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云：”从此燕京成为历史名词矣！”——燕京大学的最后一年（上）
【编者按】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了对中国基督教群体的打压，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基督教群体遭受迫害，活动被冲击，教众被逮捕的新闻。在另一方面，中国也正在逐渐收紧通向海外，通向世界的大门，这不仅体现在出国旅行、留学的难度越来越高，中共更是在教育层面上试图逐渐清除西方思想的影响，国际教育更是如明日黄花，随时都有可能被”清零”。本期《中国之春》杂志刊登了 6 篇有关燕京大学最后岁月的文章，这所由基督教会在中国创办的学校，在 1949 年中共接管政权之后，遭受了悲惨的命运，整个学校在所谓院系调整中被完全瓦解，教员和学生当中的基督徒和亲西方的自由主义分子，也遭遇了一轮又一轮的批判和清洗。这 6 篇文章，不仅是为了讲述一段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历史，更是为了警醒读者，”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传道书 1:9）”中共统治术的关键就是在于制造对外界的仇恨和恐惧，他们是不会长期允许如燕京大学这样对外交流的窗口长期存在的。
1951 年 9 月 28 日，周恩来在北京大学，面对着全场的知识分子代表，滔滔不绝，眉飞色舞地讲了据说五六个小时有关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必要性的报告。说句实在话，当时哪怕是在场的听众，其实很多人也没有太把周恩来的发言当回事，可能只是感叹周总理的体力实在是不错，能口若悬河讲这么久都不带休息的。然而，不久之后，他们就要知道自己将面对的是怎样一场惊涛骇浪了。
两个月后，另一场原本只是着眼于增产节约的运动，意外地发展成一场大张旗鼓的旨在打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两场运动相结合在北京各高校所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北京市委在教育部和团中央的配合下，直接委派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蒋南翔任组长，北京市团市委副书记张大中任副组长，率工作组分别进驻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以开展三反斗争为名，着手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洗的试点工作。
按照既定的部署，由张大中所率的工作组进驻燕京大学，马上就成立了校节约检查委员会（以下简称”校节检委”），接管了学校的领导权。紧接着，工作组双管齐下，一面对学校里所有掌管钱财的部门和人，查”贪污”、打”老虎”；一面把矛头指向全体教师，特别是各级主任、校长，要求人人下水”洗澡”，检讨资产阶级思想并交代政治历史问题。张大中下车伊始就明确告诫全校教职员工：燕京大学这次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全面揭发美国人在燕京大学做了什么坏事，自己在其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1952 年 1 月 24 日，校节检委召开了全校动员大会。随后，各院系运动正式展开。经过几天学习讨论后，学生中批判斗争的热情很快就被点燃了，一些教授已经开始主动检讨”认贼作父”，和变相帮助美国教师（”实为美帝国主义分子”）搜集和传递情报的”错误”了。为了有效分化燕京大学教师，实现争取进步，团结中间，打击反动的目的，工作组从入校开始，就首先在教授中建立起一支基本的依靠力量。其中多数都是 1948 年中共初来北平时被认为表现较好者。如 1949 年底被推举为北京市教育局局长，随后又被任命为燕大代理教务长的翁独健就是最主要的依靠对象之一，因为他早就在秘密帮助学生地下党组织了。其他如社会学系严景耀、雷洁琼夫妇，新闻系主任蒋荫恩，化学系主任蔡镏生，以及历史系教授侯仁之、中文系教授林庚等，也都成为了工作组用于领导各院系斗争的教师骨干。要在教师中展开揭发批判，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学生通常对教师有敬畏甚至是爱戴之心。教师之间除了传统文人”不为己甚”的道德约束外，燕大基督教大家庭的传统与观念，也使运动开始时学生及青年教师对教授放不开斗争的手脚。面对这种情况，1952 年 2 月 1 日，由代理教务长翁独健出面，专门召集全校讲师、助教开会，要求他们打破”恩师观点”，宣称”包括对陆校长提意见，即使批评尖锐，也不是打击”。下午，再开全校职工大会，蒋荫恩出面动员，要求大家要敢于深挖燕大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老根。晚上，团委书记阮铭则召集留校同学大会，进一步公开号召学生们勇敢揭发校内一切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事实，大胆和自己的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限，不仅要敢于检举有违法行为的父母，而且要敢于揭发有资产阶级思想的老师。3 日，学校党团召集学生开会，更直接点名要对心理学系主任沈乃璋和历史系教授聂崇歧、阎简弼等展开揭批，并具体部署了揭批的办法。
已经被共产党内定为团结对象，依靠对象的人员，自然很好过关，基本上也都是走个过场，搞一次演出罢了，然而，对于那些被列为团结对象，但成分上又被划为中间派的教员们来说，日子就不是那么好过了。阎简弼被人揭发”解放后在燕京经常散布反动言论，毒害青年”，如对抗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硬说爱是没有阶级性的，还宣扬党犯过的一些错误等。社会学系教授赵承信和数学系教授戴文赛均被人揭发敌我不分，向美国输送情报。赵承信就承认自己因想做国际学者，到处找材料写论文，与美国各基金会联系，给他们寄杂志并交换材料，”实质上是出卖材料，供给美帝国主义情报”。国文系副教授俞敏因为参加过国民党，又常与阎简弼等一起背后骂人，更是被预先布置好问题的学生反覆质问。义愤填膺的师生开起会来常常持续几个小时，连珠炮似的质问和批判使得这些教授心惊胆战，有人竟至当场痛哭以至下跪乞求宽恕。然而，他们多半都要经历两次以上这样的场面才能勉强过关。反覆受此刺激，其内心中难免会充满自卑感，甚至是罪恶感。一些人因此变得谨小慎微，一些人为改变形象或为避免被人指为消极，在随后的运动中又变得极为亢奋，几乎不可避免。
被列为斗争对象的少数教授的情况就更狼狈了。因为工作组早已内定名单，且安排好一切，总之就是”‘组织火力’大加鞭笞，并且总‘不满意’，多方刁难不予‘通过’”。如 1946 年曾经与十几位教授联名公开呼吁美国援助并斥责苏联的历史系教授齐思和与聂崇歧，就遭遇了他们人生最初的滑铁卢。尤其是聂崇歧，不仅历史上签过亲美反苏的公开信，而且因受陆志韦器重，1949 年一度得以出任教务长，常常因自信让人觉得盛气凌人。他被人揭发拉帮结派，组织”饭团”，每月进城聚餐一次，平时每一两星期也会在一起，骂这骂那。聂被迫深挖思想根源，承认自己宗派主义严重，待人尖刻，野心大，做事爱独断独行，但被组织好的听众并不接受，有人当场根据预先准备好的材料揭发称：”解放前聂先生出入剿总，给杜聿明办报，为什么这些不谈？”2 月 15 日，聂崇歧和同样深受陆志韦器重的沈乃璋更意外失去了人身自由，事因”阎简弼暴露沈、聂辱骂领袖，群情奋激。由学校常务委员会开会，将沈、聂二人先行隔离看管”起来了。
这种师生内部尤其是教师之间的揭发检举，前所未有地暴露了学校内部存在的”派系”问题。这种因教育背景、文化倾向、师承、教学和工作关系而产生的亲疏远近，原本在教师交往乃至感情沟通上并不构成明显的障碍，但当揭发或检举者出于政治目的，生吞活剥或摘章断句，不顾时间、地点及相关背景，而将涉及他人的某些言论甚至是玩笑话，或加油添醋地公布出来，或上纲上线加以定性，其在燕大人相互关系上造成的伤害之大，实在无以复加，无可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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