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ven：二二八前奏（下）
关于战后美中体制问题，或者说我们把这个问题以另外一种方式表达出来，也就是“台湾主权未定论”或围绕在台湾主权周围的一系列宪制性问题，值得单独撰文讨论，很难在一篇两篇短文的基础上表达清楚，特别是在围绕着这个问题所产生出来的争论、误解以及意识形态层面的影响已经如此深厚。简单来说，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一个复杂的解释，也就需要对大量的材料进行分析，这不是一篇短文就能介绍清楚的，因此，本文作者愿意在这之后单独就此写一点东西，只在本文当中讨论所谓“国民党统治模式”的有关情况，这一点是需要读者们注意的。
战后最早进入台湾的是特务机关。一九四五年九月一日，第一批国府人员随着美方空军地勤支援小组（AGAS）抵达基隆，他们是军统局张士德、黄昭明，与福建省政府顾问黄澄渊。
张士德与台北市执业律师陈逸松接头，两人在「梅屋敷」（今国父史迹纪念馆）见面，他以闽南语告知陈逸松「国军很快就要来了」，为防止国军到来之前日人可能有的破坏行为，要求陈逸松将青年组织起来以保护国家财产的安全，命陈逸松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直属台湾区团部，9 担任台北分团筹备处干事兼主任，并以台北市荣町菊元百货公司（今博爱路、衡阳路口）五楼作为临时办公室。
当时中国正处于「训政时期」，施行「以党领政」的党国体制。张士德向所接触的台湾人灌输「党外无党、团外无团」的观念，表示台湾人若想自行成立其他组织，政府一定不会同意，依国内的情况，加入组织必得非党即团。台湾民众当时根本弄不清楚「三民主义青年团」在中国政治体系中的属性与功能，也对国内的复杂政情一无所知。但基于种族的情感与热忱，青年团的筹组工作在全省各地受到热烈的响应，很快地顺利组成，各地负责人包括台北州陈逸松、新竹州陈旺成、台中州张信义、台南州庄孟侯、高雄州吴海水。而青年团最初的诉求纲领包括：宣传三民主义、勿忘光复大义、御用士绅退场反省、推行国语、协助维护治安等等。由于台湾各地充满建设热情，也对回到中国统治有极大期盼，因此在陈逸松串连地方菁英带领下，很快组织起全岛性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一面宣传三民主义、推行国语，一面在国府军队尚未抵达前负起维护治安的责任，并准备欢迎国民政府。
另一方面，军统局也吸收地方流氓从事战后治安工作，美国战略情报局（OSS）接获的情报证实了此些活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OSS 情报指出，蓝衣社接触台湾黑社会，担任此工作的主要人物是连谋，黄埔军校毕业，曾从事军事情报工作，是蓝衣社的重要人士。连谋来台湾，透过主要幕僚黄昭明渗入台湾黑社会。连谋是福建惠安人，曾任军统局厦门站站长。一九四五年十月，连谋着手组织台北市流氓、浪人，并呈文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建议成立「义勇纠察总队」，协助政府维持治安。台北市义勇纠察总队组织成后不久，连谋被派任为高雄市市长。
军统人员张士德、黄昭明、连谋进入台湾后，不仅筹组团体为欢迎国府入台做准备，并着手吸收线民，进行地下工作。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军统局闽南站站长陈达元抵台，担任警备总部调查室主任，积极发展绵密的情报网络。
军统局即后来的保密局的前身。保密局在台建立了台北、基隆、新竹、台中、台南、高雄、澎湖、台东、花莲等九个谍报组，并与中央政府在台各情报机关密切联系，另方面也拟订运用台湾社会团体、地方民众之搜集情报工作计画，广泛展开布署。初期工作重点是「肃奸」，以日人潜伏「余孽」、附敌「御用绅士」为主要对象，奖励人民告发汉奸与战犯；尔后转向以「奸伪」为目标，开始着手监视与调查共产党的活动，并汇集成〈每周情报〉，或编印专册，供有关机关与部队参考、防范。初期成果包括：取缔辜振甫等御用绅士独立运动案、取缔台湾人民协会、取缔各地劳动同盟及狮阵同志会等社团。
警备总部负有「防谍肃奸」任务，所谓防谍，对象为「一切敌性反动势力之间谍活动」；所谓肃奸，「先期以对日人潜伏余孽、及附敌‘御用绅士’为主，尔后即转以奸伪为目标」。警备总部统筹指挥警总调查室、宪兵第四团、长官公署警务处担任积极防谍勤务，并赋予各部队及地方机关以地域性的防谍任务，协力对「敌性谍报组织（奸党）予以严密侦查、监视破坏行动」，注意重点包括：严加调查潜伏日俘日侨、留用日人之思想，侦查监视奸党及一切反动组织，调查与集中管训地痞流氓浪人、御用绅士，搜捕检查不法电台。简而言之，警备总部不只透过保密局布线渗透，并可指挥宪兵与警察，分工合作监控台湾社会。
