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斯：蘇聯的禁片

蘇聯時代，電影是黨國最主要的宣傳工具，大眾娛樂的主要方式之一是看電影，所以，蘇聯是個電影大國，它不僅生產量大，而且有獨特的電影藝術傳統和生產方式，更有獨特的審查制度。

蘇聯幾十年，無處不獨特，電影甚至獨特到與世隔絕。蘇聯很多電影在其國內極為流行，甚至為國家創造了巨大財富，但世界卻聞所未聞，這足以說明蘇聯電影與世隔絕的程度。

再有，蘇聯電影題材審查均極為嚴格，實際上，電影工作者創作故事片（劇情片）的空間極為有限。衛國戰爭後，蘇聯經濟崩潰，民不聊生，影業凋敝。蘇共黨魁史達林 40 年代末又大搞“少拍電影”運動，發起批判“世界主義”以抵制西方文化滲透，加強構建意識形態鐵幕，阻隔西方價值觀滲透國內，導致一批蘇聯著名電影導演受到株連，造成蘇聯電影數量銳減——1951 年僅生產 9 部故事片。而在 1945-1950 年間，蘇聯卻有數十部電影遭禁，有些影片甚至在拍攝場地當場被勒令停拍。

早在蘇維埃政權初期就成立了節目審查總局。1928 年 5 月 8 日，蘇聯《勞動報》（Труд）第一次報導蘇聯禁片時說，有 18 部蘇聯和外國電影因未獲節目審查總局審查通過而遭遇禁放。有些影片直接從影院下線。在被禁的外國電影 15 部影片中，就包括德國導演皮爾（Harry Piel）的《黑色信封》、美國導演塞茲（George B. Seitz）的《仇恨屋》、美國導演鮑特（Edwin Stanton Porter）的《貝拉夫人》、法國、美國和墨西哥合拍的《女搶匪》等；被禁的蘇聯電影有 5 部，分別是維斯克夫斯基執導的（Вячеслав Висковский）《死亡之塔》（Минарет смерти）、《安多夫卡的眼睛》（Глаза Андовки，導演不詳）、格裡切爾 - 切利克維爾執導的（Григорий Гричер-Чериковер）《迷途之星》（Блуждающие звезды）、馬拉霍夫（Пётр Малахов）執導的《公雞》（Петухи）和維爾內爾（Михаил Вернер）執導的《薩莫薩特金總統》（Президент Самосадкин）。

據蘇聯《勞動報》統計，被禁影片膠片總長度為 4 萬米，假如我們按照一部影片製作了 30 個拷貝來平均計算，被禁影片損失膠片的總長度超過了 120 萬米。

蘇聯文化部節目審查總局說，上述電影之所以被宣佈為禁片，是因為它們“充滿了資產階級消極和頹廢的理想主義觀念，展現了驕奢淫逸的生活作風，重複著幻想家不切實際的陳詞濫調，表現出令人髮指的殘暴行徑，迎合了不健康人群的病態興趣，宣揚了資產階級道德觀及神秘主義思想”。早在節目審查總局出臺禁放令之前，蘇聯媒體就已經開始譴責外國電影不健康，有些報社甚至鼓動人們將《仇恨屋》和《女搶匪》的影片拷貝扔到紅場上焚毀。

蘇聯禁片，除了文化部節目審查總局這樣公開的機構被授權實施管制，社會上還有不少“電影志願審查者”為電影“挑錯”，主要是挑意識形態方面的錯誤，之後再將“錯誤”上報給黨政機關備案。文化部節目審查總局對社會上有爭議影片，一般均持否定態度，換句話說，只要電影在社會上引發爭議一般都會遭當局禁放。

1950 年以前，蘇聯進口影片的國家主要是義大利、法國、拉丁美洲國家和印度。1950 年後，史達林指示用國產電影填補蘇聯人們的娛樂真空，可是對蘇聯電影工作者而言，禁忌重重，拍攝電影不啻於帶著鐐銬跳舞。

赫魯雪夫 20 世紀 60 年代推行文化“解凍”，史達林的電影禁錮終被打破，但是蘇聯電影禁忌卻未徹底消除。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蘇聯仍舊禁片，只是數量已明顯下降，手段更加隱晦而已。勃列日涅夫下令電影廠劃歸國家電影委員會管理，影片製作實行集體創作制，其目的是想通過集體創作的模式，讓創作組多人參與修改和完善作品，使自我審查與淨化影片的過程在創作過程中悄然完成。比如蘇聯導演克裡莫夫（Элем Климов）指導的多集電影《傷痛》（Агонии）拍攝於 1965 年。影片完成後，創作組根基上級指示於 1974-1982 年對該片進行了漫長的增刪與修改，直到 1985 年，此片才最終問世，可謂二十年磨一劍。

蘇聯解體前，錄影機和錄影帶技術在全球興起。蘇聯克格勃和海關加強管控外國電影錄影帶進口，但最終也未能有效阻止西方電影的流入與傳播。

蘇聯時期引進外國電影相當謹慎和苛刻。根據蘇聯相關法律法規，青少年滿 16 歲才可觀看較為“露骨”的外國影片，當然這些影片都是經過審查部門精心處理過的。比如法國導演蜜雪兒（André Michel）1956 年拍攝的電影《女巫》（La Sorcière）就因為片中有裸戲，在蘇聯引發了青少年能否觀看的爭議。最終，《女巫》事件對蘇聯調整引進片的審查尺度和觀影年限的政策提供了制定依據。1968 年，蘇聯又發生蘇匈合拍片《星與兵》（Звезды и солдаты）審查事件，這部影片為蘇聯電影審查部門制定合拍片的審查標準奠定了基礎。

