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霜：山雨欲来风满楼：1950到1951年的燕京大学（下）
【编者按】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了对中国基督教群体的打压，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基督教群体遭受迫害，活动被冲击，教众被逮捕的新闻。在另一方面，中国也正在逐渐收紧通向海外，通向世界的大门，这不仅体现在出国旅行、留学的难度越来越高，中共更是在教育层面上试图逐渐清除西方思想的影响，国际教育更是如明日黄花，随时都有可能被“清零”。本期《中国之春》杂志刊登了 6 篇有关燕京大学最后岁月的文章，这所由基督教会在中国创办的学校，在 1949 年中共接管政权之后，遭受了悲惨的命运，整个学校在所谓院系调整中被完全瓦解，教员和学生当中的基督徒和亲西方的自由主义分子，也遭遇了一轮又一轮的批判和清洗。这 6 篇文章，不仅是为了讲述一段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历史，更是为了警醒读者，“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传道书 1:9）”中共统治术的关键就是在于制造对外界的仇恨和恐惧，他们是不会长期允许如燕京大学这样对外交流的窗口长期存在的。
1950 年 11 月 1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消息开始传达到各机关单位和学校厂矿，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宣传运动马上被发动起来了。抗美援朝的宣传运动旨在激发中国人爱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为此，燕大在 1950 年 11 月 15 日按照上级部署组成的”保卫世界和平反美侵略委员会燕大工会分会委员会”，第一步工作就是针对师生中存在的”亲美、崇美、恐美情绪”，进行”仇视、鄙视、蔑视”美帝国主义的”三视教育”。委员会成立第二天上午先举行了各小组长会议，下午又召集部分教职员在临湖轩开会，根据组织者拟定的话题，着重讨论了”美国是否民主”美国在华办学校是否文化侵略”和“美国之音”的作用是什么等问题。16 日下午的会议记录显示，在新闻系主任蒋荫恩的主持下，雷洁琼首先讲述了自己在美国留学时深感中国人受歧视的经历；历史系教授聂崇歧和政治学系讲师吴东之接着谈了英美经济上如何不民主，大资本家如何操纵政府和议员为自己服务的情况。谈到美国在华办学校医院等，发言者一致强调这是别有用心，目的是要培养具有亲美、崇美心理的知识分子。
接连两天的会议，虽然达成了组织者通过要求政府禁止收听美国之音的呼吁的效果，但发言者多半都不愿触及燕大与美国的关系这一话题。生化系主任蔡镏生是主动提出对美国在华文化事业危害性的讨论应当密切联系燕大实际这一问题的人。他并且尖锐地提出了对老校长司徒雷登应如何认识的问题。但即使政治上很进步的教师，在这个问题上也大都含糊其辞，话里话外都不认为司徒雷登在燕大期间有什么问题。如 1949 年初就受邀前往西柏坡见过毛泽东的严景耀只是说，司徒雷登当大使后”有些变了”。早就是北平地下党员的国文系讲师卢念苏也强调司徒雷登在当大使后跟在马歇尔后面跑，拥护蒋介石当总统，搞戡乱，包括经手订立中美商约，在人格上与之前有很大不同了。只有数学系年轻讲师李欧敢于质疑美国人办燕京大学的目的，说：”〔对〕司徒不应分两段，好坏不是分裂的。作大使以前，在燕京办教育就有侵略。我自己就总觉得仇恨美国的心理始终不强。这就是燕京给我的影响。”
把有着”燕大之父”美誉的司徒雷登和美国侵略行径联系起来，无疑是校反美侵略委员会这时所要达成的最主要的一个目的。11 月 21 日，委员会下发给教师们的讨论提纲直截了当地提出了燕大这一最为要害的问题：
一、司徒雷登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1）司徒对燕京有什么贡献？2）是否做大使后司徒变了？3）为什么现在要批判司徒雷登？
二、美国人到底为什么拿钱办燕京？1）谁控制了燕京的经费？2）燕京是否为中国造就了许多人才？
从 1 月中旬开始，燕大在北京市和教育部的双重安排下，接连请宣讲人员来校进行反美讲演。这些讲演着力于揭露美国政治的民主假相和黑暗内幕，其政治宣传和感染的力度远大于燕大教师自己的认识水准。再加上其他教会学校揭批美国教师的经验和角度，也都对燕大人联系本校实际的揭发批判，产生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从 16 日开始的燕大教工小组和学生揭露美帝文化侵略罪行漫谈会上，发言的火力明显增强了许多。
