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贊波：寫給富察的一封信（上）

富察兄，

見信如晤。

不知道你現在在裡面怎麼樣？能不能吃飽飯？睡覺還好嗎？每天能睡幾個小時？能偶爾曬曬太陽嗎？有書看嗎？可不可以鍛鍊身體？肉體上有沒有遭受他們的虐待？是不是已經瘦了很多？去過那裡面的人，一般都會瘦很多，對於需要減肥的人，這也許是不幸中唯一的幸事，但你本來就瘦，也無需減肥。希望你不要瘦得太多，否則當你出來的那一天，我要是看到了你形銷骨立的樣子，一定也會像現在一樣，止不住地掉淚。

很抱歉，我到現在才站出來和你說話，雖然我一直想寫點什麼說點什麼，但完全下不了筆，開不了口。對於一個以往表達欲還算旺盛的創作者來說，我突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失語症，不知道如何表達自己的心境。最近幾個月，是我人生中的至暗時刻，我過得像一隻陰溝裡的老鼠，盡量把頭埋在陰暗之處，任由自己被悲憤、恐懼和恥辱吞沒。

雖然作為一位持續批判體制的獨立紀錄片作者，我完全深諳並親身領略過極權的暴力，但還是沒想到，它會以這麼一種猝不及防的方式到來。

4 月 20 日上午，習慣於熬夜晚睡的我，剛剛醒來，就看到了網上傳出你被秘密拘捕的消息，我當即有如電擊，從床上一骨碌爬坐起來，連聲驚呼，內心瞬間被驚愕籠罩。

我之前不祥的預感不幸落實了。

就在 4 月 12 日，我把修改的新書稿簡介給你發去郵件，見你沒有及時回復，我又通過社群媒體發去簡訊提醒你查收，但無論郵件還是社群媒體，你一直都沒有回復我。對於你這樣一個敬業勤懇、對人熱情有禮的出版人來說，這是未曾有過的反應，以前，你頂多就是週末兩天不回復，週一上班了一定就會回復我。但這一次，已經過去了好幾天，你仍然沒有動靜。剛開始我以為是你的身體出了問題，因為在不久前的通話中，你提到自己最近體力有點不支，說人一過了五十歲，精力便大不如前。眼力也下降了，光看我的書稿，你就持續了好一段時間，而且是把全文打印出來，一頁一頁地看。不再像以往那樣對著電腦就能看完。

想到這些，我只好默默地祝願你身體沒有大礙，即使身體有恙，也能早日康復。4 月 19 日，一個星期過去了，你依然杳無音訊，讓我越發感到不安，正猶豫要不要詢問一下你的同事到底發生了什麼。沒想到一夜之後就得到了這個最壞的消息。

我完全沒想到，你落入他們的魔掌已經整整一個月。

原來你是在 3 月 19 日回上海時遭此厄運，那天距離我們語音通話也只過去不到一週，3 月 13 日晚上，我們在社群媒體上通了約一個小時的長電話，詳細地討論了我的新書稿的出版計劃。就在當天上午，你給我寫來長信，謬贊我：「你的寫作比第一本更加震撼我，故事和分析的力度都更加精彩和有吸引力」最讓我感動的，是你還說了：「我也非常敬佩你孤獨一人記錄、分析近乎魔幻的中國底層世界的勇氣和精神，並為之感動。能夠認識、擁有你這樣的朋友和作者，真的是我的幸運。」

對於一位堅守在極權之地的孤獨的創作者來說，你的這些話語於我是一劑莫大的精神動力。這些年，因為持續批判的緣故，我在中國被封殺，書和片子都被禁，再沒有出版社敢出版我的新書，連一本原本計畫出版、正在組稿中的個人詩集也不得不夭折。警察也不斷上門騷擾我，導致我離開了生活快二十年的北京，回到南方的山裏離群索居。

「金馬風波」（2019 年 8 月，國家電影局禁止電影人參加金馬影展，我忍不住罵了它幾句）之後，我更是經歷了全方位「社死」，在網上遭到鋪天蓋地的謾罵、侮辱，被扣上各種罪孽深重的帽子，以及持續遭受揭發、檢舉，甚至死亡威脅。影響不光止於網絡。現實中，不少昔日同學親友因為目睹了我的政治錯誤和聲名掃地，都不敢再聯繫我，有家族長輩甚至斥責我令「家門蒙羞」。有關部門還到我父母所在村莊調查我，給我和家人造成了很大困擾。

從那之後，我在中國已經近四年沒有參加任何公眾活動，再沒人邀請我，哪怕是線上的活動也沒有。很多人還唯恐避我不及。因為個人的社群媒介持續被封禁，我在國內的網路平台也消聲匿跡。因為價值觀念的緣故，很多昔日的故交也漸行漸遠，直至完全割袍斷義。除了為了拍攝，我在現實中的社交活動也幾乎減為零，平時深居簡出，過上了放逐和自我放逐的生活。

此時，你的鼓勵，除了讓我覺得自己在潛伏中拍攝一年多、閉門寫作兩年多是值得的，更讓我覺得自己一直以來的堅持和孤獨是正確的。就是在這番通話中，你我還談到了目前的形勢和安全問題，但是是你在替我這個「朋友和作者」的安全感到擔憂，擔心我的敏感的新書給自己帶來麻煩，還詢問了我有無考慮出去。而我，在這通電話裡，根本就沒有問起你的安全與否。