20 世紀 60 年代後期至 70 年代，世界局勢動盪，法國 1968 年爆發了五月風暴和八月危機，8 月，蘇聯出兵捷克和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蘇聯猶太人大規模移民以色列定居以及 60 年代後半期蘇聯和世界發生的“性革命”，都導致蘇聯對世界更加多疑和防範。蘇聯當局也不斷加強完善引進片的標準，審查也更加嚴格。

1970 年，義大利電影大師貝爾托魯奇（Bernardo Bertolucci）的影片《同流者》（conformist）原版影片片長 115 分鐘，引進蘇聯後被剪掉 32 分鐘。審查部門對影片所進行的剪輯完全斷章取義，而且還將一部彩色電影處理成黑白片發行，以至於大多數蘇聯觀眾一直認為《同流者》原本就是一部黑白片。1973 年，印度裔英國導演安德森（Lindsay Gordon Anderson）的影片《大都市小人物》（O Lucky Man!）引進蘇聯後，183 分鐘的影片，竟被剪去了 45 分鐘，結果完全歪曲了安德森的創作意圖和藝術理念。

日本導演黑澤明（黒沢 明）也曾受到蘇聯電影審查的折磨。1970 年他拍攝了彩色奇幻電影《電車狂》（どですかでん），蘇聯引進時，審查官對影片痛下狠手，竟剪去了 50 分鐘。導演新藤兼人（新藤 兼人）1970 拍攝的影片《赤貧的 19 歲》（裸の十九才），儘管 1971 年獲得蘇聯莫斯科國際電影節金獎，但在蘇聯公映的時候仍遭遇嚴格審查。

波蘭電影大師瓦依達（Andrzej Wajda）1974 年根據作家雷蒙特（Władysław Stanisław Reymon）同名小說改編拍攝了電影《天堂》（Ziemia obiecana）。第九屆莫斯科國際電影節評委會欲授金獎，但由於片中有色情鏡頭，評委會便通知瓦依達剪掉後再送審。莫斯科當局答應他，刪除色情片段即授獎。瓦依達為了獲獎而剪掉了敏感鏡頭，影片後來獲得第九屆莫斯科國際電影金獎。蘇聯解體後，瓦依達又將曾經刪除的鏡頭補上，出了個完整版的《天堂》，有記者問他，這是不是對蘇聯電影禁忌的反動，他說：“我雖然補上了刪除的色情鏡頭，但是我二十年來一直為這些鏡頭感到羞愧，因為我的電影不是為色情而色情，而是我認為蘇聯審查制度扼殺創作生命，我拍色情是為爭取創作自由。現在我們允許拍攝有色情內容的電影，但我卻反對色情。你們現在會覺得我當時很幼稚，但在蘇聯時代，藝術家創作上的反叛就是最佳抗爭手段。”

義大利導演澤菲雷裡（Franco Zeffirelli）1968 年拍攝的影片《羅密歐與茱麗葉》（Romeo and Juliet），波蘭導演紮魯斯基（Anatomia miłości）1972 年拍攝的《愛情解剖》（Roman Zaluski）以及波蘭導演馬胡爾斯基（Juliusz Machulski）1984 年拍攝的《鐵幕性史》（Seksmisja）在蘇聯放映前都曾遭遇大幅度“剪片”。

那時，蘇聯社會主義國家陣營的電影節，都以蘇聯社會主義道德觀和意識形態為準則，確立了相同或者近似的審查標準。對於通不過審查的影片，或者禁止在電影節放映，或者不經電影版權方許可直接刪改後再放映和參賽，以顯示蘇聯電影審查的權威性不容質疑。

蘇聯電影審查，刪減鏡頭僅僅是一種審查方式，還有一些更不可思議的處理方式，類似於今天的電腦重新編輯。比如通過聲音等編輯特效技術，將審查通不過的地方進行處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1983 年捷克斯洛伐克導演索庫普（Jaroslav Soukup）拍攝的電影《口袋裡的風》（Vítr v kapse）。片中有個鏡頭，男主角舉著來信興沖沖地高喊：“姑姑寄來了巴黎的邀請函！”審查官竟然命令電影局技術部門對此句臺詞做聲效處理，改成男主角舉著來信興沖沖地高喊：“入伍通知書到啦！”

蘇聯著名導演蓋達依（Леонид Гайдай）拍攝的喜劇片《鑽石手》（Бриллиантовая рука）也有一個鏡頭被做了聲效處理，因為女主人公的對白中有句“他去教堂了”的臺詞，審查未獲通過，因為蘇聯時代“教堂”屬於敏感詞，無法通過審查，所以只能在音效上處理為“他去找情人了”而草草了事。但是觀眾在觀影時卻發現了這句臺詞語氣銜接上的問題。影片《鑽石手》中被技術處理過的地方比比皆是，如影片中出現的妓女、酒鬼以及不作為官員等鏡頭均被審查官批評為“形象猥瑣”而果斷剪掉。

儘管蘇聯電影審查制度嚴厲，不少高水準影片遭遇封殺和被迫修改，但這也未能阻止一些影片最終沖出樊籠，躋身世界優秀電影之列。

2024 年 1 月 25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