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霜：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上）
也许所有在中国长大的人都会听过中共的一首宣传歌曲，叫《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颂红军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爱护群众，然而，历史上真实的情况真是这样的吗？实际上，中共官方的历史学家何干之就有过记载，“军队中打骂群众、打骂向导、打骂运输队，甚至将向导杀掉，完全保留了军阀的作风。特别是在反围剿战争中，烧老百姓的房子，抢老百姓的粮食，尤其是红军退出川陕时，张国焘命令三个团在后面掩护撤退，然后把老百姓的房子烧掉，从千佛山到威州 170 多里的民房几乎都烧光了，造成人民群众对红军的极大不满。”川陕根据地本来是一块天然的养兵、用兵之地，“土地肥沃，一年四季长东西，山里的飞禽走兽不少，解决部队的吃穿问题，比较好办。” 但是，四方面军在那里呆了不到两年就被迫撤出，其原因不仅在于国民党发动的围剿，更重要的原因出在红军自己身上，是爱民如子，军民鱼水一家亲的红军自己把根据地搞得“民穷财尽”。中共高级将领，十大元帅之一的徐向前就在他的回忆录里承认，根据地搞成这个样子，主要是所谓“左的政策所导致的…在川陕根据地，当过保长的，认定是地主、富农的都要杀掉，还要强行把中农划成地主，还要把所有小店主都当成资本家打倒，实行无条件的剥夺，“搞得根据地商业凋敝，连日用生活物资都很难买到。”
有人将红军的这种政策总结为“竭泽而渔”，最终产生的后果就是根据地“要粮没粮，要衣没衣，要兵员补充没有兵员补充。”农村开会，来的人基本都是妇女，因为男性都被征兵当红军去了。红军是长了腿的，吃光了一个地方，耗光了一个地方可以脚底抹油跑到别的地方去生存发展，但是川陕的农民怎么办呢？川北还是肥沃之地，两年的时间就被四方面军的红军搞成这个样子，那么在比较贫穷的江西中央苏区，情况到底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按照中共官方的历史，1927 年国民党镇压中共之后，中共发起武装暴动，攻打城市失败，遁入山区和乡村。在国民党诸派系内斗的缝隙中，作为“国中之国”的苏维埃不但发展壮大，以瑞金为首都的中央苏区甚至连续击败国民党的四次围剿，直到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惨败、中央苏区全部丧失，残存部分被迫突围，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实际上，历史的真相远远没有这样简单。原社科院研究员，现在北京大学担任历史学教授的中国学者黄道炫就在《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一书当中，力图恢复历史的真相，为我们揭开了中央苏区的秘密。
这本书中所讲述的内容，推翻了以往的许多定论、共识和党内的所谓“决议”，更不用说是那些进入历史教科书当中的说法了。例如，按照共产党官方的说法，当初挑选江西作为中央苏区，是因为那里贫富悬殊巨大、阶级矛盾尖锐。但事实却是，那些地方的民众衣食无忧且相安无事，与其说民众本身具有“革命”的欲望，不如说他们是“被革命”的试验品。再比如，毛泽东将战场失利归咎于德国顾问李德和留苏归国的博古的“路线错误”，然而，即便毛未被剥夺指挥权，亲自部署、亲自上阵指挥，也是没办法扭转战局的。又比如，中共党史将红军成功突围描述成毛泽东的伟大功劳，说毛主席神机妙算，用兵如神，但实际上的情况则是，红军之所以有“长征”的可能，是因为蒋介石故意“放水”；而蒋介石故意放水，不是因为他对红军怀有慈悲之心，而是企图让红军与西南军阀两败俱伤，然后中央军乘虚而入、坐收渔翁之利。
我认为首先应该向读者介绍一下中央苏区的土地问题。中共所谓的土地革命，它的这个前提就是建立在认为中国农村的土地分配不均，产生了大量没有自己土地的佃农，只能被穷凶极恶的地主们剥削，因此才有革命的动力，但是，中央苏区所在的赣南、闽西并非赤贫之地，江西也历来都是粮食输出的大省，大多数县“历年粮食都达到有余”。1928、1929 这两年年全省输出大米分别达到 169 万、133 万担。至于土地问题，实际上也远没有后来宣传的那么严重，中共自己的报告中就对井冈山根据地中心宁冈有过这样的描述：“宁冈出米，每收获一年可够两年之吃，以是农民都家给人足……农民在红军未来之前…颇觉安居乐业，有天下太平的气象”。尽管称不上富庶，但在没有遭遇大的自然灾害或者人为灾害时，赣南、闽西地区的农民维持基本生存实际上是没多大困难的，
我们都知道毛泽东的那句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其实，革命最关键的问题恰恰正是吃饭问题。中共在宣传当中长期以来的说法似乎都是“越穷越革命”，从历史的角度看，当然不能说是全错，只是这里的穷，是相对于上海、江淮而言的，如果真要是越穷越革命，那么为什么没有一个大凉山革命根据地、罗布泊革命根据地呢？另外一方的国民党对江西的情况就有着自己的分析，例如长期参与指挥剿共的十八军军长陈诚就说过，共军这么庞大的军队，最困难的问题就是补给，尤其是建立了固定的根据地之后，就丧失了流窜的机动力，必须通过当地进行补给，那么如果当地是贫瘠的地方，自然就无法供应，而如果是太富饶的人口密集地带，又都被国军重兵把守，共军打不下来，但是这里正好就有一个陈诚称为“富而不庶” 的赣南，既处于国民党控制区的边界，又有着相当不少的资源可以供给军队，共产党当然会选择到这里建立根据地了。
