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青年挺藏会：达赖喇嘛二哥嘉乐敦珠其人其事（下）

作者: 华语青年挺藏会编辑

民族之声

不断奔走寻求国际支持

主持人：我还看到一个记载，就是 1959 年 3 月 10 号达赖喇嘛离开西藏，最终到达印度。同年 10 月 20 号到 21 号，在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联合国大会 1353 号决议，提到了要尊重西藏的人权、文化和宗教。我想这个决议和嘉乐敦珠先生在国际间的努力密切相关，是不是？

周美里：对，确实是这样。除了在印度的工作之外，他当时也在国际间穿梭，寻求支持，尤其是美国。欧洲方面，他也有非常行动，尤其是在日内瓦。嘉乐敦珠先生常常前往日内瓦。可以说，他在国际上不断奔走，寻求支持，特别是为了支持达赖喇嘛，因为当时很多人对西藏的情况并不了解。在这段时间里，他真的是四处奔波，不遗余力地寻找国际上的支持。

主持人：可以说，他是最早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努力者之一。

周美里：不能说只有他一个人这么做，但确实是他在引领这一努力，他带领了许多同事和支持者，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最重要的原因是作为达赖喇嘛的哥哥，这赋予了他特殊的代表性。所以在做这些事情时，大家对他的代表性不会产生质疑，这也是他需要承担这个责任、责无旁贷的地方。

在邓小平时代开启与中共对话

主持人：接下来，我们想请周美里女士谈谈，在中共改革开放之后，嘉乐敦珠先生所扮演的一个非常有趣的角色。1976 年文革结束后，当时他居住在香港，有朋友安排他与当时的中国实际领导人邓小平会面。嘉乐敦珠在征求达赖喇嘛的同意后，得到了达赖喇嘛的鼓励，于是接受了这次会面邀请。后来，他于 1979 年 8 月 2 日组织了一个五人代表团前往北京访问。这也开启了西藏流亡政府与北京当局的正式会谈，而这一会谈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您怎么看待这一段历史呢？

周美里：这其实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早在 1950 年左右，嘉乐敦珠先生就已经希望能与中共建立联系。他认为，如果不与中共进行谈判，那是不行的，因为中共在西藏的占领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即使在流亡之后，他也没有放弃这一想法。他始终认为，必须与中共建立一个沟通的渠道。这也是他为什么一直居住在香港的原因之一。大家可能知道，香港当时还是英属地，环境相对自由。但同时，那里也有很多国民党势力，而中共方面则以“新华社”（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为主——新华社相当于中共在香港的代表机构。所以，他选择留在香港，希望通过这些渠道与中共接触。

这一系列尝试最终得以实现，主要是因为邓小平开启了改革开放政策。文革结束后，邓小平调整了中国的整体政策，推动了这场变化。

邓小平推行开放政策后，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不仅涉及西藏，也与台湾有关。他派人去与台湾接触，同时也与嘉乐敦珠接触。邓小平的立场很明确，表示“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

对西藏人民来说，西藏已经被中国控制，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去谈判。但台湾的情况不同，国民党并未失去政权，因此他们并不接受中共的提议。然而，这正是嘉乐敦珠一直希望推动的事情，于是他开始了与中共政府的谈判。当然，这谈判严格来说并不是真正的谈判，因为第一回合他是以达赖喇嘛代表的身份前往，而第二回合則是西藏流亡政府正式代表，两者有所不同。

在接下来的十年间，他大约去了十几次，几乎每年都去一次或两次。这其中也涉及台湾，情况十分有趣。邓小平当时不断通过各种渠道向国民党传递信息，希望与他们谈判。而蒋经国的“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实际上也是对中共的隔空回应。这些话表面上是对台湾人民说的，实际上却是直接对中共喊话的。

嘉乐敦珠在这期间也曾充当过传话人，因为他与蒋家关系密切，中共方面希望他能作为桥梁去接触国民党。他当时也确实去过台湾，与陈立夫等老一辈国民党人士有所往来，可见他的角色颇为特殊。

然而，经过十年的谈判，最终的结果其实是“agree to not agree”——也就是说，看似什么都同意，但实际上什么都没真正达成。这其实是中共的一种策略，他们不断与对方保持接触，营造一种友好的假象，但始终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承诺。甚至，嘉乐敦珠虽然谈判了十年，从未被中共允许回到拉萨，而西藏谈判代表们也从未能返回拉萨。

中共的十一世班禅喇嘛认定诡局与境内外藏人的团结

主持人：我们之前听说过一个故事，就是当时在藏区，听说达赖喇嘛的代表要回来，所有的图博人都欢天喜地地迎接，结果却落空了，对吧？所以我想，藏人这样的反应，或许也让中共政权感到震惊吧？

