Guomindang so-called delegates to Moscow via Germany under the guise of businessmen. He likewise proposed that the Guomindang orient itself to supporting the popular masses, establishing schools to train military cadres for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organizing the Guomindang into a powerful political party that would unite representatives from various segments of society…

Maring’s proposals impressed Sun immensely, and he privately assured Maring that he himself was a Bolshevik. Speaking in Guilin to a gathering of fellow Guangdong natives on January 4, 1922, he informed everyone that he wanted to build a state in China just like the one in Soviet Russia, that is, a “new type of republic.” In a letter to his comrade in arms Liao Zhongkai in Canton, he explained: “Russia’s economic situation as yet do not provide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Communism. That is why I was quite surprised when I first heard of Communism being practiced in Russia. I have since learned with gratification from Ma Lin [Maring] that there is not much difference between Russia’s New Economic Policy and our Program of Industrialization.” Sun was now convinced that “the principle of the equal division of property has been implemented in Russia” and that it meant that the principle of People’s Livelihood that he had fought for since 1905 had been “fully put into practice there.”[18]

（中譯：馬林建議孫，在國民黨與蘇俄間，建立一個秘密聯盟，並派送幾個國民黨「代表」偽裝商人，經德國到莫斯科。他同時建議國民黨把目標放到一般大眾身上，為革命的需要來設置學校訓練軍事干部，並且把國民黨組織成一個強大的政黨，以將社會各不同部門的代表結合在一起。

他的提議給孫留下特別深刻的印象，孫私下向馬林保證他自己是一個「布爾什維克」。一九二二年元月四日，孫在桂林一個廣東同鄉聚會的場合，告知大家，他想在中國建立一個像蘇俄一樣的國家，那是「一種新的共和型式」。在向廣州的戰友廖仲愷寫的信中，他說道：「俄國經濟狀況，尚未具實行共產的條件。故初聞蘇俄實行共產，甚為訝異。今與馬林談始知俄國的新經濟政策，與我們的事業計畫，相差無幾，至為欣慰。」孫現在深信「平均分配資產原則已在俄國實施」，而他自一九○五年就開始奮斗的民生主義，已「完全付諸實踐」。）

就以上這一段內容而言，潘佐夫的主要問題出在對史料的掌握和解讀上，他省略掉了幾乎所有雙方意見相左的內容，從而容易誤導讀者認為雙方達成了許多共識。實際上，馬林與孫中山的這次會面，遠遠沒有潘佐夫所描述的這樣和諧，

具體來說，首先，當時孫中山的重心是北伐，是軍事行動，而這在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看來是很不恰當的，他在 1926 年回憶道，「在第一次會晤中，給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孫中山基本上仍然堅持只能采用軍事行動的老方法。【19】」對於馬林來說，發動群眾，搞宣傳，開展轟轟烈烈的工人運動，這才是第一位的，而這也是他最欣賞國民黨的一個方面，他在目睹了海員大罷工之後認為「在廣東省和華僑當中，孫中山同工人已經有了長期聯系。黨的領導人在廣州支持工會組織，在罷工中總是站在工人一邊。【20】」但是，在孫中山那裡，當他聽到馬林「宣布第三國際意旨，力促國民黨與之聯盟」時，馬上就說，「吾師次桂林，志在北伐。今吳佩孚屯軍洞庭以逆我，吾奪洞庭，窺武漢，直取長江，實侵英國勢力范圍。英知我聯俄，必力圖遏我，力圖遏我，吾北伐之師，從此殆矣。為安全計，今僅能與蘇聯作道義上之聯絡。一俟義師北指，直搗黃龍，再謀具體合作，未為晚也。【21】」也就是說，在「革命方法」與聯俄這兩點上，雙方都沒有達成共識，孫中山一方面堅持軍事北伐，另一方面也為了避免英美干涉，拒絕立時與蘇俄聯盟。