蒋荫恩和蔡镏生等带头揭批美国人对燕京大学师生的毒害。他们揭露说，在燕大，外国人的地位总是比中国人高，曾经做过代校长的美国人窦维廉甚至公开为外国人待遇高辩护，说”外国人教书效率高”。说他手下的蔡一锷更是典型的洋奴嘴脸，竟说什么中国教员就是要”用鞭子抽着走”。会计主任郭美瑞（M. Cookingham）帝国主义作风十足，动辄就说中国人脏，防手下人像防贼一样。说在燕京，英语是第一位的，只要英文好，就能获得种种好处，会英语和不会英语的人收入要差很多，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强化了崇美思想。就连燕京人教小孩子，也往往要小孩子用英文称呼叔叔阿姨。大家什么都学洋人，穿西服说洋话，至少也要穿半西服说半洋话（夹用英文单词）。蒋荫恩这时还在《光明日报》上以”一个燕京人的自白”为题公开发表文章，认定过去的燕京大学”不止于宣扬美国物质文明，贩卖美国生活方式，还有更甚于此的，那就是造成青年学生的自卑心理，看不起自己的国家，觉得自己的国家什么都不行，因此也就渐渐地失去热爱自己祖国的心情。”
1951 年 2 月 12 日是燕京大学再生之日。还在头一两天，”贝公楼”（Bashford Hall）的牌子就被换成了”办公楼”，”宁德阁”（Ninde Hall）改成了”民主楼”、”麦风阁”（Miner Hall）和”甘德阁”（Gamble Hall）改成了”姊妹阁”，”适楼”（Sage Hall）改成了”俄文楼”，”穆楼”（McBrier Recitation Hall）改成了”外文楼”……燕园里凡带有旧中国色彩和美国文化痕迹的名称大都不复存在了。12 日这天，办公楼前新搭起一座牌楼，上面挂着巨大的横幅，红底白字醒目地写着”庆祝燕大新生”。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和副部长钱俊瑞、曾昭抡等亲临燕大，代表政府宣布正式接管燕京大学。政务院随后通过决议，批准了教育部的接管行动，并任命陆志韦为校长。政务院的委任状上还印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的签章，毛泽东本人还亲笔为燕京大学题写了校名。
一切迹象都显示，曾经在美国人控制下的燕京大学，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革，但它看上去似乎还不会与旧传统一刀两断。因此，陆志韦还想做下去。但在范天祥看来，陆志韦 12 日的表现无论如何都是难理解的：”在他发表就职演辞期间，在众来宾面前”，语带轻蔑地举起几天前收到的来自纽约托事部的电报，斥责美帝国主义至今”还以欺骗和利诱的手段，妄想达到继续对中国人民进行文化侵略的目的”。并声称从今以后，”不论在名义上、实际上、经费来源上、教学的观点与方法上，燕京都完全而且永久是中国人民的大学了”。它不仅会回复已往的高峰，而且将会发展到超过美国人过去所能想像的程度。
1951 年上半年，中共政府全力推行土改、镇反和抗美援朝三大运动，一时还无暇顾及教会大学的进一步改造问题。因此，燕京大学除了按照教育部的部署，继续揭批控诉美国教师”反动言行”，并将他们逐出大陆外，全校渡过了两年来最为平静的一个学期。英语教师巫宁坤的回忆很传神地从一个侧面描述了这段时间里燕大教师们的工作生活情景。
一方面，他们按照新政府的要求，在授课中政治挂帅。巫负责教”英国文学史”和”高级作文”。”对马列一窍不通”，就从带回国的几百本书中，每天读些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着作及美国”进步作家”的小说，”驴头不对马嘴”地剥出一些阶级斗争之类的概念，打成讲稿，讲给学生听。另一方面，教师们在私下里仍旧保持着亲密关系，你来我往，时常一起喝咖啡，品白酒，谈天说地，抚琴吟诗。只要在京，陆志韦有时也会跑到年轻教师家去串门儿，”聊聊天儿，打打桥牌”。如英语系新任主任赵萝蕤是赵紫宸的女儿，她丈夫陈梦家是着名的新月派诗人，在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桥牌打得好。国学造诣极深，又喜欢打桥牌的陆志韦，就常到陈梦家的家里去打牌。两位只要坐在一起，常常”出口成章，妙趣横生”，让牌友们很是享受。
然而，这不过是山雨欲来前的短暂平静罢了，距离燕京大学的彻底灭亡，还要经过几乎血雨腥风的一年，全校上下的所有人，想要在这个所谓的“新社会”生存下去，非要被扒去一层皮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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