周美里：对，没错，确实是这样。他们本来就是达赖喇嘛的代表团，访问了多个地方。当时这些代表团的成员都还很年轻，回忆起那段历史，真的让人感慨。

他们一路上遇到的都是成千上万的藏人，而每一个藏人家庭几乎都经历过破碎的苦难。正是因为藏人如此强烈的反应，当代表团快要抵达拉萨外围时，中共决定禁止他们继续前进，不让他们进入拉萨。而每次嘉乐敦珠提出想回拉萨，中共总是以“这是为了你们的安全”为理由拒绝。

主持人：所以这一段等于也是中共统战过程中的一部分，对吧？

周美里：从某种角度来说，中共确实是维持了一条沟通的管道，但这条沟通渠道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畅。比如说，十一世班禅喇嘛的认定过程，虽然在理论上是通过双方沟通进行的，而且当时的氛围似乎还算不错。但十世班禅喇嘛圆寂后，中共最初同意让双方共同认定，并承认这是一个宗教事务，所以他们也希望达赖喇嘛能参与寻找。达赖喇嘛派人去了，也进行了一些工作。然而，当达赖喇嘛最终正式宣布认定结果后，中共立刻翻脸，宣布另行认定一个班禅喇嘛。换句话说，中共的态度是：“只有我能宣布，你达赖喇嘛不能。”

那达赖喇嘛的看法当然是，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喇嘛，喇嘛的事由他来宣布再正常不过。这最终导致了一个至今难以弥补的遗憾，大家都知道，从那时起十一世班禅喇嘛下落不明。

但过去十几年里，他们的沟通确实取得了很多重大的突破，解决了许多关键问题。一个很重要的成果就是，过去他们之间有很深的隔阂，而通过沟通，边境开放了，藏人家庭终于能够互相联系。

几乎持续了 20 年的隔阂，在边境开放后，至少让家人们有了团聚的机会。外面的人了解了里面发生的事情后，感到非常震惊。确实是这样——他们听到后，简直不敢相信，“原来西藏发生了这么多惨绝人寰的事情。”这些信息一旦传出，很多事也就曝光了，因此我们在自由世界里才能知道更多关于西藏的真相。这一切正是在那个时刻发生的。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对于很多西藏干部、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里的藏人干部，或是中共西藏自治区的藏人干部来说，在嘉乐敦珠访问团进入后与外界也有了更多的互动，建立了很深的联系。可以肯定的是，这对藏人团结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比如，阿沛•阿旺晋美，他是在十七点协议上签字的人，还有很多在北京的藏人干部，最重要的包括班禅喇嘛。

访问团与班禅喇嘛的互动，增强了对藏人团结的信心，因为他们发现，所有的藏人，包括班禅喇嘛，都对达赖喇嘛怀有深厚的忠诚与尊敬。他们有许多机会与班禅喇嘛交流，班禅喇嘛也向他们传递了很多中共内部的消息。因为这些藏人干部会主动提供许多关于中共内部的情报。大家后来认识到，这对于藏人的团结至关重要。否则，隔阂这么久，大家之间肯定会产生疑虑。比如，阿沛在当时被不少藏人认为是背叛者，但后来他们意识到，应当为他平反，而且无可置疑的是，他们对他的忠诚完全没有怀疑。

我觉得，这对境内外藏人团结的确迈出了相当重要的一步。

主持人：对，对，我们可以理解，整个西藏民族，在达赖喇嘛的领导下，在佛法的熏陶下，能够互相理解、互相接纳，并在佛法中团结一心。我觉得这展现了非常了不起的胸襟和智慧。

同时也可以看到，即使在中共如此残暴的统治下，西藏人和整个西藏民族依然能够延续着自己的文化和信仰。他们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展现出了新的生命力。我觉得这一点，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独特之处。

建立西藏难民自助中心

主持人：周女士，我们看到一份资料，嘉乐敦珠先生在 1990 年代初期，曾担任西藏流亡政府的“格伦赤巴”，也就是相当于司政或总理的角色。我们也知道，特别是嘉乐敦珠先生的夫人朱丹女士，建立了西藏难民自助中心。因此，我觉得无论是在政府还是民间，在印度的流亡社会，嘉乐敦珠先生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吧？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段他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吗？

周美里：我想对他来说，当然这也是时代的因缘际会。原本大家可能觉得，达赖喇嘛的家族本是一个特权阶级，拥有荣耀的身份，但也就仅限于此。然而，恰好在西藏面临如此巨大动荡的时代，达赖喇嘛的家族发挥了他们应尽的责任，支持达赖喇嘛，也支持整个西藏政府，这是他们责无旁贷的任务。

从他十几岁离开家乡，到二十几岁就开始在国际间奔走，不断努力，甚至后来到了达兰萨拉时，西藏流亡政府刚刚建立，真的是筚路蓝缕、从零开始，一无所有。谁能承担起这样的责任呢？当然毋庸置疑，达赖喇嘛的家族必须承担起这一切。

