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ven：二二八前奏（上）
二二八事件不仅是仍然徘徊在当代台湾社会身上的一道伤疤，同时也是当前台湾所面对的许多问题，无论是岛内的社会问题还是对外关系问题，或者是台湾本身的认同问题，二二八事件都是这些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源。
然而，正如中国的很多政治事件长期都是禁区，政府当局禁止民间的讨论和学术界的研究一样，二二八事件在台湾也同样是长期的禁忌，直到 19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台湾民主化解严之后，政府当局才一点点的公开档案，学术界也逐渐开始了对事件前后的研究，当时的当事人和受害者的亲属也终于能够出来公开讲述他们的故事。现在在台湾大学担任历史教授，长期从事战后台湾政治史研究的陈翠莲教授就是最早对二二八运动展开研究的学者之一，实际上，在她读博士的时候就选择当时还几乎无人触碰的二二八事件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题目。她后来回忆道，在她当时撰写论文的时候，曾经多次到台湾著名学者林衡道的家中进行访问，林衡道的父亲林熊祥，战后因草山会议台湾独立事件被捕，林衡道在以金钱运作救出父亲后，他加入国民党，对于台湾省党部、国民党政治派系在事件中的角色颇有了解。但是，老先生对她的提问都非常沉默，非常被动的回应，大多是由陈翠莲先陈述她从史料中所得的推论，然后林老先生再点头或摇头确认是否为真。某日，他突然很诚恳地劝告说，陈小姐，你不要再做这个题目了，再做下去，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但当时陈翠莲还没有把握到二二八事件的分量，只是觉得老先生可能是心中的伤痛太深，现在已经民主化了，怎么还这么紧张，但同时也惊讶于究竟是怎样的恐怖统治，能让那一辈人如此噤若寒蝉？后来，台湾著名民俗学者巫永福也多次告诉她：国民党早已编造黑名单，趁着二二八事件计划性地铲除台湾精英阶层。当时，陈翠莲根本不相信巫永福的说法，因为除了他这一句话之外，没有任何史料档案的支持。尽管如此，她也注意到了林衡道与巫永福两人说法的共同交集，也就是国民党政府的严密特务统治。
凭着当时有限的史料，她还是完成了她的博士论文，拿到了学位，但一直没有放弃对二二八事件的研究，只要政府又宣布公开了什么新档案，她就会去找来研究，并且也一直在海外，特别是日本和美国的档案馆，多方面的寻找有关二二八事件的档案资料，最终在 2017 年完成了我这一系列文章所非常倚重的一本重要著作，《重构二二八：战后美中体制、中国统治模式与台湾》。
在对二二八事件的结构性因素进行分析之前，有必要先讨论一下目前对二二八事件的几种主要观点。第一波是事件发生后官方的说法，包括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新闻室所编《台湾暴动事件纪实》、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所编〈台湾省「二二八」事变记事〉、监察使杨亮功及监委何汉文的《台湾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蒋介石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中枢总理纪念周的谈话、白崇禧在一九四七年四月七日中枢总理纪念周所提出之报告等，都认为「共产党煽惑」是事件主因，「日本奴化遗毒」是台民自外于祖国、郁积不满、酿成事变的远因。一九四七年十月，台湾全省警备总司令部总结二二八事件案犯处理，宣称政府宽大处理、事件已经全部结束。因为当局一面严密监视二二八事件相关人士，一面对二二八事件进行全面消音，导致民间噤声，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八三年之间，二二八事件相关资讯几乎在公共舆论空间完全消失。
第二波论述热潮在一九八○年代，解严前后，官方观点开始受到挑战，海内外反对势力、对岸共产党中国竞相争逐二二八事件的诠释权，各种看法角力激烈。一九八三年起，海外台湾人对二二八事件关注愈加迫切，如叶荣钟之女叶芸芸主编的《台湾与世界》月刊开辟二二八史料专栏，并对亲历二二八事件相关人士进行口述访问，台湾独立建国联盟也在纽约举行二二八事件三十六周年纪念活动。同年，日本东京则有林启旭出版了《台湾二二八事件综合研究》，次年王建生、陈婉真、陈涌泉等人在洛杉矶出版了《一九四七：台湾二二八革命》，两书都严厉批判国民党政府对台湾人的欺瞒与屠杀，并以二二八事件为台湾人寻求解放、独立的起点，主张脱离大中华思想，确立台湾民族主义的明确方向。
第三波热潮自一九九○年代至今，随着台湾民主化的推进，二二八事件的学术性研究蓬勃发展。
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是前总统李登辉所指示、具有官方色彩的调查报告。此一报告恪守学术研究规格，但不免负有政治性使命，主要篇幅在述说事件发生蔓延全省经过、民众伤亡损失等事实陈述；其重大成就是超越以往官方说法，说明战后阻挠台湾人返乡、日产处理不当、政治差别待遇、官员贪污、军纪败坏、通货膨胀等等因素造成民众对当局的不满，不再主张共党煽动、日本奴化等说法。关于事件之处置，报告中认为陈仪起初有意淡化处理，但二二八事件转变为政治改革运动、民气高涨，逐步提高改革诉求，为各种势力操纵，遂遭中央政府认定为叛国举动。蒋介石主席最初并未主张镇压，调动军队主要目的在防范，但因受台湾主政者意见左右，决定派兵绥靖。结论强调「本报告旨在说明事实之真相，并无判别责任的意图」。因此，二○○六年，由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公开的《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特别厘清蒋介石等南京决策阶层、陈仪等台湾军政阶层、情治人员、半山分子、线民、告密者、构陷者的责任。
以陈翠莲为代表的台湾最新一代研究者，则对整个事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分析框架，即把二二八事件放到更广阔的视角下进行分析，与二战后的美中关系，中国内战的形势以及中国的政治文化等方面联系了起来。具体来说，这种分析框架有两个关键词，也就是“战后美中体制”和“国民党政府统治模式”。首先来看第一点，所谓“战后美中体制”，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1.美国为掌握战后国际优势与远东秩序，选择国民党中国作为合作对象；中国因内战、统一问题，需要美国大力协助，提供军事、经济等各种支持，双方在互蒙其利之下建立合作关系。2.此种合作关系具有主从性格，重要政策由美国主导、制定，中国政府配合、协助、执行。3.但是美中之间的合作关系并非单边主义，在不违背美国主要利益下，中国政府所主张或宣称的次要利益，美国予以容忍、默许、让步，作为回馈。4.因为美中是共同利益的结合，当双方利益严重矛盾时，美中协力体制就会松动，甚至崩坏。
一九四五年美军协助国府军事占领台湾，美中协力体制在台湾运作。战后以美国为首的盟军总部政策，透过国民党政府贯彻施行；相对的，美国则以对国府的利益、主张高度尊重，作为回报。在战后和平条约订定前，国府在台湾已进行实质统治、并主张事实主权（de facto sovereignty），作为盟军最主要国家的美国并未阻止。美方明知陈仪施政问题丛生、台人愤怒不满，但未采取任何处置。二二八事件中美国抱持不介入立场，只对国府的武力镇压行动表示关切。在美中体制下，台湾地位、台湾人处境无法进入重要议程，处于美国决策考量的最末端。
至于第二个核心概念，即“国民党政府统治模式”，简单来说就是认为国民党政府以军事武力为基础，以保卫自身利益与权力为目标。政治人物缺乏政治理想与公共利益观念，党内强调宗派主义、人脉关系，权势人物结成政治派系、争夺政经资源，进行激烈斗争；为保障政党利益，甚至透过军警特务机关结合黑道势力，不惜以恐怖暗杀等暴力手段震慑民众、控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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