第二，毋庸置疑，在面對馬林「宣布第三國際意旨」，向孫中山兜售共產主義與蘇俄革命經驗的時候，孫自然會堅持他的三民主義理想。他對馬林說：「吾儕革命黨人也，詎不同情革命？顧革命之主義，各國不同，甲能行者，乙或扦格而不通，故共產之在蘇俄行之，而在中國則斷乎不能。【22】」據馬林的回憶，孫中山「特別關心共產主義思想在中國青年學生中的影響。因為他曾嚴肅地批評過這些人，指責他們根本不了解斗爭的實際意義，因為他們只會埋頭讀書和空談哲理…他用中國話對譯員（張太雷）說：為什麼青年要從馬克思那裡尋求靈丹妙藥，從中國的古典著作中不是也能找到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思想嗎？【23】」孫中山還向馬林抱怨，「青年知識分子對社會主義感興趣，成立了一些小的集團和派別，對於中國的政治生活卻毫無用處。【24】」

5. 1923 年 1 月孫中山的軍事計劃

潘書第 84 頁：

On January 17, 1923, Joffe himself came to see Sun in Shanghai. Sun Yat-sen, in talks with him, presented, in the words of the Soviet representative, his definitive military plan “from head to toe.” He no longer requested either Soviet intervention in China or territory in Mongolia for his troops, but, as the future would show, neither did he disavow these plans. This time he asked merely for military and financial assistance, and therefore Joffe enthusiastically supported him. In a letter to Lenin and other leaders of the Bolshevik party, he advised them to meet Sun halfway [25].

（中譯：一九二三年元月十七日，越飛親自到上海會見孫。以蘇維埃代表自己的話，孫逸仙在談話中，提供給他「從頭到腳」「明確的」軍事計劃。孫既不再要求蘇俄介入中國，也不要求提供蒙古的土地給他的軍隊，但是，如未來將顯示的，他也沒有否認這些計劃。此次他只要求軍事與財務支援，因此越飛熱切地支持他。在給列寧及布爾什維克黨其他領袖的一封信中，他建議他們在必要時與孫妥協。）

除非在潘佐夫的語境下，滿洲與新疆不算入中國境內，否則孫中山的計劃當中是有要求蘇俄軍事介入中國的部分的。越飛在 1 月 26 日向蘇俄高層寫了一封很長的信（收信人：契切林、列寧、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斯大林、加米涅夫、拉狄克），詳細解釋了他與孫中山的會談情況以及孫中山的兩套計劃。

首先，在這之前的 1922 年 11 月，孫中山曾向越飛提議，蘇俄與其冒著日本干涉的風險進入滿洲，不如派遣「一個師佔領東土耳其斯坦的新疆省…他認為，必須在我們軍隊的佔領下，在那裡建立俄德中三國聯合公司來開發這些礦產資源，建設鑄鋼廠和兵工廠。孫逸仙補充說，他本人會到新疆去，在那裡可以建立任何一種制度，甚至蘇維埃制度。顯然，他的計劃可以概括為，在新疆為他組建軍隊開辟一塊地盤。【26】」而到了 1923 年 1 月孫文、越飛二人正式會談的時候，根據越飛的記錄，孫中山提出了如下的兩套方案。根據第一套計劃，孫中山首先打算徹底消滅陳炯明，在消滅陳炯明之後再進攻吳佩孚，同時張作霖會出關拿下北京，然後再把它交給已經消滅了吳佩孚並佔領了華南華中大部的孫中山。這樣，孫就實現了中國的統一。這套計劃有兩個致命弱點，而孫中山在這兩點上都指望蘇俄的幫助。第一，孫中山不確定他能否組織起足夠多的軍隊來打敗吳佩孚，因此需要「約 200 萬墨西哥元（相當於幾乎同樣數目的金盧布）的資助」；第二，如果張作霖在佔領北京後不願意把北京交給孫中山，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孫「也堅定不移地指望得到我們的幫助，即指望我們佯攻滿洲以便把張作霖的力量從被他佔領的北京引向那裡。」關於以上這兩點，越飛認為指望蘇俄撥款不太可能，但進攻滿洲的行動，「要更現實和更可能得多。【27】」