我觉得他们对西藏的忠诚，对达赖喇嘛的忠诚，正是在这种精神下，开启了各种事业。他的姐姐和妹妹们，也全心投入到西藏流亡社会的建设，比如他的姐姐从零开始建立了西藏儿童村，而他的妹妹也接着做。而西藏难民自助中心，就是由嘉乐敦珠先生创办的。

可以想象，当时的流亡政府是多么艰难，真的是从零开始。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这是极大的荣耀，也正是因为如此，达赖喇嘛亲自为他主持了追悼法会。我想，如果他只是单纯作为达赖喇嘛的哥哥，达赖喇嘛未必会这样做。达赖喇嘛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嘉乐敦珠先生一生毫无保留地为西藏政府、为达赖喇嘛而奋斗奉献。

他几乎没有自己的家庭生活，直到晚年才回到噶伦堡的家中安享晚年。但回望他的一生，他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奋斗，令人敬佩。他的奋斗精神和毅力，确实是让人感动。

很多时候我也想，他年纪这么大，做事确实很辛苦。但即便如此，他依然奔走全球，尤其是在印度，面对艰苦的物质条件，依然任劳任怨地奋斗。

所以，我觉得非常感动的是，达赖喇嘛曾说，希望嘉乐敦珠下一世还能转生为藏人，继续为藏人的事业奋斗。

伟大的汉人女性：嘉乐敦珠的夫人朱丹女士

主持人：我想最后一点时间，能不能请周美里女士谈一谈，嘉乐敦珠先生的夫人朱丹女士，这位汉人，这位将军的女儿。我看到资料上说，她的父亲是在 1948 年去世的，而她和嘉乐敦珠先生是在 1948 年结婚的。我理解这应该不是一场政治婚姻，应该是两个人自己相识和相爱。我觉得朱丹女士一直陪着嘉乐敦珠先生，特别是在印度这么艰难的环境下，她还建立了西藏难民自助中心，为流亡藏人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我觉得她的贡献非常了不起。能否请您谈一谈她呢？

周美里：好，虽然我没有见过她，但她真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女性。就像您说的，她是在南京和嘉乐敦珠相识的，而且她年纪比嘉乐敦珠大，所以我可以肯定，这一定是一个自由恋爱的结果。他们结婚没多久，时局变得非常紧张，她就跟着嘉乐敦珠一起离开了中国，到了印度。到了印度后，环境非常艰苦，而嘉乐敦珠当时计划从印度回拉萨。

我刚刚讲过嘉乐敦珠那时急着要回拉萨，但那个时候朱丹女士没有跟回去，因为她是汉人，西藏政府反对他们的婚姻，所以嘉乐敦珠就一个人回去。那时她独自留在印度，一直留在大吉岭和噶伦堡这两个地方。后来，开始有藏人难民逃出来之后，她就开始在印度成立西藏难民自助中心，一直不断的在接纳当时出来的难民。所以她真的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女性。

我觉得更值得一说的是，后来嘉乐敦珠有机会回中国。大家也知道，中国人的习俗很注重祖坟。当时共产党通过嘉乐敦珠向朱丹女士传话，说“您太太的这个祖坟我们现在都帮她修好了”，这是共产党一个很重要的统战手段，然后要请她来回来去看祖坟，这个是很多中国人都会想的。我不知道是否很多人会去看，但是朱丹女士拒绝了，说这个家乡已经不再是她心目中的家乡，她觉得风云变色，不愿意再回去了，因此果断拒绝了。所以嘉乐敦珠十几次回去中国，她都没有回去，说她这辈子都不要再踏上中国的土地。

此外，我觉得她真的是一位非常能干的女性。

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大家常年都在外面奔波，而她在大吉岭把这个难民中心做得非常好，而且我觉得她非常有远见。她给这个中心命名为“难民自助中心”，一开始就明确表示藏人不能永远依赖外界的接济或者捐赠。因为当时，许多国际机构都在捐助他们。但朱丹女士早就有了这样的远见，她意识到他们必须有自给自足的能力。所以，她提出要建立一个自助中心。于是他们在大吉岭开设了西藏地毯工厂等项目。虽然如今这个中心的人少了很多，大家甚至开玩笑说它差不多成了“养老院”，因为留下来的大多是老年人，年轻人可以自由离开，但它依然是大吉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光景点。

真的可以看出，他们当时是多么艰难地走过来的。我觉得朱丹女士真的是非常值得尊敬的，她不仅非常有远见，而且做了很多事情。作为一位汉人女性，她为藏人做了这么多贡献。通过这些故事，我们可以看到汉藏之间有许多感人的故事。其实，两个民族完全可以和谐相处，互相理解。