根据档案资料，我们可以看出战后国民党当局在台湾很快建立了严密的监控网络，这其中就包括所谓的“黑名单”。当局所监视的黑名单分子有几类：1.大部分是日治时期参加农民组合、台湾共产党、新文协、黑色青年联盟等的左翼人士，其中部分人士在战后初期重新组织了台湾人民协会、台湾农民协会，颇有复苏情形。2.战后来自中国的人士。3.战后批评政府之本土活跃人士。4.官方人士，如新竹县长刘启光赫然进入黑名单。刘启光原名侯朝宗，日治时期活跃于农民运动，后潜赴中国，献身中国抗日运动，战后随国府当局返台，竟也因早期的左翼身分，加上战后与老同志常有互动，而列名「奸党分子」。5.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来台发展的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组织，主要负责人蔡孝干（化名蔡前）及干部陈洁，也已被监视。调查表中，蔡前记载为「台湾省委员会正委员兼书记员、负责领导组织工作」，活动事略称「已率领干部返台积极活动」；陈洁则是「台湾省委员会副委员、黄埔四期毕业」，显然特务机关已掌握战后中国共产党进入台湾情形。
特务机关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肃奸」（汉奸）。一九四六年元月，警备总部贯彻国府惩治汉奸政策，展开「全省汉奸总检举」，要求「全省民众尽量告发过去日寇统治台湾时，所有御用汉奸之罪恶」，并以书面迳寄警备总部参谋长柯远芬，两星期的检举期间过后，警备总部总共收到民众检举汉奸案件三三五件。二月起，警备总部拘捕台湾汉奸嫌疑者四十一人，包括辜振甫、林熊祥、许丙、简朗山、陈炘等人都被指为阴谋独立而遭汉奸罪名逮捕，根据民间说法，还有包括林献堂在内的百数十位士绅在逮捕名单上，所幸因司法院于同年十二月作成院解字三三一三号解释令，主张台湾人不受「汉奸」罪名追诉，汉奸逮捕事件才告一段落。但是，陈仪另起炉灶，又发布了〈台湾省停止公权人登记规则〉，规定曾任日本统治时代皇民奉公会重要工作经查明属实者、经检举查有汉奸嫌疑者，停止公权人登记。一九四六年八月起，各县市政府警察局同时进行皇民奉公会参与分子的调查工作，一九四七年元月，调查结果为主要干部计有一九二名。但是当局并不满意，仍然要求各县市警察局继续追查皇民奉公会各地分支机构参与人员。
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大陆以特务机关控制社会、对付政敌，战后，这一套统治模式最先移入台湾。特务机关建立起绵密的情报网，渗透、监视台湾各角落，一面以防谍之名，密切追踪台共、中共、左翼人士；一面以肃奸之策，追究日治时期台湾人的「媚日」活动。在二二八事件发生前，警备总部已经透过保密局、警察局不断编制调查表，掌握了各种「黑名单」。
如上所述，战后国民党政府统治模式进入台湾。特务机关保密局最早进入台湾，在各地建立调查站、密布眼线，并配合警备总部、警务处、各地警察局进行社会控制。特务机关将共产党、亲日派视为「国家」的敌人，早在二二八事件前已经建立起种种黑名单，进行监视。
除此之外，另外还有一点是我们值得注意的，也是之前对二二八事件的研究当中不是那么重视的一点，就是战后国民党内各派系进入台湾，争夺资源，发展势力，台湾政治生态逐渐发生变化，朝野对抗态势形成。统治集团方面以长官公署为主，由陈仪治闽班底、军统、孔宋系统及半山人士所组成，其中，陈仪班底主宰政治、军统掌军警、孔宋系统主财经，而半山人士则具有样板作用。另方面，CC 派与三民主义青年团未取得有力职位，乃积极发展组织，结合民间力量，扩大势力范围。CC 派以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为根据地争夺日产、吸收党员，并扶植民间团体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三民主义青年团最早进入台湾，成员多为日治时期左翼抗日人士，在各地设立分支。两大派系形同在野势力，吸收在地力量，牵制统治当局。
面对陌生的国民党政府统治文化及快速变化的战后政治局面，台湾精英或源自种族情感、或基于利益算计，或主动或被动地加入军统（保密局）、CC 派（台湾省党部）、三民主义青年团等组织，不知不觉中被收编进政治派系，卷入派系斗争之中。而派系政治争权夺利，形塑出高度紧张、冲突性质的政治环境，一旦危机事件爆发，不易弥平；甚至，派系人马趁势大扯后腿、煽风点火、打击对手，无疑是二二八事件扩大蔓延、株连众多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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