至於第二套計劃，實際上與他 1922 年 11 月提出的「西北計劃」差不多，他認為從西北發起進攻，能夠避免西方列強的干涉。越飛在信的結尾處向莫斯科總結道，目前的問題實際上就是以下這三條：第一，蘇俄是否准備提供 200 萬金盧布；第二；蘇俄是否准備進攻張作霖；第三；蘇俄是否准備在一兩年內供應孫中山 10 萬軍隊的武器裝備和相應數量的軍事教官【28】。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在 1923 年 3 月 8 日開會討論越飛的提議（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斯大林、拉狄克、契切林、加拉罕等人出席），僅就以上這三條而言，政治局同意了 200 萬墨西哥元的資助，原則上同意向孫中山派出政治和軍事顧問，但是「否決計劃中一切可能引起日本干涉危險的部分。【29】」

6. 蔣介石在蘇俄：

潘書第 87-88 頁：

Chiang and his comrades arrived in Moscow on September 2. At the Yaroslavl’ Railway Station they were festively welcomed b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eople’s Commissariat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on the streets of Moscow by crowds of Muscovites. Chiang was ecstatic: it seemed to him that there may have been almost as many as 250,000 people.

The following day Voitinsky, then the deputy head of the Far Eastern Department of the ECCI of the Comintern, met with the delegation, and two days later Chicherin received them [30].

（中譯：蔣一行人在九月二日抵達莫斯科。他們在雅羅斯拉夫爾火車站，受到人民外交委員會代表，與莫斯科街上群眾的盛大歡迎。蔣欣喜若狂，在他看來，人數幾乎多至二十五萬。（譯注：根據蔣日記：「途中恰遇社會黨群眾運動參會者，約有二十二萬人，觀者塞途，余等亦在車上觀望甚盛事，初到其地，適逢如此紀念大會亦一大快事。」並非指歡迎他的場面如此盛大。）

第二天，時任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部副部長的吳廷康會見了代表團，再兩天後，契切林接見了他們。）

以上兩段內容存在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本書中譯本的譯者注意到了，已經在「譯注」中給出了解釋，潘佐夫誤解了《蔣介石日記》原文的意思。

第二個問題是下面的一段。蔣介石到底有沒有在 9 月 3 日見了維經斯基，這實際上很難說。《蔣日記》盡管沒有公開出版，但由於已經有太多的學者對此做過研究，因此網絡上有許多自行整理的電子版流傳，可供參考。在我下載的這一版本當中，蔣介石在 9 月 3 日的日記中寫道：六時後起床，上午整理行裝，看書。下午二時往見東方部長，敘談一小時，約期見外交委員長，相見時頗誠懇，皆以同志資格談話，尚未有失言過語之辭，私心亦安。首先，在巴拉諾夫斯基（外交人民委員部遠東司翻譯）12 月提交的關於代表團行程的報告當中，9 月 2 日（「抵達莫斯科」）到 5 日（「拜訪契切林同志」）之間是空白，沒有提到代表團見了誰【31】。其次，契切林在 11 月 1 日有一封發給季諾維也夫的信，他在信中提到「除了我之外，同他見面的只有斯克良斯基同志」，也沒有提到維經斯基的名字【32】。當然，這的確有可能是俄國人的疏漏，沒有對代表團的行程安排進行詳細記錄，而且還有可能是因為無論是巴拉諾夫斯基還是契切林，他們都是外交人民委員部系統的，不一定能完全知道共產國際系統與代表團之間的交流情況。

但是，假設我們采信《蔣日記》中的說法，他 9 月 3 日的確去見了「東方部長」的話，那麼他見到的是不是維經斯基呢？我認為不一定。1922 年 12 月共產國際四大後，共產國際執委會決定成立東方部，先後擔任東方部主任的是薩法羅夫、拉狄克和拉斯科爾尼科夫，維經斯基任副主任，而東方部又被分成三個部分，即近東部、中東部和遠東部，維經斯基兼任遠東部部長【33】。目前我能夠接觸到的檔案資料當中，對這三者任職的具體時間的記載都很模糊，幾乎只能靠推算，但很明顯，拉斯科爾尼科夫大致是在 1924 年才開始領導東方部的，而前兩人的工作在 1923 年似乎又有所重合（馬林在 1923 年 5 月底給東方部的信件抬頭仍然是「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部拉狄克和薩法羅夫」【34】），因此，蔣介石見到的這位「東方部長」，可能是薩法羅夫或者拉狄克，但並不排除維經斯基一同陪同會見的可能。

7. 孫中山致蘇聯政府遺書

潘書第 106 頁：

On March 11 he signed his testament, composed for him by Wang Jingwei, as well as a message to the Soviet Union, written by Borodin. He called on the Guomindang “to continue its work in the field of the national revolutionary movement so that China may throw off the yoke by which the imperialists have reduced China to the position of a semicolonial country.” He ordered “the party henceforward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with the USSR [35].