主持人：是啊，特别是我们都信仰佛法，西藏的佛教又是如此兴盛，他们在教义和修证方面的理解，真的是远远超越了汉人很多很多。特别是在佛教这个领域，西藏真的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包括达赖喇嘛本身，还有他的哥哥，他们在不同的身份和角色下，面对民族的苦难时，完全没有选择逃避，而是全心全意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奔走。这种忠诚，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感动。

协助达赖喇嘛的幕后操盘手

主持人：我看到一篇报道，是这样评论的：嘉乐敦珠曾经担任过藏人行政中央的首席部长、安全部长等职务，达赖喇嘛与嘉乐敦珠共同定义了一个西藏的政治时代。全球各地号召关注西藏的，往往是达赖喇嘛，而嘉乐敦珠的角色更像是避开公众目光的幕后操盘手。即使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嘉乐敦珠依然没有放弃追求西藏独立自治的希望。报道中提到，嘉乐敦珠先生的成就就是他与达赖喇嘛两人在互相配合下所扮演的角色。您认为这种说法准确吗？您怎么看？

周美里：我想大致上来说，是可以这么说的，因为在那个时期，他们的政治角色是无可替代的。就像您说的，嘉乐敦珠完全无私，始终是为西藏的福祉、为西藏人民的福祉、为国家的利益奉献。他们从未抱怨过，一直是勇往直前，不断地想方设法。记得晚年的时候，我和他谈过，他对我说，他曾对中共的官员说，中共实施了很多压迫西藏的政策，尤其是在最近二十年的政策和作为确实是非常倒退。

他对中共的官员说：“你们要么就把 600 万藏人全杀光，要么我们就会像中国话说的那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他说，藏人不会消失，对自由的追求也永远不会停止。我觉得这句话代表了他们的精神，永远不停止，不屈不挠。

至于达赖喇嘛，虽然他是嘉乐敦珠他们的亲人，但他们从不把他当成家人。尽管达赖喇嘛在血缘上是家人，甚至是他的弟弟，但他们始终认为达赖喇嘛是领袖，无论是宗教领袖还是政治领袖。他们对达赖喇嘛的尊重是无可替代的。

主持人：嗯，这些都让人非常感动。一个如此伟大的宗教领袖，和如此忠诚的追随者，这种关系对我们汉人来说真的非常难以理解。

周美里：这真的确实让人难以理解。

望向故土家乡的房子

主持人：嘉乐敦珠先生高龄去世，他是住在大吉岭附近吗？

周美里：他是在噶伦堡。晚年的这二十年，他一直住在那里。那地方也是他们到印度后自己建的，虽然大吉岭是他们刚到时买的，但噶伦堡是特地找人建的。选这块地也很有意义，它位于一个小山丘上，从他们家望过去就是西藏，正对着自己的家乡。虽然他晚年已经年纪大了，身体也没什么大病痛，但他一直是安详地度过那些年。

主持人：所以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福的人。我看到一个记载，达赖喇嘛刚离开西藏时，最早的落脚点就是嘉乐敦珠他们家吗？

周美里：是的，达赖喇嘛曾住过那里。其实，很有意思的是，那个西藏难民自助中心，也有很多神秘的缘分。你刚才提到的那个自助中心，实际上是十三世达赖喇嘛曾经到过的地方。十三世达赖喇嘛当年逃离拉萨，就是从北边的某个地方，可能是蒙古一带的威胁下逃出来的，他一路往南逃，最终到达了大吉岭。他曾短暂住在那里，并且说过自己会再回来。

主持人：这真的是一个让人感动的故事。

周美里：对，而且很神奇的是，刚才提到嘉乐敦珠夫人朱丹女士，她当时选那块地也是很有缘分的。那块地本来没什么用途，当时有人说你们可以买下来，结果后来发现，原来十三世达赖喇嘛曾经住过那里。之后，十四世达赖喇嘛也去过。所以他们在那片地方建了一个小小的佛塔，是为了纪念达赖喇嘛的圣座。达赖喇嘛也在那留下过影像。此外，他在噶伦堡的家，达赖喇嘛也去过很多次，因为达赖喇嘛的母亲和妹妹，甚至是弟弟，都曾和嘉乐敦珠一家住在一起。当时他们一家人也算是流亡的，因为嘉乐敦珠很早就到印度来，所以就有了自己的家，达赖喇嘛的母亲、妹妹和弟弟就都和他住在一起。

主持人：对对对，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嘉乐敦珠在家族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也代表着西藏流亡政府的意义。他真的是一个对家族、对整个西藏民族都非常重要的人，我认为他的伟大功绩应该被世人更多了解。非常感谢周美里女士为我们做出如此清晰的介绍。

最后，我们以藏传佛教最盛行的六字大明咒作为今天节目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