那時候，你我應該都完全沒有預想到，真正的危險會於降臨我前來到你的頭上。我也完全沒想到你馬上就要回到中國，雖然電話裡你提了一嘴自己和家人已經幾年沒有回去探親了。但你並沒有告訴我你一週後就要回去，如果你說了的話，我想我一定會告誡你「危邦不入」，勸你「三思而後行」。

因為此時的中國，尤其在歷經三年疫情管控之後，徹底成了光芒照不進的土地，真正的禮崩樂壞，鐵幕降下。作為持續紮根在生活現場的低調的觀察者和親歷者，我都時常感到舉步維艱，頓生江湖險惡之感。自己曾經在乎的「最後的縫隙」，也儼然已經慢慢合上。

你在此時回來，分明風險莫測。可是遺憾，你當時沒有告訴我，要不我一定會力勸你。儘管我知道，我的勸說也許並不會在你那裡生效。

你應該還記得，以前，我也勸過你。那次，我們也說到過「安全」。幾年前，當你第一次向我說起你還持中國護照的時候，我比較吃驚，我以為你早拿到台灣戶籍了，覺得無論從安全還是從方便的角度來說，你都應該這樣做。但你當初好像對此不是太上心，似乎覺得相比於你正孜孜不倦的出版事業，它是件不太重要的事情。當我問到你回來時不擔心他們找你麻煩嗎，你也還是那副一貫的口吻，你說自己只是個編輯，只是個出版人。

我對你的這種固執感到有點匪夷所思。雖然其實我也是個固執的人。我之前備受艱難和打壓，都不願離開，也讓不少人不可理喻。在這個方面，我們應該是同一類人：在危險沒有真正來臨前，我們不會停止自己的腳步，更不會被它輕易嚇倒。

但這次，你所面對的局面顯然已經今非昔比。所以，我不確定你真的只是粗心大意，還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我不知道你對自己這次回去自投羅網感到後悔沒有。還有，你之前是否設想過自己「進去」的場景？說實話，我不止一次地設想過自己「進去」。尤其這些年，當我看著文字獄在這片土地頻頻發生，身邊認識的、不認識的，不少人都「進去」了，他們中有些人說的、做的還不如我那麼「敏感」和「膽大」。有些人的影響力也還不如我，有人只是在網絡上說了幾句話，就被判了幾月甚至幾年。

每當這些事發生，我都頓感陣陣寒意。就此我還跟人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過：原來，這幾年他們讓我「社死」，是保護了我，要不我早就進去了。這顯然是一種悖論般的無奈現實，散發出蘇聯笑話般的荒謬氣息。

在 4 月 12 日給你的信息裡，我就提到了「進去」，因為就在兩天前，許志永和丁家喜被判 12 年和 8 年，讓我再次覺得痛心、憤慨而絕望，上一次為「進去」而有如此感受，是因為「編程隨想」阮晓寰，他被判了 7 年。讓我忍不住感慨：為何在這片土地上，總有如此優秀、正直、善良的人淪為國家的囚徒？

所以推人及己，我忍不住和你聊到他們並吐槽：「憑我這種立場和寫法，我覺得我至少能夠 10 年了吧。」儘管這是我當時的真實想法，但此刻我真的為此感到羞愧：在當時，我仍然想到的是自己，沒有聯想起你，更不知道當我只是擔憂自己「進去」的時候，你卻已經「進去」了。

更早以前，你也曾經和我說起過「進去」，那一次，你在疫情初期回上海時被隔離，你提到這段「夠憋」的禁足經歷時，忍不住感慨「所以像王丹那樣的坐完牢，還是非常讓人敬佩的」。

現在，沒想到輪到我來敬佩你了。

雖然，我根本就不想從這方面敬佩你。我寧可敬佩你在編書上的專業能力，你的選題、策劃，以及編輯和推廣能力，儘管你這些年出版的有些書我也並不喜歡，我們之間的觀念也有分歧，但你的專業能力無庸置疑，和中國這邊大多数的編輯比起來更是出類拔萃。

或者，我可以敬佩你在面對逆境時的堅毅——就在 3 月 13 日那通長電話中，你向我聊起如今台灣出版業的狀況，說現在一般出的新書舖完所有通道，六百本印量就夠了。聯想起中國市場出的那些爛書都動輒幾萬幾十萬本的銷售量，我不由地在電話這頭感嘆了一句「你真不容易」，結果你很快就反駁了我，說這其實也無所謂容易不容易，因為是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所以再不容易也能承受，並且不覺得苦。

「你不也一樣嗎贊波？你也選擇了一條在常人眼裡看起來很不容易的路途，但那是你喜歡的事情，所以你一定再難也樂在其中，不需要別人說不容易吧。」

是的，老兄你說得很對，我不應該這麼高高在上、輕描淡寫地評價他人的境遇（儘管那非我的本意）。我們面臨的所有艱辛，確實是我們自由選擇的結果，不需要任何人憐憫。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仍然屬於同一類人。

下篇：

https://chinaspring.org/article/69320e02-b398-4591-bd49-737b371859c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