除此之外，福建、江西两省地主、富农占有土地的比例在全国并不算高。目前中共官方的历史学者所提出的比例是地主和富农平均占有了 50% 的土地，但是许多学者的研究也都指出这个数字当中有很大的水分，根本到不了这个程度。不过，假如我们采纳这个 50% 的官方数据，那么中共的历史就变得尴尬了起来，因为同样也是根据中共自己 1933 年在福建上航的调查，在这个县当中，地主占 3.6%，占地 30.5%；自耕农占 5.3%，占地 5.4%；自耕兼租种农户占 88.4%，占地 64.1%；佃农占 2.7%。而 1943 年福建龙岩的调查也显示，自耕农、半自耕农占 66.62%，佃农占 33.38%。
这一张统计图片上所显示的结论就更明显了，我们可以看出，地主占有土地的比例尽管与其人口占比不相称（否则也就不成地主了），但总比例其实并不是很高，主要还是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占据土地的多数。
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粮食也够吃，土地集中程度也算不上高，农民为什么要革命呢？或者反过来说，既然粮食相对充裕，土地集中程度低，其实农民能够从地主、富农那里获得的土地就很有限，并且革命就意味着打仗，战争就要有额外的负担，农民真正得到的好处就更小了。国民党方面的调查报告就谈道：“赤匪以其威力强暴胁迫分配土地于农民，而农民并未得到增加生产与收益之实际利益。中共党员，《申报》记者陈赓雅在实地考察之后也指出，他采访的农民表示，分田当然是好的，生活也确实比以前要改善，但是因有兵役及战时经济统制，义务公债承债的负担，“一则致种田机会减少，一则使经济负担较大，结果殊与愿望相反。”
既然农民没有真正获得多少实际的好处，而共产党大张旗鼓的在土地已经较为分散的地区搞分田，似乎也不能从单纯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角度去解释，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最终又带来了什么影响呢？实际上原因很简单：为了打破农村既有的权力关系，为了将共产党的党权、政权打入基层，为了改造原有的社会，进一步动员群众为共产党卖命。当时很多记述都提到，农民作为被“发动”的革命者，其阶级意识和自觉的阶级对立是在中共领导的革命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中共革命的第一步，往往是和农民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的减租、废除债务、抗捐等，这些当然使大部分农民受益，农民首先尝到了“革命的甜头”。从赣南、闽西的情况看，开始一般经常以分谷子作为号召，中共各级领导机关也都注意到：“大多数贫民对粮食要求非常迫切，所以分谷子这个口号能发动千千万万的广大群众起来”， “群众说，只要分得十斤粮，死了一千人都值得”。所以中共宣传部门特别强调：“在分田之前必须要散发财物——豪绅地主、反动派的衣物、谷子、米、猪肉、用具等杂物分发给群众，以启发群众斗争，加深群众对分田的要求与认识。”在满足农民经济利益、取得农民信任后，进一步将革命推向深入就顺理成章：“穷人都分到了东西，心想：‘这回不干也得罪人了，反正好人也装不成了，干吧！’这才和地主撕破脸干起来了。”
这句“不干也得罪人了，好人装不成了，干吧！”说出了实情。农民手上沾了血，杀了人，拿走了原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等于是给共产党纳了投名状，只能一条心跟共产党走到黑，因为现在他个人的利益乃至生死，跟共产党革命的成功与否挂上了钩。
然而，水牛、家禽、生产工具、粮食这些东西都是一次性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分光之后就没得分了，土地也是一样的，只能越分越小，不可能越分越大，并且仅仅靠平分土地也很难实现增产增收。也就是说，资源是有限的，但是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红军的扩编，以及大量脱产干部的出现，中共对资源的汲取必然也要成比例的上升，而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应该是可想而知的。而这将会是本文下一部分所要讨论的内容，也就是中央苏区的“竭泽而渔”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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