（中譯：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他簽下由汪精衛為他撰寫的遺囑，並且給蘇聯發出由鮑羅廷寫就的致蘇俄書。他呼籲國民黨繼續「進行民族革命運動之工作，俾中國可免帝國主義加諸中國的半殖民地狀況之羈縛」。並且命令「國民黨長此繼續與你們（蘇俄）提攜」。）

潘佐夫此處引用的是俄文版的《孫中山選集》，而這實際上是犯了舍近求遠的錯誤，因為《致蘇聯政府遺書》的原件就是用英文寫成的。所以，潘書這裡引用的所謂《遺書》的文字，實際上是不准確的。《遺書》這一段的英文原文應是：

I have therefore enjoined the Kuomintang to carry on the work of the national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order that China may be freed from the semi-colonial status which imperialism imposed upon her. To this end I have charged the party to keep in constant touch with you; and I look with confidence to the continuance of the support that your government has heretofore extended to my party.

（故我已囑咐國民黨進行民族革命運動之工作，俾中國可免帝國主義加諸中國的半殖民地狀況之羈縛。為達到此項目的起見，我已命國民黨長此繼續與你們提攜。我深信，你們政府亦必繼續前此予我國之援助【36】。）

此外，潘佐夫認為《遺書》是由鮑羅廷起草的（但沒有給出來源），此說應不確。石川禎浩在他對《遺書》的研究中，引用了若干份當事人有關《致蘇聯遺書》的形成的回憶。我在此引用兩條。首先，汪精衛在 1926 年 1 月的國民黨二大報告中提到：「另外還有英文秘書陳友仁同志起草致蘇俄同志的一封信，由宋子文同志讀了一遍，先生聽過後，再用英文簽字。」另外，張繼也在日記中有如下記錄：「致蘇聯書，乃鮑洛亭等之意，陳友仁起草。【37】」石川禎浩在他的文章中對孫中山的幾份遺書有非常深入的考證，在此不詳細展開，而就《致蘇聯遺書》的起草者這一問題而言，鮑羅廷毫無疑問在《遺書》的形成過程中扮演了相當角色，但不應認為是其起草人，至少不是唯一起草人。

注釋：

【18】Pantsov, p. 76

【19】李玉貞，杜魏華，《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頁 373

【20】馬林：《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1922 年 7 月 11 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頁 235

【21】鄧家彥《馬丁謁總理實紀》，《革命文獻》第九輯，頁 205

【22】同上，頁 204-205

【23】李玉貞，杜魏華，頁 373

【24】馬林：《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1922 年 7 月 11 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頁 236

【25】Pantsov, p. 84

【26】《越飛給契切林的電報（摘錄）》（1922 年 11 月 7 和 8 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頁 149

【27】《越飛給俄共（布）、蘇聯政府和共產國際領導人的信》（1923 年 1 月 26 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頁 211-213

【28】同上，頁 213-215

【29】《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 53 號記錄（摘錄）》（1923 年 3 月 8 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頁 225-226

【30】Pantsov, p. 87-88

【31】《巴拉諾夫斯基關於國民黨代表團訪蘇情況的書面報告》（1923 年 12 月 5 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頁 345

【32】《契切林給季諾維也夫的信》（1923 年 11 月 1 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頁 307

【33】李穎，《共產國際負責中國問題的組織機構的歷史演變（1920—1935）》，《中共黨史研究》，2008 年第 6 期

【34】《維經斯基給拉斯克爾尼科夫的信》（1924 年 4 月 21 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頁 492；《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部拉狄克和薩法羅夫的信》（1923 年 5 月 30 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頁 449

【35】Pantsov, p. 106

【36】石川禎浩，《中國近代歷史的表與裡》（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頁 333-334, 352

【37】同上，頁 345，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